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浙江大學檔案館收到了一份來自12000公里外的珍貴史料——2021級碩士研究生周正淵捐贈了一本出版於1939年1月的《亞細亞（Asia）雜誌》。

  雜誌上，浙大外籍教師梅谷（Franz Michael）撰寫的《一所前進中的大學（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跟蹤記錄了戰火中，浙大不畏艱險、心繫家國的西遷之路。

  發現這份史料的線索時，周正淵正準備寫一篇浙大校舍遭遇日機轟炸的小文。循着線索，他找到了遠在美國的刊物收藏者，並立刻自掏腰包買下這本珍貴的雜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保存文化火種，同年11月，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帶領師生離開杭州，足跡涉及浙、贛、湘、桂、粵、黔、閩等七省，行程2600多公里，歷時兩年半，最終將校址遷至貴州遵義、湄潭，在當地辦學7年。

  梅谷是一名德國漢學家，1934年來到浙大任職，於1938年前往美國。在他看來，浙大的西遷是一場雙向的“行軍”——一面後撤以避日軍進攻，一面前行以邁向新的民族理想。

  戰火紛飛中，手無寸鐵的大學，頑強地抗爭、艱難地成長。

  顛沛流離中，竺可楨痛失結發18載的妻子與幼子，痛別校友、中國近代軍事學的開創者蔣&&，而浙大運送的140箱文瀾閣《四庫全書》，物理系的玻璃儀器、米尺，安然無恙。

  課堂設在山洞裏，實驗室建在寺廟祠堂中……一路上，師生們一邊躲避空襲一邊堅持教學。在浙大任教的豐子愷在日記中記錄，有時一天就遇到空襲三次，找空曠地躲避，連飯都吃不上。

  “狼煙哭泣，家園飄雪”，大學仍是書聲瑯瑯、弦歌不輟。抗戰以來，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每學期實際上課周數在18周左右，如果加上繳費註冊選課等時日要近20周。這意味着，浙大即便在遷徙過程中，也都不曾停課。

  簡陋的條件下，學者們仍做著世界科技最前沿的工作：數學家蘇步青一邊種菜，一邊在油燈下完成數學著作，並與同在數學系的陳建功教授創立了享譽世界數學界的陳蘇學派；物理學家王淦昌一邊放羊，一邊發表了探測中微子辦法的論文，美國科學家據此開展實驗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遺傳學家談家楨，在破舊不堪的祠堂裏，開展研究，發現了嵌鑲顯性現象，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大學西遷，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一批教育家和學者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積蓄了力量。

  西遷之時，浙大只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係，1946年返回杭州時，浙大已擁有文、法、理、工、農、醫、師範7個學院26個係。

  硝煙瀰漫中，課本從未蒙塵，一個民族的精神意志沒有被擊垮，而是愈戰愈勇。

  1938年6月26日，浙大舉行西遷中第一次畢業典禮。竺可楨發表講話，希望同學們“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方的遙遠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內所應該做的事就得去做”，同學們則集體吟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不久後，竺可楨主持校務會議，決定以“求是”為浙江大學校訓，邀請馬一浮撰寫《大不自多》校歌。自此，“樹我邦國，天下來同”的歌聲穿越時空。

  這種在苦難中培育的公忠堅毅，在危難中淬煉的擔當精神，成為一個民族走向新生的動力。

  80年過去，戰爭的硝煙散去，西遷路上播撒的教育火種從未熄滅。

  一批批浙大學生選擇假期重走西遷路，奔赴遵義、湄潭。“重走西遷路，讓我對國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對自己應做什麼樣的人，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周正淵説。

  走進今天的校園，實驗室的燈光與當年西遷路上的油燈隔空輝映，課堂上的思辨與戰時山洞裏的研學一脈相承。

  從科研工作者為攻克“卡脖子”技術的日夜攻關，到青年教師扎根西部的執着堅守，再到青年學子“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莊重誓言，都是一代青年將個人理想融入國家發展的時代注腳與精神傳承。（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