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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留守兒童:“小候鳥”進城 泥土裏的“大學夢”
2017-08-14 08:50:49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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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暑期“小候鳥”蹣跚城市路

  正值2017年暑期,大批“小候鳥”陸續抵京,與家人團聚過暑假。圖為從北京西站出站口走出的兩個“小候鳥”。

  從鐵路部門獲悉,2017年鐵路暑運從7月1日至8月31日,共62天。暑運期間,北京鐵路局預計發送旅客5950萬人次,同比增加207.2萬人次,日均發送旅客96萬人次,增長3.6%。視覺中國供圖

  出了北京南四環,再往南走上一段,樓變少、變矮,天空就顯得分外大。遠遠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顯瘦小。

  15歲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縣城中學讀初二,這是她在北京度過的第八個暑假,只不過這個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點左右,李雨蒙給弟弟做好早飯,便得趕往農貿批發市場,幫父母打點蔬菜生意,這也不太難——裝包、收錢,練習了半個多月的李雨蒙動作已很熟練。

  天亮之前,那是整個批發市場最熱鬧的時候,燈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車、三輪車、電動車等各式車輛在排排裝菜的大卡車間走走停停,問價砍價的聲音混雜著不同口音,似乎淹沒了其他所有的聲響。而白天的客流則稀落得多,對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竊喜,這樣她就會有不少閒暇,玩手機,偶爾和爸媽説上一兩句閒話。

  天色暗下來,李雨蒙先回家,給爸媽和弟弟準備好晚飯……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復著這種兩點一線的生活。這樣的暑假有些單調、有些累,她有時也耍下小脾氣,抱怨兩句,但下個暑假她還是願意來這裏,畢竟“爸媽在啊”。

  對于李雨蒙這樣處于留守狀態的農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個被延長的節日,是屬于孩子們的節日。或者説,因為爸媽在身邊,這時候的他們才更像是個孩子。在暑假裏,在城市的菜攤邊、家具城裏、家電安裝車上……處處有小候鳥的身影。

  泥土裏的“大學夢”

  而平日裏,孫陽陽儼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樣。

  做家務、幹農活已不在話下,如今的她還成了“理財小能手”,比如對于她與弟弟每個月約1000元的生活費,如何花得少又能過得不那麼委屈,她總能拿捏得恰到好處,以致月月還能有結余,對此她很驕傲,她總強調“我都18歲了”。

  “但你不覺得長大很殘忍嗎?”孫陽陽又問記者。在她這個年紀,她的一位同村同歲好友已是一對雙胞胎的媽媽,比她大一歲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長得還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們爭搶的“香餑餑”,盡管她高中還沒念完。

  “可村裏都是這樣,學習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訂了婆家,一般訂親後第二年就會結婚生孩子……”孫陽陽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但她還在努力與之劃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學,去看看姐姐所説的大學是什麼樣兒”。在她眼裏,她姐姐就是她的奮鬥目標,也是她所在的村子裏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學生。

  考上大學,何嘗不是李雨蒙的目標。

  然而,李雨蒙決定新學期轉到鄉中學念書,而那裏一般是“那些考不上縣中學的差學生才去的地方”。

  “你確定你要轉到鄉上念初三?”據李雨蒙説,鄉中學的一位老師反復問她。

  “嗯,確定。”李雨蒙也反復確認,她説,那個縣城中學是很多人“托關係”“燒錢”才能進得去,更何況她所在的班還是“重點實驗班”,但自己“實在跟不上進度,老師講得太快”。

  在班上,送禮的學生無疑能讓班主任高看幾眼、厚待幾分。對于不送禮的學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聞不問,或“狠勁兒批評”,所以李雨蒙討厭這位老師,“我家沒那麼多錢,又能怎麼辦呢?” 而轉到鄉中學去考上好高中的幾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學夢”也更模糊不清,“就盡力吧”。

  孫陽陽只知道她明年要參加高考,她的英語還沒學好,數學也讓她頭疼,平時在學校還能向老師和同學請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畢竟她爸媽還沒她“學歷”高,而他們務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難以找到合適的補習班。

  她無法想象,在距離她約50公裏的天津市、100公裏左右的北京市,那裏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電”學習。但她知道的是,她來自縣城的同學在朋友圈曬了正在遊學的圖文。“遊學”是什麼意思?她喃喃地問。不過在縣城讀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經習慣了這種差距,也明白了那個簡單的道理——“人比人,氣死人”。

  “人窮只能靠自己,盡自己最大努力唄。”孫陽陽説,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裏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艱辛與殘忍。

  努力,又無力的父母

  “有錢什麼都行,沒錢什麼都不行。” 孫陽陽的父親孫山倣佛把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看透了一般。

