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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院士”駕鶴去,永播稻香在人間
2017-08-14 09:01:51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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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國院士在查看水稻長勢。 (供圖:武漢大學)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俞儉

  “金穗鋪滿天國之路,稻香依然廣播人間!”

  “農田院士”朱英國走了,人們這樣為他祝禱送行。8月9日淩晨,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在武漢逝世,享年78歲。

  世人皆曉袁隆平,又豈知朱英國堪與比肩。朱英國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先驅和我國雜交水稻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先生長期從事雜交水稻和植物遺傳研究,為我國糧食安全、雜交水稻種質創新、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人才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大別山深處走來,作為農民的兒子,朱英國對農村、農業、農民滿懷深情,為著夢想一輩子堅守“農門”,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間地頭,沐浴風雨,追逐水稻育種的春天,讓夢想的種子萌芽、拔節、抽穗揚花,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永遠告別他所鐘愛的雜交水稻事業。

  8月13日,朱英國遺體告別儀式在武昌舉行,武漢大學師生代表,朱英國的親屬、生前友好等500多人前往送別。

  雜交水稻成就比肩袁隆平

  “馬協型”和“紅蓮型”雜交水稻開創了從農家品種中獲得雄性不育資源的新領域,有效防止了單一細胞質來源可能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紅蓮”,一個美麗的名字。這是朱英國培育的雜交稻係列之一。

  在雜交水稻領域,袁隆平的“野敗型”與朱英國的“紅蓮型”、日本的“包臺型”,被國際育種界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而且只有“野敗型”和“紅蓮型”在生産中大面積推廣種植,被冠以“東方魔稻”的美稱。

  “紅蓮”的問世,要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1972年,朱英國和科研人員用海南島的“紅芒”野生稻作母本,與幾十個常規稻種雜交,歷經反復試驗篩選,發現其與常規稻種“蓮塘早”雜交多次的後代種質非常好,于是,“紅蓮”的名稱及其第一代誕生。這項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這是朱英國專注于水稻科研從未改變的信念。

  1964年,25歲的朱英國從武漢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糧食大國最緊迫的課題——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的研究。

  那時,科研條件尚不健全,培育雜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裏做試驗,是腦力勞動,更是體力勞動。要培育出穩定、成熟且能大面積推廣種植的水稻新品種,必須反復做育種試驗,而育種只能在春天進行。為了追趕農作物生長所依賴的季節,加快水稻育種科研的進度,朱英國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島的天涯海角……

  1971年11月,朱英國和他的同事用1000多個套袋帶上全部種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等到上千個組合收割分類後,他們再摘下一粒粒稻谷,剝去谷殼,帶回湖北轉育。

  當初在海南的日子充滿艱辛。朱英國和助手們住在當地農民家裏,連電燈都沒有。科研小組不僅要在實驗田裏忙,還要自己種菜,砍柴做飯。由于他們的供應關係不在當地,糧油等許多必需品無法買到,至于豬肉更是難得吃到一次。

  除了生活條件的艱苦,他們還遭受著南方特有的蚊蟲毒蛇的威脅。碩大的田鼠經常把科研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斷。為了保護正在灌漿的禾苗,有很長一段時間,朱英國和同事們將鋪蓋搬到田埂邊,每天晚上拉電網、撒鼠藥、放夾子、手持長桿,夜不成眠,和田鼠激戰。

  朱英國和助手們站在水田裏,南國火辣辣的太陽透過草帽直往頭頂鑽,汗珠不斷線地流淌。

  助手們回憶説,當年育種程序精細得不亞于繡花:蹲在稻叢間,小心翼翼地把住穗頭,剪穎、去雄、套袋、授粉、封口,為了搶時間,一套固定的程序每天得做上百個,一直到眼冒金星、肚唱空城、汗幹成霜……數千個套袋和雜交組合,都得搶時間做完。

