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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中小學法治副校長,關鍵在切實履行職責
2020-09-27 08:53:30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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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法治副校長給學生上法治課更重要的是,在校內完善相關規則、制度。

  據報道,近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等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本市中小學校法治副校長工作的若幹意見》,明確提出上海中小學應至少配備1名法治副校長,參與學生欺淩治理和罪錯學生教育矯治等工作,督促學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涉及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入職前查詢和從業限制等制度機制。意見表示,法治副校長人選由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派出單位提供,每年應落實一般不少于4課時的法治教育任務。

  設立法治副校長,國家早有相關規定

  配備法治副校長,是國家規定。早在2002年10月,教育部等就發布相關意見,提出要完善兼職法治副校長和法治輔導員制度。2003年11月,教育部等六部委發文對兼職法治副校長的職責、選聘和管理等進一步作出規定。2010年5月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明確要求“繼續推動和規范法治副校長、法制輔導員制度的建設,加強對法治副校長、法制輔導員的培訓”。

  但各地落實步驟不一,有的地方很早,比如,早在這些規定出臺之前,廣東陽江市于1998年就嘗試設立法治副校長制度。2007年,《廣東省法制宣傳教育條例》規定在廣東中小學實施法治副校長制度。到2014年,廣東全省已有法治副校長11887人,每名法治副校長每年為學校上法制課兩次以上。

  而近年來,各地都在這方面加快了步伐。比如,2018年,最高檢3名檢察官,分別被聘任為北京市東城區三所學校的法治副校長。而最高檢最早擔任“法治副校長”這一職務的,是首席大檢察官、檢察長張軍,擔任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長。

  顯然,設立法治副校長正成為我國中小學加強學生法治教育,遏制校園欺淩、未成年性侵事件高發,對有不良行為學生進行矯正的基本制度。但需注意,要讓這一制度發揮作用,一方面需法治副校長切實履職,另一方面則要圍繞法治副校長制度,推進學校厲行依法治教,完善處理違紀違規學生的規則、程式,以此加強對學生的規則教育、法制教育。

  預防校園欺淩,法治副校長是重要抓手

  對于法治副校長,也有部分基層教師認為只具象徵意義,實際作用有限。回應這一質疑,就需法治副校長切實履職,除了親自給學生上法制課外,還要推進學校建立預防校園欺淩等工作制度,督促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涉及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入職前查詢和從業限制等制度機制。

  中小學發生校園欺淩、性侵未成年學生事件,與多方因素有關,包括對學生缺乏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沒有健全的應對機制,有的學校在事發後,不是第一時間報告、報警,而是為維護學校所謂的聲譽而加以掩蓋,勸家長私了;處理違紀、違規學生時無明確規定和程式,進退失據,一些教師不敢惹、不願管“熊孩子”。這都要通過加強法制教育與規則、制度建設來解決。設立法治副校長就是重要的抓手。

  法治副校長要給學生上法制課,但更重要的則是在校內完善相關規則、制度。比如,對于教師普遍反映的不知道怎樣實施懲戒權的問題,法治副校長就可發揮重要作用。我國明確教師有教育懲戒權,因此,明確懲戒教育與體罰、變相體罰的界限,明確相關細則與程式,就極為重要。這方面,法治副校長作為法律專業人員,就會給出專業建議。

  對學生進行法治教育,就應在處理學生違規違紀時,按照規范的程式進行。老師在發現學生違反校規後,不能自行處理,而需報告學校學生事務中心,由事務中心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做出初步處理,學生對處理不服,可申訴,再組成申訴委員會進一步調查、處理。

  這一按規范程式進行的調查、處理過程,本身就是對學生的法治教育。對教師違反師德規范的調查、處理也是如此。法治副校長要推進學校完善這樣的調查、處理機制,由此提升學校的整體治理水準,這也是學校實行現代治理的重要內容。 (熊丙奇)

【糾錯】 責任編輯: 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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