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哈爾濱５月２６日電（記者張玥　齊泓鑫）時鐘滴答一聲，記錄延長一秒。作為亞洲存活時間最長的心臟移植者，脈搏的每次跳動，對于文峰來説都具有特殊意義。

　　２３年前，于文峰只是黑龍江省尚志市帽兒山鎮的一名普通中學教師。因病換心，讓于文峰在愛心中“移”路前行，劃出不一樣的人生軌跡，也在我國乃至世界器官移植的發展歷程上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跟正常人一樣”

　　“我先上去，著急給我愛人做飯，下午還有課呢。”一路從帽兒山中學走到家，于文峰又快步走上五樓，記者“小跑式”才跟上他的節奏。

　　看起來比正常人還“正常”的于文峰有３４年教學生涯，中間只停頓過兩年。這兩年間的經歷，濃縮了人的一生——生與死的跨越。

　　３１歲，正值壯年的于文峰帶出了全市名列前茅的畢業班，５歲的兒子要上小學，然而突發疾病卻讓他原本多彩的人生變成黑白色。

　　１９９３年秋天，于文峰突然感覺胸悶，暈倒在講臺上。當地醫院檢查診斷為“擴張型心肌病”，醫生勸他“回家養著”。

　　于文峰不願意回憶生病的那段日子。那種每天只能臥床，２４小時需要輸液，隔幾天就要實施電擊纖顫緊急搶救，隨時可能終止呼吸和心跳。

　　“那時就感覺生命走到了盡頭，他連遺書都寫好了。”于文峰的愛人李麗玲回憶起來仍心有余悸。

　　于文峰被轉到哈醫大二院進行治療，醫生給出了不一樣的治療方案——換心。１９９４年２月８日。除夕的前一天，于文峰做了心臟移植手術。術後醒來，于文峰不再覺得喘不上氣，眼前的一切像被水洗過一樣透亮。

　　剛剛換心的于文峰格外“愛心”，護士拍背護理，嚇得他急忙制止，“別把我的心拍掉了。”術後７天，于文峰可以下地扶著走路，半個月後行動自如了。于文峰又活了。

　　“術後回學校，同事不敢跟我多聊天，怕把我‘累犯病了’，如今早沒人説這種話了。”偶爾于文鋒有事請假，幫他代課的老師常常會追著讓他“全數奉還”。

　　大病初愈的于文峰也被家人當成寶貝，什麼家務都不讓他做。李麗玲説：“有一次他一手扛著５０斤米，一手拎著豆油回來，把我嚇得要命。後來發現也沒什麼，現在家務幾乎他包了。”

　　于文鋒開心地説，我要的就是這樣完全徹底回歸，不然，總被人視為“另類”就“鬧心”了！

　　“做了就要活，還得長期好好活”

　　當年于文峰心臟移植的主刀醫生，已經９１歲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心外科教授夏求明還擔任著于文峰的“保健醫”，長期跟蹤研究術後的用藥和保健方法。

　　談起一路走來的艱辛，夏求明説，當時國內多例心臟移植手術接連失敗，心臟移植的醫學實踐陷入僵局。在毫無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我帶領百余人的醫療團隊，成功地為擴張型心肌病患者楊玉民進行了心臟移植手術，打開了我國心臟移植發展的大門。

　　楊玉民在創造了亞洲心臟移植術後存活１８年的記錄後，將“接力棒”傳給了于文峰。于文鋒的經歷為器官移植描繪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標準。器官移植後不僅要有較長的生存年限，而且要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能參加工作，有良好心態。

　　為什麼于文峰能夠刷新換心人生存的亞洲紀錄？夏求明説，除了要注重供體心臟的健康程度和受體的身體狀態。更是多學科協作、治療中跟進新技術、不斷攻關破解免疫排異反應等科技難題的結果。

　　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哈醫大二院就開始進行心臟移植動物實驗研究。經過總結多次失敗的教訓發現，影響移植生存率的最大問題是免疫排異反應。在實驗同時，夏求明利用出國機會，遍尋心臟移植方面的文獻，基本上把當時能找到的百余篇文獻納入“囊中”。

　　“那時我們全院動員，各個相關學科的專家們都憋著一股勁，要縮短與國外差距。醫療資源相差甚遠，但我們的醫療水平要向國際看齊。”夏求明説。

　　由于沒有可參考經驗，于文峰的治療方案是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對于文峰的治療，也是科技工作者不斷探索最新診療技術的過程。

　　據了解，全球注冊記錄的心臟移植患者中，雖然１年的平均存活率為９０％，但是遠期存活率改善並不明顯，生存率仍以每年約４％的速度遞減。

　　于文峰的長期存活，不僅意味著我國在器官移植領域取得的進步，也鼓舞了同樣接受心臟移植患者生存的信心。圍繞著于文峰的救治和護理，哈醫大二院的醫務工作者攻克了眾多醫學課題，並為心臟移植和肺、肝、脾、腎等大臟器移植積累了寶貴的臨床經驗。

　　“我們希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能變成下一個于文峰”

　　哈醫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謝寶棟介紹，包括人工心臟、轉基因技術、克隆技術，都不能完全替代心臟移植，它仍然是治療終末期心臟病的有效手段。目前，心臟移植已在全球廣泛應用，最長存活案例３３年。

　　“器官移植對患者，甚至家庭都太重要了。”于文峰説，如果不是當年器官捐獻志願者的義舉，不會有我８０００多天的生命奇跡。

　　“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于文峰那樣幸運。”哈醫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田海經常會接到病人的電話，詢問什麼時間能做移植手術，這讓他深感無力。作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他希望等待移植的患者都能像于文峰一樣，等到合適的供體，重獲新生。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我國公民逝世後自願捐獻器官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體來源的變化使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明顯下降。據衛生部統計，我國每年有１５０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約１萬人能夠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為１：１５０。

　　夏求明、蔣樹林等專家表示，器官移植的供體資源短缺，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由于心臟移植對供體器官的特殊要求，心臟移植很難取得有價值的供體，不少患者在等待中逝去。

　　夏求明認為，器官移植的發展需要兩套係統工程，一是社會性的係統工程，二是醫學專業性的係統工程。前者包括在法律層面確立腦死亡的概念，建立地方性或全國性的器官徵集和分配體係、開展器官移植機構的資格認證和準入管理等。後者則要求醫療機構在人才團隊、科技實力、硬件設備配套等必須達到一定水平。

　　“這麼多年，我一直想對為我捐獻器官人的家屬和朋友説，我活得很好，你們放心吧。”于文峰動情地説。

　　早在１０多年前，于文峰也簽署了器官捐獻志願書。

【糾錯】

責任編輯： 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