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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東去
2018-09-12 07:38:01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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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麗江石鼓的長江第一灣,長江自此由向南改向東北,流入中原。視覺中國供圖

  因向家壩水電站的建設,整個綏江縣城就地後靠。視覺中國供圖

  湖南夜市中的人。視覺中國供圖

  搬遷前的三峽移民。視覺中國供圖

  重慶的長江邊上,人們在薄霧中釣魚。視覺中國供圖

  南京長江大橋正在封閉改造。視覺中國供圖

  熱漿糊般的夏天,江邊多了好些胳膊和腿。小孩在“那條很長的河”裏鳧水,老大爺在岸邊喊上幾嗓,拴著拖鞋扎了一個猛子。

  入夜,江水是消夏寶地,有吃火鍋的,有打麻將的,藤條椅索性支在水中,坐在上面的人亮著白花花的肚皮,腿泡在江裏。

  子時,人群漸去,城市安靜下來,只有江水發出聲響。它自西向東,在中國版圖上橫貫出一條軸線,出世界屋脊,跨峻嶺險灘,細密支流連湖入川。再從軸線向兩側暈染,讓6億人生活在水邊。

  6億人與長江共生。在上遊麗江,東巴文化相信水是“自然神的鮮血”。納西少年在成人禮上要圍一條紅色腰帶,上面繡著的圖案寓意“頭枕玉龍雪山,腰係金沙江水”。

  當長江流至赤水河,水更貴了。這是長江上遊唯一沒有修建大壩的自由支流,中國能叫得上名字的頂級白酒,多産于此。酒企養活沿岸人,女工只用7秒就能拴好茅臺標志性的紅絲帶。

  至三峽,人與水要想個法子相處。每1000個中國人裏,就有一位三峽移民。重慶雲陽人外遷到上海崇明島,有人帶走老家的黃土,有人帶來故鄉的黃桷樹苗。一位移民去世時把車票傳給子女,告訴他們自己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

  長江與人自遠古相伴,北方居民即便不飲長江水、不食長江魚,也在大氣復雜的運動後,受益于長江氣候。對于很多中國人,這條大江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1

  納西人楊樹高的家在“長江第一灣”靠上100裏,一張口全都是水的故事。

  “長江本是自北向南流,到這裏突然來了個急轉彎,改向東北,奔入中原。”楊樹高內穿麻衣,外披羊皮坎肩,面色黝黑,就像古老壁毯上的人形,與背景區分不開。

  他手指的方向,連綿的青山像地球的靜脈曲張,河水在山間填充。因為這個彎,長江成為一條中國內河,不至于流向境外。

  幼時,爺爺抱著楊樹高念東巴經,每個納西小孩都得到同樣的教誨:“不要往河裏吐唾沫,否則會變成豬。”洗衣服也要把河水舀出來,污水不能流進河裏。

  他們有70多種儀式,祭天、祭自然,認為人和自然是同父異母的兄弟,相信靈魂不死。

  “納西文化是人類的童年,但長江上遊的文化常常被忽略。”楊樹高研究納西文化多年,信仰東巴教,但他的女兒已經不信了。

  下遊的經濟繁榮搶走了許多注意力,楊樹高感覺到文化上的不平等,“其實下遊總是對上遊充滿想象。”

  將近400年前,江蘇江陰人徐霞客萬裏遐徵,為期四年詢江問源,厘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水係脈絡。在遊記中寫下“宮室之麗,擬于王者”,是對少有外人涉足的麗江古城的第一聲讚美。

  在“長江第一灣”滾滾東流水旁,徐霞客的雕像北望昆侖江源。這是去年江陰市徐氏宗親捐資,在麗江設立的。

  河道像彈簧,收緊兩端。湄潭縣藏在貴州遵義的一片茶園裏。抗戰時期,浙大順流西遷,一批知識精英在這裏匯集。竺可楨一邊放羊、一邊教書,老百姓貢獻出自家煤油燈。

  河水還往內陸運去同濟師生和故宮的寶貝。在四川宜賓東郊,一個叫李莊的古鎮保留著“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十六字電文。硝煙驅趕之下,與民眾流亡同步的是“文化遷川”運動。那是李莊人口與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據説這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當時接收國際郵件只需寫上“中國李莊”即可送達。

  這段歷史隱秘在戰爭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事人卻記得往昔情誼。如今,李莊古鎮的開發和保護由同濟大學免費規劃和指導;李莊中學每年都會迎來同濟大學的研究生支教團;李莊還在2016年建成同濟醫院,醫療資源部分共享;去年是同濟大學110周年校慶,遠在2000公裏外的李莊舉行了一場110人參加的馬拉松,活動的名字叫“溯源李莊,同跑初心”。

