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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逆差攀升或成“貿易戰”導火索
2018-01-24 07:35:52 來源: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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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稅改落地之後,短期貿易逆差激增、中期主動設立貿易壁壘、長期制造品相對需求萎縮將增加全球貿易衝突的概率。要想避免“貿易戰”或“貨幣戰”,各國結構性改革的進展和全球經濟復蘇的協同性至關重要。2018年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風險回潮的共振值得投資者警惕。

  2017年歲末,特朗普終于迎來了執政一年來的最重要政績——簽署《減稅和就業法案》。盡管這一“安內”之舉墨跡未幹,2018年初發布的貿易統計數據或將令特朗普的“攘外”措施加速提上日程。我們認為,減稅恰恰可能是特朗普2018年對外經濟政策的催化劑,令2017年懸在半空而並未落地的“貿易戰”爆發概率有所上升。這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2日宣布,經特朗普總統批準,將動用塵封已久的單邊主義貿易救濟工具“201調查”,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産品加徵“保障性關稅”。

  在美國經濟延續穩健復蘇的情況下,《減稅和就業法案》通過後,減稅利好將拉動消費和投資需求,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短期內進口和貿易逆差均有望攀升,成為“貿易戰”的導火索。此次特朗普稅改的核心是大幅永久性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這些措施一方面將直接增加私人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費,另一方面企業所得稅稅率的降低也將拉動投資需求。從歷史經驗看,裏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執政期間的減稅措施均很快提振了美國經濟,總需求擴張也在短期內拉動了進口急增。以小布什稅改為例,盡管其減稅政策生效後經濟增長勢頭不及裏根稅改時期,但短期內美國進口同比增速從2001年12月的-21.8%攀升至2002年12月的51.5%,貿易逆差的同期增速也由-17.5%升至19.6%。從區域分布來看,美國主要貿易夥伴也是新增逆差的最重要來源,自2001年12月起的一年內,美國對環太平洋和歐洲的貿易逆差增速分別從-19.8%和21.7%急增至56.8%和134.6%。可以預計,在全球協同復蘇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稅改的利好會在短期內刺激美國進口,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順差有望迅速擴大,這在短期會加大“貿易戰”的壓力。

  特朗普稅改只是完成了制造業回流的準備,面對美國制造業相對競爭力下降的現實,真正的制造業投資落地極可能依賴于“貿易戰”和“貨幣戰”的推動。特朗普稅改令美國企業稅率回到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這將提高企業投資回報,對資本流入有積極作用。但從微觀的投資決策上説,稅率只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之一。歷史上,對順差國(德、日)施加貨幣升值壓力和設定貿易壁壘是促進企業回流的重要舉措,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汽車行業限制出口、在美設廠等就是典型案例。據此,我們認為,一方面,資金回流將帶來一定的美元升值壓力,這會削弱美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有悖于制造業回流的目標,所以在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和經濟持續復蘇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會對美國主要逆差來源國施加貨幣升值壓力,以保持美元相對穩定甚至略微貶值。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業的相對競爭力下降也可能是特朗普主動建立貿易壁壘的動因。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長期受到勞動生産率走低和基礎設施老化的制約。2009年起,奧巴馬出臺了一係列旨在振興制造業的戰略和政策,但制造業回流仍未形成規模。美國中高端制造業佔比從2008年起呈下降趨勢,而德國和日本的該比重一直維持在高位甚至持續提升。從相對勞動生産率來看,與其他主要制造業國家不同,美國工業品相對價格在金融危機後也出現抬升。NBER的研究表明,勞動生産率下降是美國制造業相對價格走平甚至放緩的主要因素。因此,盡管特朗普稅改有助于資金回流,但這些資金能否轉化為制造業投資仍有疑問。歷史數據顯示,美國企業所得稅下降與私人固定資本形成增長之間存在2至3年的時滯。在此情形下,特朗普政府或將通過“貿易戰”和“貨幣戰”扭轉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相對劣勢、拉動對美直接投資。

  特朗普稅改方案,重點是降低企業稅,以吸引制造業回流,但個稅改革更利好制造品消費傾向較低的富人。長期而言,一旦更多制造業企業回流美國,相對需求的削弱必將推升制造品的出口壓力,主動為“美國制造”謀求海外份額或成為貿易戰的又一誘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美國個稅改革分配效應的研究,隨著收入增長,美國社會消費支出于初級産品和制造業産品的比重迅速下降,尤其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服務性消費支出高達75%。據WID.World的研究,2014年,美國收入前1%成年人的收入份額超過20%,佔比約為1980年的2倍。而在歐洲,同期該指標只從10%上升至12%。從美國收入前10%成年人的收入份額來看,2014年該指標已高達47%,接近收入後50%成年人收入份額的4倍,且其份額增長幾乎全部來自前1%成年人的貢獻。在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情況下,特朗普個稅改革和下調企業稅,特別是取消遺産稅和“替代性最低限額稅”等措施仍然主要惠及高收入群體,這將使中産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繼續下滑。盡管勞動生産率下降也是制造品相對價格和消費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貧富差距擴大的“馬太效應”日漸侵蝕著制造品需求長期增長的基礎。如果收入分化的程度繼續加劇,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相對需求的萎縮意味著回流的“美國制造”不得不更多著眼于外向型需求,這為全球制造品供給相對過剩和可能的貿易衝突埋下了伏筆。

  綜上所述,美國稅改落地後,短期貿易逆差激增、中期主動設立貿易壁壘、長期制造品相對需求萎縮將增加全球貿易衝突的概率。要想避免“貿易戰”或“貨幣戰”,各國結構性改革的進展和全球經濟復蘇的協同性至關重要。2018年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風險回潮的共振值得投資者警惕。⊙程 實 王宇哲

  (作者程實係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係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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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張敏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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