  一個春天,這樣的日子有兩個月。待到4月收割時,個個稻穗去秕撿實,粒粒谷子剝殼入袋,成千上萬個組合都得分類整理,帶回武漢趕季播種。

  身體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對種子的擔心。1975年4月中旬,海南島氣候反常,稻子晚熟。為趕上湖北的育種期,朱英國他們收下稻種,來不及曬幹,就匆忙啟程。但是,倉促間忘了帶《病蟲害檢疫證》,湛江站禁止他們通行。

  稻種已發熱,如再耽擱半天,幾年的心血就將付之東流。又累又餓又急又氣,朱英國竟昏倒過去。此情此景,令車站負責人大為感動,破例放行。

  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十年來,“紅蓮”家族中多個優質高産的雜交水稻品種“紅蓮優6”“珞優8號”“珞優10號”陸續誕生。如今,“紅蓮型”雜交稻在全國及東南亞等地區推廣種植面積累計超過1億畝,不僅惠及5億中國農民,還走出國門,香飄天下。

  糧食安全,正成為我國面臨的嚴峻考驗。對此,朱英國一直強調,水稻是中國的原始創新,創新是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出路,“對于‘紅蓮型’雜交稻來説,種質資源的創新,是最根本的創新”。

  馬協,是朱英國培育的另一顆明珠。上世紀80年代,朱英國提出從農家品種中發現新的不育種質資源的設想。1984年3月,經過大海撈針,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個農家品種中發現了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比周圍矮20厘米、不育特點明顯。經過3年繁復的雜交試驗,馬尾粘細胞質雄性不育係終于成功培育出來了,它就是“馬協A”。“馬協型”雜交稻的突出特點是米質優,目前在全國推廣面積已超過2000萬畝。

  水稻界專家認為,“馬協型”和“紅蓮型”雜交水稻開創了從農家品種中獲得雄性不育資源的新領域,有效防止了單一細胞質來源可能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論雜交水稻研究推廣成就,朱英國足以比肩袁隆平,但朱英國總是尊稱袁先生是雜交水稻的先驅,是中國的驕傲。從1972年開始,朱英國就認識袁隆平,相知相交幾十年,結下深厚的友誼。朱英國常常説,袁隆平的創新思路給了他很多啟發,是良師益友,非常尊敬。他説自己與袁隆平沒有可比性,因科研的重點、所處的外部環境都有很大不同,自己只是努力追趕,並盡力做出特色。

  “水稻候鳥”,一年三個春天

  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今年4月中旬,78歲的朱英國院士還像往年一樣,鄂州基地播種結束後,又不辭勞苦地奔赴海南基地進行研究。當時,海南的氣溫已有30攝氏度,他戴著草帽、頂著日頭,站在實驗田裏,看到大面積豐收在望的景象,喜悅不已。

  其實,在武漢大學裏也早已有溫室實驗室,但朱英國院士始終過著“水稻候鳥”的生活,追逐著育種的春天。由于雜交品種越來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實驗。

  對朱英國來説,一年要過三個春天,一年可以幹兩年、三年的事。一年三個春天的“候鳥生活”,始自上世紀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係協作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朱英國擔任組長,成為湖北省在雜交水稻育種研究上的領軍人物。

  從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候鳥”之旅,是艱辛之旅。一路坐火車再坐輪船,一個星期才能到達海南陵水縣,有時連座位都沒有。稻種、棉被、蚊帳,肩挑手提,每人要帶100斤甚至150斤的物資,一路站著也是常有的事。

  朱英國慶幸自己這些年趕上了好時代。如今坐飛機到海口,再轉乘高鐵,半天就能到陵水。“這樣可以省下更多時間來搞科研。”

  朱英國認為,“水稻是一個喜溫作物,在一定的氣溫條件下才能生長,在湖北我們一年只能種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個材料,而利用海南島的特殊氣候進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個材料,大大節約了科研時間。”

