不能再等了。
自從發生心源性休克，俊俊（化名）靠體外膜肺氧合（下稱ECMO）輔助心肺功能，撐過了11天。他患有擴張型心肌病（下稱擴心病），按照一般定義，這是一種“以左心室或雙心室擴大和收縮功能障礙為主要特徵”的心臟疾病，病程發展到終末期會導致心力衰竭。在網絡百科上，其平均發病年齡是40歲，而雙心室擴大的俊俊，當時只有7歲。
“原來是準備做心臟移植的，但小孩子的供心難等，上ECMO接近12天了，仍然等不到心臟……”董念國知道，再等下去，一旦出現各種併發癥，俊俊可能會錯失接受手術的機會。徵得患者家屬同意，他決定帶領團隊，為俊俊植入自主研發的“兒童用磁懸浮雙心室輔助裝置”，用通俗的話説，這是一顆大小、重量更適合孩子的人工心。
小心臟
董念國，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主任。去年3月，他見到了從山東聊城隨父母輾轉來到武漢求醫的俊俊。
俊俊的情況有多急迫？
收治入院時，孩子的心衰症狀已經嚴重到出現了呼吸困難。董念國回憶説：“我們調整了十幾天，最後藥物治療無效了，有一天就發生了心源性休克，緊急上ECMO來支持他的心臟。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心臟功能很差，也引起了腎功能衰竭……”病情發展到這個階段，心臟移植是最後的選擇，也是終末期心衰的標準治療方案。
問題是孩子太小，供心難等。
全球範圍內，每年實施的兒童心臟移植手術數量僅600例左右，供體稀缺是世界性難題。有數據顯示，我國每年估測約40000例患兒因心衰住院治療，其中7%-10%亟需心臟移植。而據董念國介紹，國內兒童心臟移植的供需比大概僅為1：50——供體本就稀缺，還會遇到供體與受體大小不匹配等限制，“像低體重、O型血的患兒，供心更難等”。
一般來説，靠ECMO維持，最長不能超過2周。為了最大程度給患兒爭取生機，董念國帶領團隊打過很多場硬仗，曾將一枚成人捐獻的心臟，成功移植到4歲心衰患兒的小小胸膛中。“大供心移植小受體”的技術突破，提升了兒童心臟移植的供心適配範圍，但即便如此，國內心衰患兒在移植等待期的病死率仍達40%。
“很多小孩子因為等不到這顆心臟，就走了。”採訪中，董念國反復向記者提起這令人心碎的臨床現實。
這位從醫近40年的心外科主任一直用實際行動“縫補心碎”。自2021年起，董念國帶着團隊人員一起，根據臨床需求，着手研發針對低齡低體重患兒的磁懸浮心室輔助裝置，也就是兒童專用的第三代“人工心”。
如果用“極簡”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的心臟就是胸膛中的一台“血泵”：收縮、舒張，循環往復，不停搏動，將生命的“燃料”，輸送到全身。而人工心則是一種“機械血泵”，目前已經發展到第三代——主要依靠磁懸浮等技術的左心室輔助裝置（LVAD）。它能在電池帶動下，通過裝置內葉輪的高速轉動，暫時代替患者無力收縮的生物心臟，維持血液循環。之所以説“暫時”，是因為在當前的醫療技術水平下，植入人工心主要還是心臟移植的橋接治療手段——為終末期心衰患者爭取更多的時間來等待合適的供心，接受移植手術。
ECMO能為患者贏得的生機以天計，人工心則可以將時間拉長到以年計。
“研發兒童版人工心，絕不是將成人版簡單縮小，而是要為稚嫩身軀定制專屬‘生命引擎’。”患有擴心病的兒童和成人“心臟的擴大程度，以及心內的一些結構都不完全一樣，不是説把成人的人工心等比例縮小就能給孩子用了”。董念國告訴記者，體重在50到80公斤左右的成年人，心臟大小差距不大，因此面向成人患者的人工心更容易找到一個普適的“均碼”。兒童患者就不一樣了，儘管患病後都是心臟擴大，“但半歲、一歲的小孩子，和10歲、11歲的孩子，他們的心臟差距是很大的，想找到一個‘通用型號’不容易”。
