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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黃有良 至死沒等到一句道歉
2017-08-15 08:46:05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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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去世;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剩14人

  “慰安婦”黃有良 至死沒等到一句道歉

  8月2日,黃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的家中。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攝

  姓名:黃有良

  性別:女

  終年:90歲

  去世時間: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經歷: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

  8月12日,第5個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前兩天,大陸最後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

  14歲遭日軍強暴,15歲被抓去慰安所,17歲以父親去世名義回家後逃亡。抗戰勝利後,她又遭受村民議論,丈夫打罵,孩子不理解……“這不是我的錯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訴。

  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期間被欺淩的中國婦女,共計20萬左右。

  70多年過去,幸存者的數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14人。

  她們老了。身體飽受摧殘,世俗的嘲諷伴隨左右,屈辱又通過子宮蔓延至兒孫兩代,從未間斷。

  最大的敵人,是歲月。

  皺紋爬滿全身,器官生了銹,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後時光,她們答非所問,記憶錯亂,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沒人等到。

  噩夢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黃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節,兩排椰子樹林立,茂盛的樹葉從頂部“炸”出來,像濃綠色的禮花。

  75年前,她被日軍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種了一片小椰樹。不遠處,一人多高的木樁還在,是“日軍抓了人,綁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數,就來到那個讓她“恨”的年頭。

  1941年農歷十月,14歲的黃有良幫著父親種田。那天,她挑著稻籠,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聽到幾聲喝叫,抬頭一看,前面不遠處站著一群日軍士兵。嚇得我扔下稻籠,轉身就往山裏跑。”2000年,她曾對志願者陳麗菲回憶,日本兵緊追不舍,自己逃得沒了力氣,被抓住。

  一個滿臉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剝開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發狂大笑。

  黃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聲,松開手,發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軍官大聲喝住。

  “姑娘別怕”。軍官“九壯”(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將幾人遣走後,他反過來摟抱黃有良。“我用力掙扎,他並不強迫。我以為沒事了,便到田裏把稻籠挑回家。”黃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壯”什麼時候,對方跟到家門口,攔住並把她抱進臥室……

  黃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找,她嚇得躲起來。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腳牛(當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黃有良得知後,連忙回來看父母,再次被強姦。

  逃亡

  軍官“九壯”認得家門,天天來。只要黃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黃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軍車後,直開到藤橋,關進一座房裏。

  “門口有哨兵把守,不準我們隨便走動。白天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一般是三個五個,有時還要陪著睡。”黃有良曾回憶,不聽話就會挨打。她很怕,被逼著,只能“叫幹什麼就幹什麼”。

  她形容,在藤橋的那段時光,整個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尋找機會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過辦法,但因日本兵站崗很嚴,加上不熟悉路,無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漢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後,關押起來。

  糟蹋得太多了……黃有良認識的女性中,陳有紅(音)不聽日本兵(的話),被打得大出血,死了。還有一個,聽説咬斷舌頭,也死了。

  她放棄了逃走念頭,聽天由命。

  被關了兩年後,堂兄弟黃文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藤橋日軍軍營,告訴她,父親死了。

  她不顧一切去找日軍軍官,要求回家給父親送葬。起初對方不同意,黃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頭,才終于得到允許,但事情完後須馬上回去。

  回到家後,她發現父親“好好的”,大吃一驚:家人想救女兒,為了效果“逼真”而沒有告訴她。

  他們連夜拿鋤頭、糞箕,在村邊荒坡堆了個假墳,説是黃有良傷心過度,自殺死了。隨後,父女倆到處逃難、討飯。

  控訴

  抗戰勝利後,黃有良回到村裏。因為“被糟蹋過”,她只能找了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過去,一有氣,就打罵。

  “文革”時,村裏人特別是小一輩的,常背後議論,罵她是“給日本人睡覺的”。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黃有良生過5個孩子,3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有時也罵她這個母親。

  這個“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著一切。

  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到海南調查慰安所情況。“當時民風尚未開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婦的事實。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無法隱瞞,村裏的慰安婦都有心理壓力。”

  他回憶,那時黃有良身體還算硬朗,但只會説黎族語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譯。他們確認黃有良在藤橋鎮遭遇日本兵,事後被送到藤橋鎮慰安所。“有些慰安婦只是在小據點,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婦女,則要承受更重的苦難”。蘇智良説。

  也是在那時候,黃有良下定決心,要到日本,當著他們的面,控訴他們。她説,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陳亞扁等8人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還以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幾年來,案子多次調查取證開庭,並未換來公正的判決。至2010年三審結束,仍是敗訴。

  蘇智良介紹,法院給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根據戰前規則,訴訟時效是20年,已超過年限等。

  黃有良氣憤、不甘心,她曾主動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彎了,路也快走不動了。別説去日本,就是來趟海口,都覺得很累。但只要我動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贏,我死了都閉不上眼呀!”她對媒體表示。

  死亡

  黃有良90歲了。生命的最後,她面部更瘦削,顴骨凸出,不出門,也不愛説話。

  她的大兒子胡亞結聲音沉悶地説,母親去世後全村人都去參加了葬禮,但他仍然無法接受喪母。

  村長胡亞梁介紹,黃有良家裏收入水平算中等。農忙時,幾個兒子種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時間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養老保險,一個月能拿100多元。

  蘇智良回憶,最後一次見黃有良是2014年。那時她身體有些虛弱,兩三天不吃飯,志願者們一度擔心她挺不過去。

  從2000年起,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決定給予受害人實質性的援助。當時還沒成立基金組織,只能跟海外華人華僑聯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給每個人5000元補助,財務負擔很重,但僅夠維持老人們的溫飽。

  近20年來,蘇智良走訪23個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漸漸地,這些老人相繼去世,雖然財務負擔慢慢減輕,卻讓他很不好受。這幾年,他甚至“敦促”媒體人採訪,“多寫寫吧,以後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願者胡雪菲參加了黃有良的葬禮。今年1月她到海南為黃有良送慰問金時,她已無法下床,話也不多。有時還會記憶錯亂,答非所問。唯有牙口還不錯,嘗了他們從上海帶來的點心。

  照片中,黃有良戴著深褐色的頭巾和銀色的耳環,穿著暗紅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

  2006年8月,一審敗訴後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並沒有放棄,繼續提起上訴。

  今年5月11日,陳亞扁離世。在她的葬禮上,志願者們見到黃有良。“照片裏,她看起來狀態不錯。”蘇智良説,黃有良算幾個慰安婦裏身體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這麼突然。

  如今,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也逝世了。

  她們最終沒能等來道歉的消息。(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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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馮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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