  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國,更多的時候像一位農民。從事科研半個世紀,穿梭于海南、南寧、湖北三地,只要是生産季節,田間地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譽為“農田院士”。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朱仁山教授回憶,1992年遭遇了水稻種植的難關,在正需大量用工的時節請不到工人,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進行,朱老師起早貪黑地帶頭下田參與勞動,甚至腿部被割傷,“他在田間工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腦海。”

  這種候鳥般的生活,讓朱英國幾乎沒有與家人度過一個完整的春節。一直由在校園內外做臨時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才給老伴辦了社保。

  “有一次,老先生自己準備了一筆錢給老伴,告訴她這是單位獎勵她工作認真的‘獎金’,其實是他表達對家人的愧疚。”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陽生教授回憶説。

  為了擴大科研,2011年起,武漢大學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鎮建立實驗基地,租借東港村131畝水稻實驗田,朱英國帶領研究團隊在此進行水稻雜種優勢機理、雜交水稻種質創新與基因發掘等多項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國,仍堅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開展研究工作,即使在與疾病鬥爭的這兩年裏,仍堅持下田、在實驗室埋頭研究。

  “沒入學先下田”成師訓

  朱英國特別注重深入實地觀察指導,在育種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都要堅持下田看材料,親自指導對水稻的觀察,避免認識粗淺

  “研究生第一堂課就是在田裏上的。”胡駿2001成為朱英國的碩士研究生,他説朱老師的研究生入學第一堂課都必須來到育種稻田現場,要求學生到田裏看看水稻樣子,分析長勢。

  胡駿説,朱老師特別注重深入實地觀察指導,在育種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師都要堅持下田看材料,親自指導對水稻的觀察,避免認識粗淺。

  “沒入學,先下田。”多年來,對朱英國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新生9月才報到,但在此前的農忙季節裏,就會跟著學長做實驗或下田。水稻抽穗揚花期間,學生們還會到鄂州實習。

  “我們培養出的學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産實踐知識、了解農業發展情況。”朱英國很是為學生們驕傲。他也知道,有些學生一開始也不太習慣,比如郊外實驗基地蚊蟲較多,女生們住不慣,但是漸漸也就練出來了。他曾誇2014年畢業的博士生田裴秀子,説:“別看她是女生,很能吃苦。為了做研究,還專門到田裏去捉蟲子。”

  朱英國説,注重實踐是學院一直以來的傳統,必須一代一代傳承,進一步推動生命科學的特色學科發展,為我國三農事業和糧食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農業科研常常與“苦、累、臟”聯係在一起,朱英國常鼓勵學生們:“敬業精神很重要,生活苦點沒關係,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學子將夢想刻在心頭,將足跡印在田頭。

  朱英國既鼓勵手下以田地為課本,在田地裏歷練;更鼓勵他們以課本為田地,在攻讀中成才,不斷充實、完善、超越自我。

  甘為人梯,慧眼識才愛才

  朱英國先後培養碩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後8名,並為湖北省培養出大批雜交水稻科研、制種與栽培技術骨幹

  武漢大學廣泛傳頌著朱英國慧眼識才愛才的故事,現為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遺傳學家的楊代常就是朱英國在田間發現的。

  1975年,在湖北沔陽縣(現為仙桃市)雜交水稻的培訓與推廣中,朱英國發現當時不到20歲、連初中都沒畢業的楊代常鑽研技術很執著,有自己當年的那種拼勁,是個難得的好苗子。

  1985年,武漢大學招收首屆插班生,在朱英國的極力推薦下,楊代常邁進了心馳神往的珞珈校園。此後,楊代常果然不負厚望,經過自己的努力,順利地成為朱英國門下的第一個碩士生、第一個博士生。

  楊代常回憶,當時自己是陳場鎮農技站的一名農技員,和朱英國認識後,“朱老師還常來看望我鼓勵我,送來科普書籍,關心農技推廣。”

  楊代常是朱門精英的典型代表。1999年楊代常成為美國加州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和實驗室主任。2005年,朱英國邀請楊代常回國發展,楊代常沒有絲毫猶豫,賣掉房産、放棄股權和豐厚的待遇,毅然回國。