這些年，為了“磨”出一顆符合要求的兒童專用人工心，醫療和研發團隊齊心協力想了許多辦法，攻克了道道難關。
一般來説，一個人的心臟和其拳頭的體積相近。對於心外科醫生來説，手術時的操作空間不過這“一拳”而已。再看看孩子的小肉手，就能想象要打開他們的心室腔，在心尖上安裝輔助設備的挑戰有多大。尺寸要小，重量要輕，還要盡可能適用於不同年齡段的小患者。
在這顆小小的兒童人工心內部，磁場結構從平行的改成了垂直的，走線方式則從垂直的改成了平行的。看似是兩個“反向”調整，目標卻是一致的——把泵體設計得更小，節省心內空間。
成人泵的出口和控制器的電纜線，呈90度角，“而經過設計改造，（血液）流出道和進入道就歸到了一個並線上，類似於家裏的網線，裏面一共有好幾股，但你看它外觀只有一條線。這能降低泵體對於兒童心腔的佔據，也就更加有利於小型化植入和功能的長久穩定”。醫院負責宣傳和醫學科普工作的王繼亮主任給記者打了個比方。最終，兒童磁懸浮心室輔助裝置的尺寸被鎖定在直徑2.9厘米——相當於一個礦泉水瓶蓋的大小。
泵體調小了，由其帶動的血液流量和流速也要跟着調。具體調多少？董念國説：“也不是簡單地把成人泵的流速減一半就行了，泵的體積或者厚度縮小了1毫米，其他地方都要作出相應的改變。”王繼亮又打了一個比方：“就像汽車配速一樣，小型車有小型車的配速標準，不能照着大車等比例縮小。兒童人工心的設計流速和流量，要‘量身定制’，根據孩子的特點進行專門的調校，以避免出現血液流速過快等問題。”
孩子的心室腔不光小，還更柔軟。研發中繞不開的另一大難題，是如何解決吸附問題。泵體的進血管周圍會形成負壓，“就像在一個材質很軟的杯子裏插進一根吸管，使勁一吸氣，杯子變癟，杯壁就被吸進去了”。王繼亮通俗地説，孩子的心臟並非靜置的水杯，“它是不斷跳動的，收縮的瞬間，心內組織離泵體更近”。如果無法化解負壓，被“吸進去”的就是瓣膜、腱索、乳頭肌等組織，受損的就是孩子的心腔結構，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後來就發明了一個專利技術，在泵頭上加一個壓力感受系統，一旦組織要被吸附到泵裏了，這個壓力系統就會把轉軸的速度減慢，把被吸附的組織彈回去。”董念國只用寥寥數語概括出最終的解決方案，省略了求解過程中一次次加班加點、開會研討、探索嘗試的艱辛。
大心臟
“萬里長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採訪中，董念國常常這樣説。攻克種種技術上的阻礙，研製出兒童型人工心，只是這一新型心室輔助設備投入臨床前的第一步。
“我們反復進行動物實驗，過程中又根據實驗結果對整個泵的設計作出改進，效果很好。”心臟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周誠在團隊裏主要負責人工心的臨床應用研究，在這一領域經驗豐富。但確定要通過人道救助渠道為俊俊植入“機械小心臟”的時候，周誠還是捏了一把汗。“雖然安全性比較有保證，也通過了我們醫院嚴格的倫理審查，但這畢竟是一個沒有上市的、處於探索階段的産品。”用他的話説，董念國決定給俊俊做這個手術，“其實還是頂着很大壓力和風險的”。
董念國坦誠地將這些風險告訴俊俊的父母。“給孩子裝這個新型心室輔助設備的必要性，它的利弊，産品及手術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都跟家屬説得清清楚楚。”沒有退路——無論是患兒家長還是醫護人員都知道，要給孩子“搶出”一線生機，風險必須得擔、手術必須得做。
得到俊俊爸媽完全的理解和信任，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則，2025年3月30日，董念國和團隊的醫護人員一起，穿好刷手服，走進手術室……