  當時,李莊地處長江上遊,同濟來自下遊,從下遊到上遊的外來人有了“下江人”的統稱。

  2

  住在上遊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也會成為“下江人”。

  過了朝天門,重慶的江景繁華衰減,靜謐浮出水面。水邊的石子被衝得泛出灰色,像一條彎彎曲曲的花邊。老房子舊家,已經淹沒在“花邊”底下。

  千禧年,第一批三峽移民落戶上海,徐繼波第一個下了船,落腳在崇明的土地。他抱著家鄉樹苗的照片被放大、再放大,挂在重慶三峽移民紀念館的墻上。

  他先被安置在侯家鎮橫河村,後合並到陳橋鎮鰲山村。2004年6月,因土地徵用,他們一家從農民變成了市民,分了兩套拆遷房。

  因為手裏的房子,三峽移民看見他就説他“發了”。起初,他還做農民,後來進了機械加工廠,廠子是夕陽産業,倒閉了,他又成了保潔公司清掃組的一名組長,用濃重的重慶普通話勸阻人不要亂扔煙頭。他還當上了區政協委員,自稱是唯一一個“騎電瓶車去開政協會議的委員”。

  當年75歲的父親沒有隨他一起搬走,幾年後,想兒子的老父親在電話裏哭了,“我老了。”父親説,“我只能是一個農民。”

  三峽移民紀念館的墻上還有更多照片,哭泣的、沉思的、迎來新生命的……這個以江邊岩石為造型的紀念館位于重慶萬州,三峽工程120多萬移民中,萬州的移民超過26萬人。

  在萬州,有不少以東部發達地區城市命名的街道,比如上海大道、廈門大道,因水淹而重建的新城得到過東部發達地方的援建資金。

  紀念館裏有個展區張貼著此地的移民史。春秋時期,巴族廩君部率五姓西遷,從湖北宜都縣到重慶涪陵。巴人入川後,繼續沿長江向西遷徙,到達今重慶後,又沿嘉陵江向川東腹地挺進,是三峽地區見于記載最早的大規模移民事件。

  到了元明清,四川、湖北久經戰亂,人口耗損、田畝荒蕪,明代和清代發起兩次“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三峽地區停留了大量人口。他們的後代漸漸習慣向水討生活,如今永遠上了岸。

  3

  呀莫嗨麼!喔——嗬!

  天之下,地之上

  一條大河在流淌

  天之下,地之上

  一根繩索絆大江

  天之下,地之上

  一群纖夫在歌唱

  晨霧像一根煙柱似的在江上移動著,碰到青山,便順勢鋪展開去,一頭鑽進峽谷。86歲的老船長易德華在清晨唱起“金江號子”,他身後是雲南北大門昭通和向家壩水電站,長江從這裏流向四川。

  易德華不再挺直的肩背上留有纖繩的痕跡。別説是人,就算是江邊的岩石,也留下過磨痕。“弄船人苦中苦,天晴下雨都在河壩頭。”他説。

  金江號子是拉纖時用來打氣的口號,現在被改編成歌唱新時代的調子。攏船人、弄船人、船老大、舵爺、茶官頭這些舊日稱謂也都換作船長、大副、輪機長……

  以前,除了這些江邊“走水人”,漁民每天的生計也都在水裏、在網上。水邊生活,一網下去,一排兩百個網眼,在水下綿延10米,像一堵城墻。拉上來時,網格上粘著白白灰灰的小魚,如同晾曬的素色床單。

  蓄水之後,洄遊魚類少了。下河捉魚的營生也作了古。在昭通綏江,新縣城劃為A、B、C三個區,老鄰居碰了面,先説自己住在哪個區。2012年,建設向家壩水電站時,6萬居民就地後靠。

  搬遷啟動儀式那天,火紅色的標語引人注目,右邊是“高效率快節奏大搬遷大發展”,左邊是“舍小家顧大家為國家搬新家”。

  一座新城就像當地的苦竹,幾乎一夜之間躥出石縫。建設時,流動人口激增,施工的、進料的、做生意的。據説宜賓一個小姑娘跑到綏江C區工地上賣礦泉水,一個夏天賺了8萬多元。

  縣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員説,本縣沒有金庫,要從外縣調款,平時一個月一次,也就2000多萬元。新城的戰役一打響,急需大量現鈔,每周就要調一次,一次拉一個億過來。在大山裏押運現鈔,讓人提心吊膽。

