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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修復師王津:故宮鐘表修復迎來百年最輝煌時刻
2018-10-05 07:33:08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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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日,故宮鐘表修復師王津在簽名售書。《我在故宮修文物》熱播後,氣度儒雅的鐘表修復師王津被網友“晉封”為“故宮男神”。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10月2日,下了從太原到北京的高鐵,印樹葳馬不停蹄趕往故宮,11點半,他滿頭大汗地抵達奉先殿鐘表館門外,在最後一分鐘見到了自己的偶像——王津,也拿到了這天上午的最後一本簽售書。

  “假期要去秦皇島參加婚禮,看到王老師舉辦簽售的消息,臨時來到北京。太原博物館舉辦故宮文物展,有幾件王老師修復的鐘表,我也特意去看了。”印樹葳説。

  上午兩個小時《我在故宮修鐘表·瑞士鐘表》的簽售中,王津遇到的大多都是這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特意從外地趕到,有的拖著父母過來,一個20歲出頭的小女孩對王津説,你一定要記得我,我以後還會來見你。她是王津的“鐵粉”,已經參加過三次王津的公開活動。

  因為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王津火了。今年是他在故宮文保科技部鐘表室擔任文物修復師的第41年。在臨近退休的前幾年,默默無聞的他成了大明星,在瑞士的雪山、加拿大古老的廣場上,都有留學生遠遠跑過來説,“王老師,我認識你。”

  印樹葳覺得這個年代還有王津這樣認真做事的人很讓人感動,對于那部以文物修復師為主角的安靜紀錄片,他的評價是:“燃!”

  不過王津周身找不到一絲“燃”的跡象,他待人接物儒雅,但在深宮中40多年“擇一事終一生”的堅守,與“機械怪獸”作鬥爭,又充滿了英雄主義氣質。

  或許是這種氣質吸引了年輕人,故宮鐘表室迎來了百年來人丁最興旺的時候:正編6人。

  故宮修鐘表的行當一直沒斷過人,但王津師爺那輩最終就剩一人,師傅那輩最後只剩兩個人,到了王津這代有3人,2006年後的十多年,只剩他和徒弟亓昊楠。而去年,他一下招收三位徒弟,其中一位從芬蘭博士畢業,亓昊楠也招到了一位徒弟。

  王津感覺到,隨著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日漸濃厚,這是以前從未見到的景象。

  ■ 對話

  “寧可修慢一點,也不要急躁”

  【人物檔案】

  王津

  1961年生,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館員,1977年起在故宮從事文物鐘表修復,陸續修復和檢修了三百余件鐘表,曾在國際國內重要博覽會展出。因《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被稱為“故宮男神”。

  國家對文保投入大讓修復效率提高

  新京報:你1977年進宮工作,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改革開放40年的國家發展在你的工作中有沒有體現?

  王津:體現得很明顯。原來人手少、材料設備簡陋,經費非常緊張,一年才兩三千元。那時主要靠手把手教,憑經驗觀察,無法科學檢測。現在國家對文物保護投入非常大,很多科學手段用在文保中,修復效率更高了。

  而且以前的修復基本沒有檔案記載,想看看過去修的是什麼、怎麼修的,一點記錄都沒有,現在都有檔案和影像記載,還有實驗室幫助我們。

  新京報:在故宮工作41年,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王津:故宮就像家一樣。我們家從曾祖父到我,幾代人都在故宮。我印象中最早是在上世紀60年代進宮,還在神武門廣場看露天電影。1972年前後,因為幫病休的爺爺來宮裏辦些領工資、領物品、交看病單的事,往來宮中就比較多了。1977年爺爺去世,我只有16歲,院裏照顧我讓我接班。當時文物修復廠沒有年輕人,鐘表室就剩兩個人,歲數也比較大,我就被師傅挑上了。

  現在兒子也在頤和園從事鐘表修復,他也喜歡這份工作。

  新京報:你從師傅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

  王津:師傅對我們要求很嚴,除了工作,做人要求也很高。他自己就是這樣,有一年師傅年紀已經很大了,帶我們坐30多個小時火車去廣東,幫省博物館修鐘表。冬天很冷,我們就住在辦公室裏,晚上支個小床,沒有暖氣。師傅哮喘很厲害,每天靠氣霧劑維持。其實也可以讓人把鐘表運到北京去修,但他擔心運輸會造成損害,所以自己南下,這種對文物的尊重和愛護對我影響很大。

  新京報:修復鐘表對人的性格有什麼要求?