俊俊的心臟壁很薄。在無影燈下，董念國見過太多擴心病晚期患者心室變大、心肌變薄的心臟，“但成人的還是相對厚一點，這個孩子的薄得像紙一樣”。紙一樣薄、小拳頭一樣大，要在這樣一顆心臟的心尖上裝2個礦泉水瓶蓋大小的機械泵，“外科的難度就比較大”。
是的，這場手術要裝2個泵。在許多報道中，團隊着重介紹了兒童型心室輔助設備從無到有的突破，卻很少提及另一個技術難點——雙心室輔助裝置的植入。
此前，人工心的英文一般縮寫為LVAD，其中L代表的是Left——左邊。因為這種機械泵是裝在人體血液循環的“起點”左心室的。左心室受累，泵血無力，是擴心病患者的一般症狀，“同時伴有右心衰的患者在整個心衰病人中的比例很低，病情嚴重到需要雙心室輔助的更少”。周誠説，“像俊俊這個孩子，發病那麼早，醫學上稱作‘基因表型特別嚴重’，經常會累及整個心臟，也就是左右心室都需要輔助。”
董念國一直很關注全心衰患者的臨床需求。他似乎一直有個樸素的“執念”：就算患者人數再少，也不能無計可施、“無心可用”。前幾年，他已經帶領團隊參與探索出適合成人的雙心室用人工心。而這一次為兒童患者研發“小心臟”，董念國也提前把全心衰孩子的情況考慮進去了。“俊俊這&手術，是第一次植入這種小的兒童型人工心，而且一上來就做的是左右心室的雙心輔助。”周誠告訴記者。
從左心室輔助到雙心輔助，並不是“多加一個泵”這麼簡單，它涉及血流動力學層面更精準的調控。人體左心室主要負責提供將血液泵向全身那一剎那的輸出動力，而右心室主要負責“接收”從全身回流到心房的靜脈血再將它們輸送至肺部，開啟肺循環。左右心室協調運動，才能維持整個循環系統的正常運轉。在左右心室各裝一個泵，這兩個泵的運轉也必須協調，輸出和回流要達到平衡。
“還拿汽車來説，一般的車都是前驅，四驅車少，因為四驅車的動力要分配到每個輪子，而且要進行動態分佈，它的技術難度就大。”王繼亮給記者解釋。
“你看這麼小的一個胸腔，本來放一個泵就不容易，又還增加一個泵……”做了這樣一場“難上加難”的手術，董念國並沒有借此強調自己的精湛醫術，只是用平靜又篤定的語氣説，“所以研發這個微型泵還是很有必要的”。
在同事們眼中，董念國是擁有一顆“大心臟”的人。“他的特點就是全力以赴。”周誠是團隊裏的“70後”，跟着董念國一起奮戰過許多從死神手裏“搶人”的硬仗，常常是旁人都覺得沒有希望了，而董念國“就是做到了，就是把人救回來了”。
對於這一場“搶回”俊俊的手術，董念國坦言：“緊張肯定是緊張。”最緊張的，是手術中一個心臟停跳的過程——ECMO被撤下，植入孩子“心尖”上的兩枚機械泵開始運轉，轉速逐漸加快，取代孩子的左右心室，實現血液的泵出和回流。
包括成人的人工心移植在內，很多手術都要經過這個關鍵過程，停跳時間大約是半個小時。而俊俊的手術中，董念國團隊將這個環節的用時縮短到“大約二十幾分鐘，還是挺快的”。董念國回憶：“因為他這個衰竭的心臟本來功能就差，如果停跳時間長了，術後恢復會很困難，所以停的時間短一點，心肌保護效果更好，後面就恢復得快一些。”
在以往的手術中，患者挨過心臟停跳這一關，“天然心”和“人工心”兩個系統完成轉換對接，董念國會稍稍踏實一點，但這一次，因為孩子後期恢復階段的種種不確定性，他沒敢松一口氣，還是那句話，“萬里長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董念國説，“後面的‘征途’就是怎麼樣恢復病人的肝功能、腎功能……”