  孫山是有過些錢、過過殷實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賠了,不僅把多年積蓄都搭了進去,還欠了一屁股債,這讓他在村裏抬不起頭,親戚一度躲瘟疫般躲著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來。

  這期間,他的大女兒恰巧大學畢業,早早找好了工作補貼家用,這讓他覺得“像種了一季的小麥,終于到了豐收的季節”。

  他細算了一筆賬,供大女兒上完大學至少花了30萬元,雖然他大女兒從未上過補習班,從初中到高中因成績不錯,學費、住宿費全免。

  但他覺得花再多錢都值得,“那些讓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動工了還不得回來種地?上了大學就徹底不用做老農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別人嚷:“你家有錢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學生嗎?”村裏人笑他:“你家有大學生了,你家還有錢嗎?”

  孫山曾想過把家裏的孩子都培養成大學生,哪個孩子若説不想上學,不是被劈頭蓋臉罵一頓,就是跪在磚上被打一頓,或關禁閉。但如今,他覺得實現這一“宏願”越發吃力,一是因為“老了,掙不動錢了,把債還完了算不錯了”;二是他發現後幾個孩子的成績不夠拔尖。

  但像孫山這樣讀過幾天書,還能把孩子培養成重點大學學生的農民工並不多。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未上過學的佔1%,小學文化程度佔13.2%,初中文化程度佔59.4%,高中文化程度佔17%,大專及以上佔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楊樹珍,則屬于從未上過學的那一撥兒。

  楊樹珍來自河北農村,20歲便嫁給了同村的男人,不認識字。而兩年前決定出來打工,是因為家裏外債累累,“外面的錢好掙,有時一天能掙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個人在外面總歸不放心。

  至于兒子宋鑫的功課,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據孩子在班級的排名來判斷其學習進步與否。只要孩子在看書,楊樹珍就高興,如果是在玩手機,她就忍不住批評上幾句,雖然這並非時時管用。“孩子懂事兒,也爭氣,學習都是自己學,我們都幫不了啥,除了給他錢”。

  和村裏早早輟學打工的同齡人相比,宋鑫已經算是很“有出息”,但和縣城裏的學生相比,成績徘徊在中遊的他感覺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觸英語,所以第一次英語考試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語仍是他的軟肋。那些能流暢朗讀英語的同學往往來自縣城,多才多藝,打扮時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來一雙鞋也能賣一兩千元”。

  將升高二的他,為“把成績提一提”,今年來北京過暑假時提出想補習下英語。沒想到,他的爸媽爽快地答應了。他媽媽説:“今年剛把家裏的外債還完,以後賺了錢都供孩子上學。”

  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課外補習班,為期一個月,每天一節課,一節課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輸”在起跑線之後

  教育部等九部門于去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中曾提到,廣泛開展各類教育培訓,要重點面向城鎮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積極開展職業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訓,同時重視農村居民的教育培訓,開展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和各類殘疾人的培訓服務等。

  但孫山、楊樹珍並未曾聽過相關培訓,或享受過這樣的“福利”。像他們這樣流動于不同城市,蝸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農村流動父母,比守在家中的農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較更為“簡單粗暴”。

  “盡管流動兒童、留守兒童遇到的學習困難總是比別的孩子多得多,但這不是主要的,關鍵是這些孩子終究來自農村,是農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動’或‘留守’所産生的影響,兒童之間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鄉差異,是原生家庭間社會階層地位的差異。”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劉精明認為,由于社會經濟條件、認知水平、信息獲取等方面的局限,農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對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見識”。

  而那些處于弱勢的農村家庭的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線上輸了一截。在劉精明看來,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説高考是一種主要的社會選擇方式的話,那麼它衡量的就不僅是某個兒童個體,而是對一類人,或者説是對一類家庭選擇的結果”。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171萬人,比上年增加424萬人,增長1.5%。其中,本地農民工11237萬人,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1.6億多的外出農民工,會産生多少小候鳥?具體數據很難準確得出,但這個群體不容忽視。對這些抱著大學夢、有極強上進動力的“小候鳥”來説,如何向前追趕?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周皓建議,首先要搞好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是基礎,如果基礎教育都搞不好,後面就很難追趕”。

  “在越來越穩定的社會,長距離的階層跨越是比較難的,但近距離或鄰近階層的跨越仍可能頻繁産生。”劉精明表示,教育對社會流動的意義,可能並不僅是當下這一代人命運的改變,而是在于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中幾代人的境遇、命運的持續性變化,“等二三十年過後,我們的下一代或下幾代人的境遇與我們自己這一代相比,或許就會很不一樣,所以並不能只看眼前的、暫時的,要從一個長遠的社會流動歷程來看,看到一點點在變化。”

  (文中孫陽陽、孫山、宋鑫為化名)(記者 孫慶玲 實習生 劉夢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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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聶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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