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巨牙象克雷格停在了54歲。

  象牙先觸地，隨後是身體。沒有掙扎，沒有叫聲。塵土揚起，又很快落下。

  “它吃完草，安詳地站着睡着了，好像在等我來跟它見最後一面。”肖戈説。

  克雷格倒下的前一晚，39歲的馬賽人丹尼爾整夜陪在旁邊。向我説起那晚的場景時，他的淚水又一次漫上眼眶。

  “在場的看守員、野保機構成員、獸醫、社區志願者和牧民們，許多都忍不住垂淚。”丹尼爾説。自2014年開始，幾乎每天，他都騎着摩托車，沿着克雷格的足印找到它，遠遠地看它喝水、吃草、游蕩。“接受它的離開太難了。”他説。

  丹尼爾和肖戈都見過克雷格壯年的樣子。2015年，生態攝影師、野生動物保護工作者肖戈第一次見到克雷格，形容它“具有超級明星般的風采”——高大莊嚴、眼神慈悲、充滿智慧。“如果沒有物種距離，我們應該是老朋友。”他説。

  事實上，肖戈也只比大象克雷格大5歲。在非洲拍攝野生動物16年的他，見到克雷格時感到一種天然的親切和仰慕。

  肯尼亞野生動物管理局助理局長保羅·萬比記得克雷格臨終前眨眼的樣子：“眼神中有感謝、有憐憫，似乎是在叮囑我照顧好它的後代。”

  2026年1月3日，克雷格在安博塞利國家公園自然死亡。它和人類共同走過半個多世紀。

  1972年，克雷格在安博塞利稀樹草原出生，在母系象群的庇護下長大，成年後獨自游歷。它繞過盜獵的子彈和毒箭，躲過殘酷的乾旱和人象衝突，一步一步、安穩地走向了老年。

  它的生命，是神秘生態孕育出的作品，是自然法則在時間中從容展開的證明，也是人類貪婪與守護博弈的見證。

  “象牙詛咒”

  克雷格的巨牙垂向大地，盜獵者的槍口卻總是高懸。

  很長時間裏，象牙是一種“詛咒”，擁有巨大象牙的雄象往往最先被盜獵者擊倒。

  20世紀70至80年代是象牙買賣高峰期，約十年間，非洲大象數量幾乎減半。在全球禁令&&後，偷獵並未停止，反而因黑市需求回升和組織化犯罪增長，在2010年代再次出現高峰。

  肖戈向我介紹，一段時間內，在人類定向的盜獵壓力下，不長象牙或象牙極小的大象個體更容易存活和繁衍，“無牙”或“短牙”這一原本罕見的遺傳特徵在部分象群中顯著增加。

  這是一種因人類導致的進化方向，是象群為活命付出的代價。

  克雷格躲過了非洲象被大規模盜獵的黑暗年代，經歷了保護理念逐漸取代掠奪邏輯的轉折時刻。它得以倖存，一定程度上源於人類在某些歷史節點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安博塞利大象保護信託基金培訓協調員諾拉·恩吉拉伊尼帶我參觀了她的“移動辦公室”——一輛越野車，后座的兩個塑料箱裏滿噹噹地裝着記載成冊的大象檔案：圖像、家族、棲息地、時間、編號、筆記日誌……“安博塞利目前棲息着約兩千頭大象，我熟悉到遠看輪廓就能叫出它們的名字。”她合上檔案説。

  她的辦公基地平行擺放着一列象骨，通過下頜骨上的齒痕可以分析出象生前的性別和壽命，一方面作研究和展示，一方面向受眾作警示和提醒。

  “很多像我一樣的志願者都在為象群做著努力。”她説。

  大生命基金會安全事務負責人弗朗西斯·萊吉辦公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記錄着2011至2025年間因人與自然衝突導致大象被害的案例。周旋於政府、社區與自然之間，讓他欣慰的是，案例在逐年減少。

  在安博塞利及其周邊生態系統內，肯尼亞野生動物管理局（KWS）、科研型機構安博塞利大象信託基金會（Trust For Elephants）與社區導向組織大生命基金會（Big Life Foundation）形成了分工互補的保護網絡：國家層面負責執法與棲息地管理，科研機構通過長期追蹤與數據研究理解大象行為，地方組織以反盜獵巡護和社區共管減少人象衝突。

  法律、科學研究與社區行動被擰成一股繩，不僅壓縮了偷獵空間，也為象群留下可生存的路徑。這片土地上，越來越多的大象得以安享晚年。

  “我們是大象的‘律師’，我們得為它們發聲。”弗朗西斯·萊吉説。

  “游獵悖論”

  63歲的旅行嚮導、當地人加西尼從小和草原上的動物一起長大。

  伴隨清晨第一批游覽車駛向草原中心，他熟知象群的習性，知道何時該在何處停下。游客舉起相機，快門聲短促而密集。

  門票、營地、嚮導、巡護、社區分成、當地財政，這些構成了一條清晰的因果鏈。一方面，發展旅游是保護體系的重要支柱，巡邏、研究、保護得以依靠經濟維繫；另一方面，越來越近的拍攝距離、無線電共享動物定位，也在無形中改變了野生動物的行為模式。

  同樣，對於當地牧民而言，他們被納入“社區保護者”敘事，卻並不總能分享旅游收益。“在限制放牧、限制建設、限制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還得想辦法吃飽飯。”加西尼説。

  旱季的車轍變成了固定車軌，濕地邊緣的營地在夜晚亮起燈光，發電機持續低鳴。

  “需要承認的是，人類有時離得太近了。”保羅·萬比説。

  克雷格對此早已習慣。

  相機舉起，它安靜佇立；無人機升空，它繼續咀嚼。

  馬賽人與牲畜的飲水需求，乾旱的資源壓力，野生動物頻繁越界的現實衝突，讓它生活在一個人類活動高度介入的生態系統中。

  克雷格學會在被觀看時繼續進食，繼續站立，繼續等待。這樣的“溫順”備受游客喜愛。

  但我總在想，當一頭野生動物如此“可被觀看”，它是被妥善保護，還是被馴化至貼近人類的期待？當它開始不回避人類，這意味着信任，還是被迫適應了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自然舞&？

  “共生困境”

  象群穿過農田，道路切割濕地，保護區的邊界被一再重畫。

  在安博塞利牧區，大象偶爾會破壞柵欄、毀壞糧食，但馬賽牧民們也會允許大象喝畜牧用水、吃百姓家的草。當地人認為大象的糞便可以治胃病。諾拉·恩吉拉伊尼説，“人與象之間的衝突確實存在，但好在這裡的社群知道如何和大象共存。”

  人們在紀念克雷格的自然死亡之餘，還有一系列尚未解決的問題。

  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已知巨牙象約84隻，分佈於非洲不同保護區。

  克雷格的後代仍生息在安博塞利地區，但巨牙象的數量仍在減少，氣候變化、棲息地破碎和人口擴張未曾停止。

  共生，是一場持續拉扯、充滿不適、不斷修正的過程。

  如今，克雷格的照片被印在旅游海報上，也出現在商業品牌的公益合作中。當肯尼亞人喝着印有以克雷格形象為標誌的塔斯克（Tusker）啤酒時，他們或許也會想起這只曾與我們共同存在半個世紀、融入人們公共記憶的生命。而它也在以這種方式提醒人們，對自身所處的環境保持關照。

  風吹過旱季的草叢，帶起塵土和幹葉。克雷格的身影融入草原的記憶。

  乞力馬扎羅山腳下，象群仍在行走，象牙低垂，步伐緩慢。

  而我們——將以怎樣的方式與它們一同走向未來？（鄭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