後面的征途不好走。儘管俊俊體內“人工心”的運轉比較穩定，但周誠還是一直為這個孩子捏着一把汗。“末期心衰的病人，不是單純的心臟有問題，很多器官都受累，換個人工心，不代表身體其他器官的問題都解決了。”周誠説。術後，除了本就因疾病折磨而受損的肝腎功能，俊俊還出現了胃腸道感染，一度“吃什麼吐什麼”，孩子狀態不好，整個人看起來很虛弱。周誠回憶，那段時間，不只董念國和科裏的醫生關注俊俊的康復情況，“基本上是各個科室會診，經常開會，大家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就這樣，董念國和同事們一起，陪着俊俊關關難過關關過。“開始時孩子的肝功能不行，後來好轉了；原來需要血透，現在不需要了；肺功能、呼吸功能也恢復了。孩子手術前一直在吃大量的激素，現在激素的量也慢慢減下來了……”董念國用一種“審慎樂觀”的語氣，細數着小患者的好轉和進步。
即便緊張依然拼盡全力，就算知道前方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艱難，還是毅然走出那一步——周誠説，心外科醫生都需要這樣審慎樂觀的“大心臟”。
中國心
董念國是個很難定義的人。在手術&上是妥妥的“大心臟”，接受採訪時卻常常露出帶些靦腆的笑容；俊俊的病程、身體指標、逐漸恢復的細節，他記得清清楚楚，但談及手術和治療之外的事、他本人的事，他又帶着靦腆的神色，回應變得簡單。
就是這樣一個不擅長在鏡頭前表達自己的人，卻在2021年兒童節前一天，通過地方衛視，面向全國觀眾進行了一場心臟移植手術直播，為一位心臟衰竭的疑難先心病患兒，植入了一顆健康跳動的心臟。哪怕醫術再精湛、經驗再豐富，只要上手術，就意味着未知的風險，誰也沒有辦法拍着胸脯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為什麼要在成千上萬雙眼睛的注視下，面對這樣的挑戰？
“也不是故意要直播，這就是做科普的一種形式。”這些年來，董念國和團隊一直在通過各種形式做科普，再忙也抽出時間去西藏、新疆，天南海北地做義診和講座。他的初衷很簡單，既要讓大家重視心臟疾病的預防，也想打破大眾的認知誤區。“得了病不要怕，不要輕易放棄，有些病可能過去沒法治，但現在不一樣了，醫學發展了，先心病也好、其他複雜的心臟疾病也好，很多都是可以治的，而且現在有醫保、有社會各方面的保障，治療是不用花太多的錢的。要對我們國家的醫療水平有信心。”
“我們國家”“中國”，這是會讓嚴謹低調的董念國提高音量、加重語氣的關鍵詞。無論是兒童“人工心”，還是雙心室輔助，因為攻堅難度大而需求相對小，在歐美國家並不是技術發展的主流方向；尤其是“人工小心臟”，要突破的技術關卡太多了。但董念國始終有一個信念，歐美尚未突破的關卡，未必就能卡住我們，機械小心臟，為什麼就不能是一顆“中國心”呢？在攀登醫學高峰的路上，他不甘於做“跟跑者”。
這些年團隊在左心室輔助領域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如果要“求穩妥”，只專注於此，也無可厚非。但董念國“不是只埋頭做手術的人，他非常重視科研，帶着團隊去挑戰最前沿的技術，希望能突破更多的臨床痛點，幫患者解決問題”。周誠説：“醫生需要保持理性，但肯定也有自己的脾氣和個性，不然就不會冒風險去挑戰那種難度高、不確定性大的手術了。他心裏裝着一定要去救病人、去救一條生命的使命，才肯冒這個風險的。”在一次次挽救生命的過程中，董念國帶着團隊突破了許多“不可能”，創造了許多奇蹟。
現在德國、法國雙心輔助方面的學術會議，常主動邀請董念國去介紹經驗。董念國看重國際交流，也鼓勵團隊裏的年輕人走出去開闊眼界，學成後再回到國內，彌補短板，更好地服務國內的患者——這也是他自己的成長軌跡。他曾兩次出國深造，第一次早在1999年。