  王津:首先要喜歡這份工作,哪怕脾氣比較急的,如果真喜歡,幹五年十年,性格也會改變。這個工作不可能急,如果在你手裏造成文物損傷,心裏一輩子都過不去。寧可修慢一點,也不要急躁。

  讓社會看到“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

  新京報:現在你的崇拜者很多,對生活帶來什麼變化?

  王津:沒覺得有什麼變化,只不過認識我的人多了一點。有一次去瑞士出差,休息的時候去雪山上觀光,老遠跑來一個小夥子跟我説,王老師我認識您。去加拿大旅遊,在一個很古老的廣場,也有兩個留學生認出了我,都是通過在網上看紀錄片認識的。

  現在年輕人對傳統文化關注非常多,過去很少有人關注這些。拍紀錄片的時候,大夥都想,肯定都是退休老人在家守著電視看看,後來發現大部分的觀眾是年輕人,十幾歲、還有幾歲的孩子。曾經在武漢做講座,遇到一個才五六歲的孩子,把紀錄片看了好幾遍,很喜歡。國慶做這個簽售會,好多都是小朋友領著家長來的。

  新京報:社會的廣泛關注對工作有什麼促進?

  王津:有很大的促進。從1977年到2017年40年中,我只招到一個學生。前後也招過兩批,面試都過了,孩子都沒來報到。紀錄片播出之後,現在很多人來報考,去年招來了三個。原來也很少能招到研究生、博士生一類高學歷人才,去年招到一個在芬蘭博士畢業的,放棄了外國工作來故宮。他們外語水準很高,中國傳統工藝資料特別少,通過他們能聯繫到國外,能找到更多資料。

  新京報:有沒有什麼時刻覺得自己的工作為國家做了貢獻?

  王津:自己的一點成績能受到這麼多關愛,我覺得很感動。現在節假日經常加班,都是做公益宣傳,做簽售、去院校跟學生交流、在鐘表館接待小學生,也是很好的事情,通過自己的故事,能夠讓社會看到“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

  現在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很大,很多看紀錄片認識我的孩子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從故宮文創也能看出來,那麼多小孩到文創店買很多紀念品,由衷地喜歡,這就是非常大的變化。

  ■ 同題問答

  新京報:今年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王津:今年第二冊書《我在故宮修鐘表·瑞士鐘表》出版了。這麼多年,專門關于鐘表修復的書幾乎沒有,去年我們出了一本《我在故宮修鐘表·英國鐘表》,幾個月就售罄了,第二冊也受到很多關注。

  新京報:你現在最大的心願是什麼?

  王津:想多修一些沒有機會修復的鐘表,比如“寫字人鐘”。我師傅説“寫字人鐘”非常復雜,以前沒有見過、沒有資料,而且是孤品,對故宮修鐘表的人來説非常神秘。現在八個字寫不全,能寫出幾個,具體問題出在哪、破損到什麼程度,沒有打開也不知道。

  新京報:你對國家有什麼祝福和祝願?

  王津:幾十年前的國慶跟今天相比,從故宮就能看出不同。那時候來故宮的觀眾很少,現在每天爆滿,孩子把國旗貼在臉上,很高興看到年輕人愛國情緒那麼高。祝願祖國越來越好,希望走入文物修復崗位的孩子認認真真學習好,把老師傅的經驗傳承下去。(記者 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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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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