  綏江只用了2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搬遷。許多基礎設施還沒建好,但人們已經搬進了樓裏。有戶移民要把一套家具搬到19樓,當時電梯還沒開通,搬家公司要價3萬元,足夠買一套新的。

  一個叫柯昌富的老人,用四個車輪上的軸承做了一個手推平板車,把家裏的東西打成一個個小包,背出院壩,再用小推車一包包推到新城。搬運床鋪和櫥櫃時,全部拆成一塊塊木板,編上號,運到新家再逐個拼接起來。他往返一趟五六公裏,風雨無阻,用了一個多月搬進新家。祖墳和古樹都跟著搬遷了。

  向家壩水電站下閘蓄水的第5天,江水上漲,有500多年歷史的綏江老城緩緩沉入江底。上午10點,整個老縣城已經淹沒了五分之四,江面上除了一些被砍斷的樹枝外,幾乎找不到一點老城的輪廓。

  那幾日,有個老大娘天天守在江邊,看著江水的水位一天天增長,慢慢淹沒自己曾經的家。

  自從搬進新城,老人走失的事經常發生。街道還沒來得及命名,樓房還是施工時的棟號。就算是年輕人,也有摸錯家門或是找不到家的。

  一些農民搬遷到縣城後,總是在傍晚五六點鐘去買菜,能便宜幾毛錢。他們在規劃的綠化帶上強行開出小條菜地,在水位回落時,搶著在岸邊種上糧食。祖輩棲居的江邊,在政策上已不屬于他們,但血液裏的水分無法瀝幹。

  舉行拆除儀式的前一天傍晚,成千上萬只金沙雀在縣政府樓前的屋頂上、電線桿上,黑壓壓地叫。有人本想給老城留下些照片,卻被飛旋的鳥包圍起來。

  第二天再去,一只鳥也不見了。在適應大自然、感知大自然方面,動物比人要靈敏得多。

  4

  過了三峽,舟至長江中遊,河道迂回曲折,江面寬展,滋養江漢平原。河邊有種潮乎乎的氣味,大魚捕捉小魚,打得水面劈啪響。

  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從東到西依次分布,在沿途接納大小溪流之後,全部匯入洞庭湖。老話説,兩湖熟天下足。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家鄉的小吃天下無雙,有些人即便出去闖蕩了一圈,見了些世面,也咬死不肯松口。

  重慶是碼頭文化,火鍋就是碼頭菜,沒時間做精致的,幹脆一鍋煮。喝了幾杯山城啤酒,上頭上臉,胡亂朝著江邊伸手一指:“重慶,你隨便耍,哥子給你扎起!”

  還有西南地區的烤魚,沿著魚腹正中一剖為二,用筷子或者篾條撐開,取鹽和辣椒粉腌制一下,就可以坐等夜色降臨了。腳下泡著江水,眼前是家鄉的一縷熱氣。

  到了湖南,火鍋是不大吃的,街上湘菜很多,川菜館子少,北方菜更少。

  “在湖南,吃辣有鄙視鏈,越是山區越能吃辣。”一位當地人説。將生辣椒置于炭火或煤火上烤熟,撕去焦皮後,用麻油醬油調味,或是將生辣椒切條,用油煎熟,以鹽和豆豉調味。總之,餐桌上少不了辣椒。

  在城市深處,通宵營業的小館子,老板面冷心熱,燒得一手好菜。除了傳統的口味蝦,還有價格不便宜的口味蛇,又香又辣,味入肌理。

  吃夜宵多是復數,三朋五友,吃完一頓辣,搖搖晃晃回家。“湖南人愛交朋友。做互聯網社交的很多人是湖南人。”當地高新區的一位管理者説。

  “微信之父”張小龍、快手創始人宿華、陌陌創始人唐岩、映客創始人奉佑生、世紀佳緣龔海燕、58同城姚勁波都是湖南人。前兩年,湖南當地趁著機緣,開始籌劃移動互聯網岳麓峰會,專門把開會時間定在清明節,趁大佬回鄉探親時舉辦。

  不過,一本詩集很難被屏幕取代。岳麓書社擺著一塊上了年歲的木桌,古籍室裏陳放著3萬余冊品相上乘的明清刻本和民國印刷本。老樓歪歪扭扭地立在鬧市,灰墻木窗外,據説是橘子洲煙花的最佳觀賞點。

