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5月27日電 題:“農民院士”朱有勇:將論文寫在大地 把農民裝在心中
新華社記者白靖利
他是農民的孩子,這輩子一直和農民打交道。30多年來,他建立的作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新途徑,累計推廣運用3億多畝。已過花甲之年的他,説得最多的是“要將論文寫在大地上”。
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朱有勇。
“科技扶貧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雲南省普洱市瀾滄縣竹塘鄉雲山村蒿枝壩小組劉扎丕家,過去破舊的草房已經被嶄新的拉祜族特色民宅取代,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小菜園裏玉米、西紅柿長勢喜人,寧靜的小院裏還停著一輛卡車和農用三輪車。劉扎丕説,這一切改變都是在朱有勇院士團隊來了之後。
2015年,中國工程院開始定點結對幫扶瀾滄縣,朱有勇院士帶著雲南農業大學調研組多次深入瀾滄縣各村寨進行調研。經過對當地氣候、土壤、降雨等自然條件進行科學分析,確定種植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以及林下三七等中藥材。
制定種植技術標準、建立農業科技示范園、結對幫扶……朱有勇院士帶著團隊就在瀾滄的村寨裏忙活開了。按照規劃,中國工程院將幫扶183戶農戶,為每戶提供2頭仔豬和10只雞苗。同時,種植100畝冬季馬鈴薯、15畝冬季鮮食葡萄、2畝林下三七。此外,還將培訓農戶1000多人次,培養百余名致富帶頭人。
“瀾滄縣自然條件很好,這裏的農民兄弟主要是思想、思路上存在不足,他們不該受窮。”朱有勇説,只要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把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産力,他有信心幫助這些農民脫貧致富,“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
“朱院士他們手把手地教我們種植,産量和品質都比以前好很多。”劉扎丕告訴記者,今年村裏的冬季馬鈴薯獲得高産,以前雞蛋大小的馬鈴薯現在最大能達到兩公斤一個,大家都感覺很神奇。
正在地裏幹活的村民李小換説,自己家以前一年下來七湊八湊也就掙個一萬多塊,現在收取土地租金、在基地打工,收入一下子提高到了五六萬,還學到了有用的技術。
“搞農業的就應該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瀾滄縣只是朱有勇的一個“新基地”。作為雲南本土培養的第一位院士,朱有勇從1982年畢業于雲南農業大學後留校工作至今,一直從事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的研究工作。30余年來,他的研究成果已經累計推廣運用三億多畝。
單一品種大面積種植容易造成病害流行是植物病理學領域的難題。從上世紀80年代在雲南山區觀察到水稻品種多樣性能有效控制稻瘟病後,朱有勇就一頭扎進了這個有趣的領域。他謙虛地説,自己幹了一輩子研究,就是為了回答三個問題:作物多樣性是否能控制病害?控制病害的機理是什麼?能否推廣應用?
經過多年的研究,朱有勇和他的團隊逐漸掌握了作物多樣性是如何控制病害的,其中包括遺傳多樣性、協同作用、病害防火帶、稀釋作用等多種機理。為了能把這些復雜的機理簡單化,讓老百姓易懂,他們把作物多樣性抗病害的機理,編成了十二字簡單的順口溜:天拉長、地拉寬、站好隊、換好位。
朱有勇形象地將作物之間的品種搭配比喻成男女搞對象:“只有找到好的對象,家庭才能和睦興盛;如果找到的是不搭配的,三天兩頭吵架,沒幾天就離婚了。”
從上世紀90年代將品種多樣性拓展到玉米、馬鈴薯、小麥、蠶豆等,到2000年8月標誌性研究結果在《Nature》上作為封面文章發表,再到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無論是在雲南求學還是在澳大利亞深造,朱有勇的研究從未離開過土地。他對記者説:“我們搞農業的,就應該把論文寫在大地上,就得在田間地頭幹活,和農民、土地打交道。”
“實驗室和田間地頭才能讓我興奮”
常年與農民、土地打交道,62歲的朱有勇十分精神,不像60多歲的人,他笑稱自己總在田間地頭,練出來了。這位農民的孩子説,從農村出來“本想混碗飯吃”,沒想到能做到教授、院士。
2011年,在雲南省教育廳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剛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有勇公開提出,希望繼續專心搞科研,不再擔任雲南農業大學校長,兩年後他終于如願。朱有勇説:“行政管理很重要,但個人有個人的愛好,我就喜歡技術性的活兒,到實驗室和田間地頭才能讓我興奮。”
雲南農業大學植保學院黨委書記何霞紅教授1998年考上朱有勇的研究生。在她記憶中,朱有勇幾乎從未休過假,有時春節還會趕赴田間地頭。30多年來,田間地頭和實驗室幾乎佔據了朱有勇的時間和精力,從昆明尋甸到紅河元陽再到普洱瀾滄……“看到滿山遍野的田地裏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才真的開心,像過年一樣。”朱有勇説。
劉扎丕説,以前總覺得知識分子是蹲在辦公室高高在上的,接觸朱有勇院士及其團隊後才發現他們居然這麼平易近人,一點架子都沒有。“朱院士以他的實幹精神,讓我們理解了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朱有勇説,知識分子本來就不應該也不能有架子,農民兄弟很樸實,你把他們裝在心裏,對他好,他就對你好,一起喝酒都是很快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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