  楊代常説,出國十年裏,每年回來探親,朱老師都勸自己回來發展,為祖國服務。他回國後承擔了國家973、863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多個重大項目。

  朱英國一直堅持寫工作日志,記有厚厚22本。從他近年的日志中看到,他幾乎每個雙休日都仍在工作,與別人交流談得最多的,是人才培養、“紅蓮型”雜交稻的發展和糧食安全問題。

  “朱英國院士不僅是一位雜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團隊建設和提攜後輩方面也是不遺余力。”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胡中立説,朱院士甘為人梯,舉薦他主持一項973課題,2016年又舉薦他參加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主要糧食作物分子設計育種”,承擔了“紅蓮型雜交稻的分子設計育種”研究任務。

  數十年來,朱英國對育種人才的發現和培養一刻也沒有停歇過。1987年以來,朱英國先後培養碩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後8名,並為湖北省培養出大批雜交水稻科研、制種與栽培技術骨幹。他們許多已成國內外科研骨幹,已有15人晉升教授。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姜星莉説,朱英國院士從來不為家事找學院,但凡找來,談的都是關于科研基地建設、團隊發展和人才培養。

  為了解決團隊成員的後顧之憂,朱英國想方設法幫他們把家安在武漢。楊代常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87年,朱老師為了早日拿到楊代常愛人的調令,在省人事廳苦苦等了3個小時。

  團隊裏很多老師的家屬,朱英國都想方設法幫他們在武漢安家,經常在省人事廳跑上跑下,而朱英國的妻子徐老師,一直沒有安排正式工作,他卻從來不向學校領導提要求。

  躬耕“農門”,一生夢想來自故土

  在那個以跳出“農門”為榮的時代,朱英國進入令人羨慕的“龍門”;而讓人吃驚的是,接下來的50多年裏,他卻沒有離開“農門”寸步,完成著一個又一個的傳奇

  今年3月中旬,朱英國回到母校羅田一中,為家鄉學子做了一場院士報告,並捐出10萬元設立獎學金。

  這似乎是一次對家鄉的告別。離他1959年考入武漢大學,走出大別山已近60年。

  朱英國生長于大別山區羅田縣農村,家境貧困。小時候,朱英國曾是兒童團一員,給八路軍放過哨,還念過幾年私塾,後來砍柴、放牛、種田,每個假期是父母幹農活的得力助手。在高中時一個暑假,山上松毛蟲大量繁殖,田埂上的烏桕樹發生大面積蟲害,他帶頭打藥、用火燒,全身起疙瘩,但堅持到最後,獲得當時縣鄉政府表揚,事跡上了當時的《羅田報》。

  在填寫高考志願時,朱英國連填了3個武漢大學生物學的志願。他説,“理由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農業科學家,讓家鄉的親人和自己遠離貧困和饑餓。”

  最初的夢想終于實現,朱英國考上了武漢大學,攻讀植物遺傳專業,後留校任教。在武大讀過書的很多羅田籍學生還記得,朱英國經常請他們到家裏吃飯,聊家常,他對山區故土、家鄉人民懷著深情厚愛。

  上世紀50年代末,在那個以跳出“農門”為榮的時代,朱英國進入令人羨慕的“龍門”;而讓人吃驚的是,接下來的50多年裏,他卻沒有離開“農門”寸步,完成著一個又一個的傳奇。

  長期和農村、農民、農業打交道,朱英國感覺到近年來勞動力特別緊張,種一畝田的成本不斷上漲,有些地方的田地荒蕪了。他為此思考: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是農業科學家肩負的社會責任。

  “如果一個村能有一個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那麼,中國農民的素質會得到基本改觀,中國農業的機械化、自動化生産和中國農村的規模化、現代化的建設就有了可能。三農問題要得到根本改善,應該從農業院校做起,從我們這些為農民服務的科學工作者做起。”

  2007年4月9日在湖北枝江市問安鎮黨校舉辦水稻新品種“珞優8號”栽培技術講座時,朱英國吐露一份憂思與期盼:新一代的農民不能滿足于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有限經驗和常識,還必須學習最先進的農業科學知識。