  站在岳陽樓上,洞庭湖的江面映著雲光。以前,採砂船在江上川流不息,陽光下透著微微的鐵銹味。再早之前,這是滕子京被貶黜的邊遠地區,他治水患、築堰堤、嘗辛辣。如今,與時俱進的人們都盼著分一杯互聯網的甜羹。

  5

  朱自清在那篇著名的《背影》裏寫: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

  長江流至下遊,江闊水深,兩岸土地上站的人也稠密起來。上世紀60年代以前,若要過江,散文家描述的情景便要重現。

  當時,中國的鐵路線還不似這般密密麻麻。兩條大動脈,一是從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線,一是南京到上海的滬寧線。河道掐斷路的進取心,由于長江阻隔,動脈不能連接。後來,南京國民政府想了個法子,火車從鐵路一直開到棧橋上,再用輪渡把整個車廂運到對岸,每天大約通過8次。

  現在,如果有人從長江上遊順流而下,會經過100多座橋。它們從頭頂緩緩而過,斜拉橋的拉索輻射出幾何之美;吊橋在江上畫出一道拋物線;拱橋插進山谷,躍出一道彩虹。

  等到夜晚,面色堅毅的橋又換了副面孔,燈光增加了柔情。久坐辦公室的人們喜歡到橋下散步,吹一吹晚風。

  水離不開橋,橋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水。長江上這些形態各異的橋,都要從南京長江大橋説起。它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梁,建成于1968年,又稱“爭氣橋”。

  南京濱江花園距離大橋只有幾百米,在社區居委會的4樓,有一座微型博物館,展出的主題只有一個——大橋下的文化。

  幾十年前,這裏住的是南京長江大橋的橋工,棚戶區改造後,老橋工們都搬走了,當初的記憶留在了這間不算寬敞的屋子裏。

  馮永祥是微型博物館的義務講解員,“老年人來這裏主要是為了緬懷,青年來這裏看主要是好奇。”

  展廳櫥窗裏挂著大橋圖紙、設計模型、橋工的帽子、口哨和工具。印有大橋圖案的茶缸、暖壺、洗臉盆、鐘表、糧票和筆記本組成一個幾十年前微型的家。

  與大橋的合影就更多了。這塊地標建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中國人“必到此留影”之處。人們的衣著、表情和動作全是時代縮影。

  一位志願者説,他給博物館捐藏品,記錄下的都是大橋的輝煌,他更想讓人們記住的,是這座大橋建設者們的精神,是中國的建設者們面臨困境,這才是這座大橋留給南京最深刻的城市記憶。

  工程設計的難度自不必説。大橋每個墩底部面積400多平方米,比一個籃球場還大。有一年9月,洪水把北岸錨衝斷,只剩主錨錨定位置,五號墩在水裏擺來擺去,建造者回憶,那是最危急的一個時刻。

  在飯都吃不飽的年代,澆築大橋筋骨的是一群20歲出頭的橋工,頭頂藍天,腳踩波濤。

  上世紀60年代,鐵道部大橋工程局來南京燕子磯公社招工,馮永祥立馬報了名。工人要求很簡單:年輕力壯、政治背景清白、長相端正即可。

  大橋建設分四大工種:裝吊工、鉚工、木工、混凝土工。馮永祥是裝吊工,技術含量不高,但極其艱苦。建鐵路橋時,裝吊工要跟著鐵路走,他負責鏟道渣。夜裏零下五六攝氏度,工人們手拿鐵鍬一鍬一鍬地鏟,將道渣裝進火車皮上的竹筐裏,拖到別處再倒出來,“鏟道渣的時候,衣服都汗濕了,等坐到火車皮上風一吹又凍得發抖。”

  鉚工也不容易,一個鉚槍19.8公斤重,有時得舉到頭上去釘,釘一個需要半分鐘,一方面胳膊吃不消,另一方面鉚槍震動、噪音太大,很多鉚工後來耳朵都不大好。搞電焊的,一個班下來,煙熏火燎,晚上回去睡一覺,眼睛就睜不開了,去醫院拿點藥,第二天接著來。

  8年時間,天塹終于變成通途。通車那天,人們印象最深的是紅色多,挂幅、車頭大紅花。第一輛開過大橋的彩車上,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橋上是人、路上是人、連樹上都站滿了人。據説,那天擠掉的鞋就裝了兩個卡車。

  南京軍區為檢驗大橋質量和部隊戰備情況,組織80輛坦克和60多輛輪式車輛編隊駛過大橋。

  大橋成了工人階級的精神圖騰,刻著毛主席語錄,塑造了三面紅旗,引橋建了工字堡。當年橋上白玉蘭燈的造型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定下的,符合中國人審美。