當時，他受原衞生部委派，遠赴瑞士蘇黎世大學進修一年。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和歐洲的心臟外科發展水平有不小的差距，董念國看在眼裏，心裏暗暗使勁，比當地醫學生更勤勉努力。一年的時間過得很快，蘇黎世大學一位頗有名望的主任想要留下董念國，以博士學位“誘惑”他，他答覆乾脆：“我在中國已經是博士了，不需要再多一個你們的博士學位，我要回去。”當年底，進修期一滿他就回國了，“一天也沒有多待”。
2005年，董念國又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院及費城兒童醫院做高級訪問學者。當時的他在國內已經是科室帶組組長，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那一次，他是帶着問題和思考出國的。因為在專業領域有想法有見地，手術又做得好，美國同行都很服他，醫院又一次遞出橄欖枝。而董念國依然毫不猶豫地作出選擇：“我肯定要回國。”他笑着回憶道，在國外，偶然有人問起他的名字“念國”是什麼意思，他答，“就是想念祖國的意思，我叫念國，所以我要回到祖國”。
可只是因為名字嗎？董念國説出內心的想法：“我總覺得你人在國外，不管平台多好，服務的終究是‘別人’，我還是想學好醫術回到祖國，服務我們自己的人民。”他平靜的語氣中，多了幾分鄭重。
董念國是“60後”，周誠是“70後”，他們的團隊裏還有“80後”“90後”。在“85後”團隊成員、董念國的學生王寅看來，董老師似乎從來不擔心“把人才派出去了回不來”——除了醫術，服務患者、服務人民的“中國心”也是這個特別能戰鬥的團隊始終不變的傳承。
有一年，護士長給董念國和他的團隊做了個“不完全統計”：當年全年，團隊做了100多例心臟移植手術，“85％都安排在夜裏或節假日”。如果不是護士長提及，董念國對這個比例渾然不覺——供心不等人，每一場移植手術都是和時間賽跑，無論何時“發令槍響”，都要立刻投入比賽，不會給醫務人員留出喘息騰挪的空間。
今年元旦當天，24小時之內，董念國帶領團隊完成了5&高難度的緊急手術——為患有複雜先心病的小夥進行心臟移植；給終末期心衰的古稀老人植入人工心，同時置換人工瓣膜；還救回了3位心臟主動脈突發“撕裂”的病人。醫院裏開電梯的阿姨，也曾在凌晨3點碰到剛剛下班的董念國……
這些紀錄——全球最高年齡（76歲）心臟移植、亞洲最小年齡最低體重（53天、3.9公斤）心臟移植、亞洲存活時間最長心肝聯合移植，原創全球首款細胞化瓣膜替代物，還有當時植入俊俊體內那顆創下全球體積最小、重量最輕紀錄的兒童用雙心室輔助裝置——都是董念國帶着團隊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中創造的。
董念國相信兩句話，一句是“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另一句是“所有這些紀錄，都不是想創造就能創造的，那是千錘百煉之後的水到渠成”。
2025年10月，俊俊出院3個月後又回到醫院復查，身體的各項指標均恢復得不錯。在俊俊之後，董念國又帶領團隊為2位小患者植入了兒童人工心，手術都比較成功，這讓他非常欣慰。
但“萬里長征”走到人工心這一步，依然沒有結束。人工心的使用壽命一般在10年左右——這就意味着，一些心衰末期的高齡患者，可能將在人工心的伴隨中度過余生。而對大多數病人來説，人工心能給他們更多的時間繼續等待合適的供心，然後接受移植手術，把身體裏的“機械泵”換回“天然泵”。
還有一種最理想也最難得的情況，就是在“人工心”的輔助下，患者自己的心肌功能逐漸恢復，“天然泵”再度正常運轉起來。
記者問董念國，像俊俊這樣的小患者，是不是也有達到“理想狀態”的希望？“有希望，孩子的希望還大一些。”董念國聲調不高，但每一個字都説得很有力。（記者 雷琨 蔣彤 王夢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