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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高校輔導員是種怎樣的存在 無問西東只問初心
2018-02-12 08:22:51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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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高校輔導員是種什麼樣的存在

  無問西東只問初心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輔導員胡小溪已經開始了她的寒假生活。不過即使在寒假中她也並不清閒,前幾天學生離校的時候,她給每個學生發了微信,確認他們是否平安到家,沒有到家的繼續跟學生及家長聯係。即使大家都平安到家了,她還是懸著心,生怕有什麼“非正常事件”發生。

  高校師生關係一直是社會關注的話題,特別是近段時間曝出的北航研究生導師性騷擾學生、西安交大博士生自殺等事件,給師生關係再次蒙上了陰影。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北京師范大學輔導員基地舉辦座談會,邀請了近10位在學生一線工作的高校輔導員。會後又走進他們的生活,近距離了解他們的工作與困惑,希望在呈現高校師生關係的日常的同時,尋找創建良好師生關係的新思路。

  輔導員是“秒回”的存在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其實對于輔導員來説,就是:老師説的話學生能聽、願意聽。

  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比如學生們回家我給他們發微信確認是否平安”。胡小溪説,他們的回復可能是這樣的:“我到家了,謝謝老師!”然後後面跟一個“擁抱”或者“笑臉”表情,有的同學可能還會再調侃一句:“要不要給您發個定位啊。”

  “學生們的回答看似很禮貌,但其實背後還有一層隱含的意思:‘我有我的自由,老師您是不是管得太多了。’”胡小溪説,可能跟自己的學生所學專業有關,無論老師説什麼他們都會對來源、依據等特別感興趣,在腦子裏畫上幾個問號,“他們不是真正質疑或者是對老師不尊重,但是這已經成為這個年齡段學生的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並不僅僅存在于胡小溪那些學習歷史專業的學生中,來自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的輔導員劉偉老師也有類似的感受,跟以前的學生相比,現在95後甚至更小的00後學生,他們“有一個去權威化的過程”,以前老師在學生面前有一種天然的權威性,但是現在的孩子不是這樣的——

  他們更加強調自我,更加關注自我的感受。

  尤其是隨著移動互聯的發展,這一代的大學生更容易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的世界中。

  “僅僅比較90後和95後兩屆學生,就能看出他們明顯的區別。”劉偉老師説,“90後孩子也接觸網絡,我們要做的是在他們面前建立新的一個現實世界。但對于95後學生來説,我是要先把他們從互聯網世界拉出來,才能給他們建立一個新的現實世界。”

  “我的手機總是24小時開機,在手機上處理事情到深夜也是常有的事兒。”北京工業大學信息學部的趙正艷老師告訴記者。

  胡小溪老師説如果將來她不做輔導員了,那麼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每天晚上關掉手機”。

  但是只要還當輔導員,輔導員的手機幾乎都會實時為學生開機。胡小溪清楚地記得那年她生孩子,即將臨産時得知湖南在發洪水,她的學生被困在火車上,“我急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不停地發微信問:‘要不要給你匯點錢’,上産床之前的最後一條信息也是發給學生的,問學生是否平安”。

  確實,為了真正走進學生的內心,輔導員要付出幾乎所有的時間。

  “學生都喜歡‘秒回’的老師。”劉偉説,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學生需要的是:你既要無時不在,還要能跟他們保持一定距離。所以,劉偉經常精神處于高度集中狀態,有學生的信息過來馬上回復。“你問或者不問,我就在那裏不悲不喜。”劉偉經常這樣開玩笑地調侃自己。

  學生有很多“小確喪” 輔導員要成為學生的“度娘”

  僅僅把時間給了學生也並不夠,“除了用時還要用心。”一位輔導員説。

  胡小溪介紹,中國有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現在的這代大學生物質上沒有太多顧慮,自然會有更多精神層面的思考:“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在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會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而且學生們會更多地考慮劣勢。”胡小溪説,他們會在自我審視的過程中把自己的不足放大,情緒上很容易産生波動。“他們喜歡用‘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樣風格的語句來調侃自己。”在胡小溪看來,這些語句的背後隱藏著些許憂傷和落寞,學生們經常有很多“小確喪”。

  面對細膩敏感的新一代大學生,輔導員的溝通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我們不光要記住學生們的名字和容貌,關鍵還要熟悉他們的性格。在接觸他們一次兩次後就一定要完成。”胡小溪説,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們接受老師。