  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科研與生産緊密結合,堅持走産學研三位一體的道路,致力于為“三農”服務,是朱英國的執著追求。他積極參加國家級重點學科“發育生物學”、十五“211”工程重點項目“植物與動物發育生物學”、武漢大學遺傳學學科建設。2011年,朱英國帶領武漢大學研究團隊,與袁隆平院士領銜的湖南雜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設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

  幾十年來,朱英國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間地頭,沐浴風雨,追逐水稻育種的春天。

  2015年5月,朱院士從海南回來,由于連日奔忙,身體極度虛弱,到醫院把醫生都嚇壞了,下了病危通知書。醫生多次叮囑他,不能再到處跑了。

  “保命對我沒有意義。”朱英國回答。

  “大寫的人”,後繼有人

  “我從大別山走到珞珈山,再從珞珈山走向五指山;從學生成為教授,再從教授成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堅實的足跡,不斷延伸著自己的奮鬥和追求”

  “三楚之英,珞珈之靈,育稼與民,功越神農!”

  這兩天,朱英國的數十位研究生從外地趕回來,要看他最後一眼。

  2013級博士生但志武得知老師離開的消息,正在鄂州水稻基地做科研。

  胡駿8月6日剛到菲律賓參加一個國際水稻會議,原定12號回武漢,9日驚悉朱老師逝世消息,立即想辦法改簽航班,提前于10日深夜趕到了學校,為朱老師獻了花。

  很多人都還接受不了朱老師離去的事實。

  “朱老師沒有一點院士架子,在育種基地,和學生一起吃飯一起住;外出開會,接站的車子因堵車來晚了,他就和大家一起等待,不急不躁,從來不打電話催問。”

  “每次朱老師請大家吃飯,剩飯剩菜都要求打包帶回,這已在團隊中形成風氣。”學生秦克周説。

  本報記者4年前曾到朱院士家中採訪。

  那是寒冬臘月的一個中午,走進他的家,感覺冷颼颼的,室內溫度只有10攝氏度。客廳裏有一臺空調,用花布罩著。朱英國的老伴徐小梅説,除非很冷的雨雪天,冬天很少開空調。

  老舊的房子裏,舊式組合櫃上放著一個十多年前買的彩電。家具磨損得厲害,不少地方都掉漆了。

  朱院士衣著樸素,腳上一雙棉皮鞋還不到200元,是老伴3年前買的,擦上鞋油也不見光亮。他沒有買車,上下班走路,到附近的地方開會也是步行、騎車、坐公交。手機是五六年前買的,鍵盤上的數字已經不很清晰了。當時朱院士笑著對記者説:“還挺好用。”

  “恩師一輩子親力親為,帶著我們做課題、下稻田,那種單純的工作氛圍讓每一個跟他共事的人永遠難忘。”楊代常説,朱英國鼓勵團隊的每一個人在田地裏歷練。夏天四五十攝氏度的高溫,朱英國卷起褲腿打著赤腳在泥巴田裏指導農民種植,給水稻田標號。

  “他是一個大寫的人,優良的品德值得我們永遠學習。我們要在他的精神鼓舞下踏踏實實走下去,敬業不浮躁,不辜負他的厚望。”胡駿説,朱院士為人師表,品行高尚,謙卑和藹,豁達包容,每一個學生都敬重他,從他身上感受到一個科研工作者為國為民的大家情懷。

  “我從大別山走到珞珈山,再從珞珈山走向五指山;從學生成為教授,再從教授成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堅實的足跡,不斷延伸著自己的奮鬥和追求;每一步,都凝聚著武大的培養、團隊的協作和家庭的支持。”

  朱英國的夢想是要始終走在世界水稻品種選育的最前列,緊盯“高産、優質、廣適、生態”目標,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種子,讓饑餓遠離中國。

  後繼有人,“農田院士”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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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聶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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