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戰略形勢變幻莫測、危機不斷，其背後則是世界步入動蕩多變的秩序重塑期，國際及地區秩序更替複雜、重塑艱難，各種矛盾亦隨之疊加爆發。在此背景下，中國“戰略機遇期”中的風險面有所上升。
第一，秩序之基呈現力量對比新分化。世界力量對比是國際秩序的基礎，大國間實力消長必然引發國際秩序重塑，當今國際戰略格局演進呈現新分化。
發達國家有升有降、分化加劇。美國經濟復蘇“一枝獨秀”，“一超”地位回穩。以頁巖氣、3D打印、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工業革命動力釋放，加之力度空前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奏效，美國2014年經濟增長2.4%並向3%以上高位邁進，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業已走出金融危機陰影”。對外，美汲取“盲目開戰”教訓，注重施展“巧實力”，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而是強調借助盟友夥伴、利用與製造地區矛盾、假手多邊規則、“制人”而非“制於人”等。與美國“走強”形成鮮明反差：歐元區復蘇嚴重乏力，烏克蘭危機與中東大亂局嚴重惡化其安全環境，可謂內外交困、影響力下降；日本“安倍經濟學”窮途末路，外交上堅持頑固右傾、挾美自重、與鄰為惡，方向性錯誤加劇實力下滑。
新興大國有喜有憂、分化明顯。中印繼續領銜新興經濟體增長，2014年分別增長7.4%和6.9%，當前中國改革正挺進縱深，印度改革步伐也顯著提速。俄羅斯與巴西因遭遇內外困境，經濟增速大幅下挫：俄因烏克蘭危機幾番受西方制裁，國際油價持續下跌更是令其雪上加霜，預計2015年俄經濟將萎縮3%；巴西受制於外需低迷，陷入了衰退滯脹。
國際格局漸呈中、美“兩枝競秀”與“雙引擎”態勢。金融危機引發大國力量對比重新洗牌，中美成為GDP總量在10萬億美元之上的僅有的兩國，世界多極化格局漸入中美齊頭並進與各自引領的新階段。
第二，秩序之爭凸顯三對大國矛盾。大國是國際秩序博弈的主體，大國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國際及地區秩序，當前大國博弈凸顯三對矛盾。
新興與西方大國兩大“集群”競逐國際秩序主導權。新興大國聯合自強繼續發展，“金磚國家”成立開發銀行，共同擴大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中俄共同致力於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另一方面，美國利用歐亞大陸兩端地緣矛盾強化美歐、美日同盟，借助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整合西方發達國家，極力把持國際體系主導權。
俄西矛盾激化，俄與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激烈角逐。美歐與俄圍繞烏克蘭危機爆發冷戰後頗為罕見的大國對抗，俄西矛盾驟然升級被指形同“新冷戰”。在此較量中美成為操控矛盾的實際受益者，歐盟與俄則是“雙輸”。與此同時儘管美歐總體一致對俄，但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美德之間。
中美“競合博弈”更趨複雜。隨着中美實力差距縮小，雙方戰略競爭更趨激烈。奧巴馬政府不甘受制於烏克蘭危機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執着在亞太方向加大投入，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重點介入亞太海洋爭端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強化同盟體系及美印合作，力求“限制”中國崛起、維持其亞太主導權。
第三，三大地區秩序艱難重組。地區秩序是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地區秩序變革也是國際秩序重塑的重要內容，當前東歐、中東、亞太三大地緣戰略正經歷“板塊”裂變重構。
烏克蘭危機衝擊冷戰後歐洲秩序。烏克蘭危機折射出西方與俄激烈角逐東歐及“後蘇聯空間”。由於西方一再擠壓俄戰略空間，美在2014年初再度導演烏“顏色革命”顛覆亞努科維奇政權，招致俄強烈反擊，俄趁機兼併烏克裏米亞，俄烏在烏東部問題上對抗加劇。
大亂局瓦解中東舊秩序。2011年中東大變局以來形勢複雜嚴峻，諸多矛盾交織發酵，尤其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趁亂崛起、跨境庫爾德人走向聯合等挑戰中東國家間既有邊界，地區秩序及“變天國家”的內部秩序重建艱難。
三方互動博弈加劇亞太秩序“代謝紊亂”。美國多管齊下竭力攫取地區主導權。中國主動塑造穩步擴大自身主動權。區內一些國家或“腳踩兩條船”，或傍美制華，努力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四，非傳統安全新挑戰多發高發，凸顯全球治理缺位失序。當前，非傳統安全新挑戰層出不窮、危害增大，彰顯全球治理低效乏力及機制滯後。表現在：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挑戰全球公共衞生防控機制；國際恐怖活動新的高峰期考問全球反恐合作，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基地”分支、“博科聖地”等一再製造血腥慘劇；氣候變化危害呼喚全球集體行動；網絡空間無序競爭折射規則主導權角力。
面對動蕩多變的國際秩序重塑期，中國當以&&《國家安全戰略綱要》為契機，統籌內外，兼顧發展與安全，穩紮穩打、穩中求進、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牢牢掌握國際秩序變革博弈的戰略主動權。□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 陳向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