  不少輔導員提到,可以多關注學生的朋友圈或者QQ空間,“但是他們在不熟悉你的時候,會屏蔽你,你什麼都看不到。”劉偉説。

  為了打破與學生心靈間的陌生感,劉偉老師的辦法是建立班級手冊。班級每周會組織一次“分享會”,分享“一首歌”“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句箴言”,在這個過程中,劉偉會用心地記住學生們所表述的有成就感的故事,合適的時機再反饋給他們。“這抓住了他們需要被關注的心態,同時也得到了學生們的信任。得到信任後再去開展工作,就會容易很多。”劉偉説,她曾經給14級學生建立了一份影像檔案,拍下了每位學生入校時第一張笑臉,又拍下了每一個學生即將離校時的表情。當最後一次班會上6位老師放出這份“檔案”時,“基本上所有同學都哭得眼淚嘩嘩的,他們沒想到我會把他們的照片保存得那麼好”。

  輔導員的工作事無巨細,極其瑣碎,而且很多工作是重復性的。比如,幾乎每個輔導員都被問到一個相似的問題:要不要把戶口轉到北京。學生們也都會到百度、知乎、貼吧上去查詢,“但是有些答案未必是我們這樣真正做具體工作的人回復的。”劉偉説,她于是把這個問題整理成了一份利弊對比的文件,“學生的問題你基本都已經準備好了,而且比網上的回答更準確”。

  很多人説輔導員是像“度娘”一樣的存在。

  不用總給學生找雞湯 自己首先要活成一道雞湯

  24小時×365天的工作強度,顯然輔導員們的工作壓力很大。

  很多輔導員也會承擔學生的形勢與政策課程,“按理説我們是離學生最近的人,對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們是真正能做好‘最後一公裏’的人。”

  雖然現在提倡全員育人,但是輔導員老師經常會感到“孤掌難鳴”。“學生出現了情感問題、情緒問題等,個別導師認為這些問題是輔導員的工作,跟他們沒有關係。”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年輕輔導員殷實説。

  “輔導員近乎無限的責任和擁有的權利其實是不匹配的。”劉偉説,似乎學校的學工處、團委等都會對輔導員的工作作出指派,還有學校的招生、就業、安全、保衛等部門,“千根線萬條絲最後都歸到我們這一根針”,他們的工作沒有邊界。

  不過,座談會後,當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與這些輔導員密切接觸的時候卻發現,他們似乎樂在其中。“我們的收入並不高,但是精神愉悅非常滿足。”胡小溪説。

  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勇老師曾在北京市6所高校的120名輔導員中間做過一次調查,結果發現,有54.55%的輔導員認為該工作對提升自己的主觀幸福感“較有影響”,16.36%的輔導員認為“很有影響”。也就是超過七成的輔導員覺得自己的工作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張勇認為這與輔導員工作本身的性質及輔導員群體的價值觀、人格特徵、積極情緒等因素有關,其中,“這個群體的人格特質以外傾性、開放性為主,神經質傾向屬于少數。人格特質與主觀幸福感有很強的相關性。在調研中,我們發現高校輔導員群體的積極情緒充盈,具有更多的樂觀、積極的品質。”張勇説。

  張勇的解釋似乎比較學術,胡小溪用故事告訴我們她的幸福感來自哪裏。

  不久前的一天,胡小溪曾經教過的一個學生突然給她發來了一段語音,“習慣性地緊張了一下,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雖然他已經畢業了”。沒想到當天是這位學生求婚成功的日子,他專門聯係是因為“等了一天,還沒等到你的讚,你是我們愛的見證者,特別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學生畢業了,但美好的師生關係仍在延續。這是很多輔導員幸福感的源泉。

  “對于職業,我是這樣排序的:成就感>存在感>榮譽感,雖然房子等物質基礎還是很重要的,但是這種成就感更讓我們滿足。”劉偉説。

  “其實,誰都會産生無力感,但不能總糾結在這種無力上,我更聚焦于自己的內心建設,如果自己內心強大了,很多問題就‘都不是事兒’了。”趙正艷説,去年新生的開學典禮上,她口頭公布了自己的微信號,只説了3遍,“我以為真正記錄下來的不會太多,結果當晚六七百個學生加了我微信。那天回微信就工作到淩晨,但內心是喜悅的。”

  “現在朋友圈裏特別流行發‘雞湯’,其實很多雞湯是沒有用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活成自己,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劉偉説,有了這種能力根本不用再費力給學生找“雞湯”了。

  “我們基層工作的人無問西東只問初心。”輔導員們這樣説。(記者 樊未晨 葉雨婷 實習生 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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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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