  1966年,南京長江大橋外觀模型第一次對外公布,當時要選兩名表現積極的工人和模型一起遊行。馮永祥被選中了。

  他和另一名同事身著軍裝,手握衝鋒槍,分列大橋模型的左右兩側。卡車載著他們從鼓樓一直開到了挹江門。“我站在卡車上一動不動。”馮永祥迎接著人們的注視,“覺得自己那一刻就是一個戰士。”

  如今,馮永祥坐在老舊的椅子上,從挎包裏掏出一個本子。他是橋工聯誼會的會長,本子裏是老橋工的聯係電話,有人的名字已經畫上了框,手寫注釋于某一年去世。

  1999年,馮永祥第一次發起橋工聯誼會。與當時最好的朋友30多年沒見,第一眼看到對方,竟都愣住了。

  任發德80多歲了,是當時大橋攝影組組長,挂著德國産的哈夫林相機,為南京長江大橋拍攝了二三十萬張相片。直到現在,天一晴,他還是坐不住。

  “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大的作為,但參與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我感到很自豪。”鋼筋工袁建昌賺了工資,攢了180元,買了部照相機。一有時間就去橋上拍照,幾個拍攝最佳點,他都掌握了。

  原先寶塔橋有家照相館,大橋一通車,就改名為大橋照相館,生意異常紅火,沒幾年就成為南京當時最大的照相館之一。

  同樣以大橋命名的還有大橋飯店、大橋電影院、大橋牌煙花……就連第一輛南京本地産的自行車也叫大橋牌。

  黃慶橋父輩從湖南搬到南京,大哥在秋天出生,叫黃秋橋,二哥在春天出生,叫黃春橋。南京是個火爐,那時候沒空調,三兄弟經常帶著席子去橋下乘涼,一待就待到晚上十一二點。

  在大橋的家屬區大院,年紀四五十歲的人裏有很多重名,那時候哪家生了孩子,老大起名叫長江,老二就叫大橋,還有的幹脆叫橋墩、鋼梁、鐵柱。

  馮永祥的兒子在大橋建成的第二年出生,起名馮飛橋。“大橋是我人生的重頭戲。”他説。

  6

  上海街道兩邊的梧桐樹葉,綠色非常年輕,在車速加快後成了兩道綠流,把許許多多的人臉以及商店、高樓也流動了進去。

  黃浦江是長江的最後一條支流。在經歷了那麼多山峰河谷、平原丘陵和城市景觀後,長江在上海崇明入海。

  “上海是江南水鄉,不缺水,但缺好水。我們是長江的最後一站,吃的是上遊的洗腳水。”上海市發改委主任馬春雷開玩笑説,“10年前,區長最大的本事是拆了房子造房子,現在是拆了房子造綠。”

  他説,崇明未來的發展,不聽人話,聽鳥語。“但是島上的70萬人怎麼辦?”

  崇明島有許多綠地、水地和灘涂。陽光正好時,綠葉不動,街道幹凈,這也許有三峽移民徐繼波的一分力。

  崇明島“下腹”靠江處有個堡漁村,以前叫“長江隊”,全稱長江漁業大隊。上海除了有世界聞名的陸家嘴,也有出賣體力的捕魚人。

  明代萬歷年間的《崇明縣志》上寫道,“崇人生長海濱,盡得水族之性,故善漁”。

  抬眼望天,低頭見水,唯獨看不到岸。崇明附近水域,一月有鰻苗,三四月有刀鱭,五六月有鳳鱭,白蝦幾乎不論季節、下網就有,以往漁民一年四季都可在長江入海口“撈金”。

  隨著水庫建設,長江新航道的規劃,長江口禁捕區域越來越大。去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率先在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實現全面禁捕”。昔日的“船上人”陸續都上了岸。

  上海超過七成的飲用水都來自長江,超過1300萬人口受益于此。縱觀世界歷史,繁華多依水興起。長江邊上的日子,總是離不開水。人們靠水灌溉、吃水解渴、下水捉魚、用水運輸。除了經濟效益,單單是望著江水也提供了足夠的審美價值。不然,怎麼會有古人面對長江,吟誦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83年8月7日,一個平凡的周日的晚上,下班回家的人們習慣性打開電視機,一部名叫《話説長江》的紀錄片在中央電視臺首次播出。在那個旅遊還屬于奢侈消費的時代中,中國人第一次以各種難以想象的角度看到了長江的全貌。

  在此之前,他們與長江的故事,只是自己知曉的一個小節。(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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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唐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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