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紅色家書”：感受信仰的力量

　　新華社北京７月１日新媒體專電（記者魏夢佳 白旭）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座“家書博物館”。１１年來，兩萬多封“紅色家書”從全國各地匯集至此。家書的時間跨度，從民主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家書的主人，有知名將領，有普通士兵，有各行各業的平凡人。他們是父親、母親，也是兄弟、姐妹。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中國共産黨黨員。

　　當中國共産黨迎來９５歲生日之際，讓我們再次摩挲這些早已泛黃、飽含“體溫”的信箋，穿越歷史硝煙，撿拾時代瞬間，走進普通共産黨人的內心，感受他們在民族解放、國家建設中的堅守與情懷，聽一聽那些有關信仰的故事。

　　“萬一不幸為人民戰死，也無須呼哭”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國尚處于抗戰結束後的短暫和平時期。河南安陽，２３歲的八路軍戰士馮庭楷含著熱淚給家鄉兩位兄長寫了一封長信。之後不到半年，他便英勇犧牲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甚至沒能留下一張模糊的照片。如今，我們只能從他的家書中，窺見這位年輕黨員思念親人又無私無畏的英雄情懷。

　　在北京的家中，６５歲的馮雙平拿出珍藏多年、三叔馮庭楷的一封家信。這封用毛筆小楷寫成的書信，字跡工整，情真意切。

　　“樟、榕二兄：弟自事變（盧溝橋事變）後，毅然走出饑寒的家庭，參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將近九年光景……咱家的情景，我是想像到的，尤其想到在貧苦的日子裏熬煎著的苦命的雙親，及年邁的祖母，他們也許……我不敢往下想。”在給哥哥的信中，馮庭楷充滿對父母的惦念和不能盡孝的愧疚。

　　他告訴哥哥，一次，父親在兵馬荒亂中冒著艱險趕到部隊與他見面。看到“常受饑寒威脅而苦愁”的父親，他“一陣陣悲酸直涌上心頭”，“硬著心腸”説了幾句安慰的話，直到老父的背影看不到時，眼淚才淌下來。“我簡直想放聲大哭，啊！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見面吧……”

　　盡管思念刻骨，年輕的戰士依然反覆陳述參軍的初衷，希望得到家人諒解。“災難深重的中國少衣無食者，不僅咱一家，弟這幾年來正是為了自己，為了這饑寒的一群，奔波奮鬥……為著自己及所有被壓迫者奔波奮鬥。當然，個人和家鄉的小利益便無法顧及了。”

　　他這樣勸説母親，“媽媽，我們應擦幹自己的眼淚。我萬一不幸為人民戰死，那也無須呼哭。你看，疆場上躺著的……哪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

　　對于未來，他躊躇滿志：“當這和平建設時期，弟將更努力，為群眾服務，為新社會服務，一旦更進一步、更徹底地完成民主和平改革的大業，而能得到鞏固，那是我的光榮，是父母的光榮，是群眾的光榮，是新社會的光榮。”不幸的是，當年９月，馮庭楷就在山東巨野戰役中遭敵機轟炸犧牲。

　　１９７０年，他的侄子馮雙平，一位北京民警，開始尋訪三叔曾經的戰友及領導，希望梳理他短暫而光榮的一生。經過４０多年的艱苦尋訪，馮庭楷的從軍軌跡逐漸清晰：１５歲參加八路軍，１８歲入黨，當過政治處宣教幹事、測繪員、參謀，犧牲前在晉冀魯豫野戰軍３縱隊９旅２６團司令部擔任作戰參謀。

　　２０１２年，馮庭楷的遺骨和其他４７７名無名烈士一起，被集中安置于山東巨野縣烈士陵園。

　　馮雙平説，１９３８年起，他的祖父、父親、二叔、三叔相繼參加革命，並成為黨員。“父輩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如今，三叔犧牲已整整７０年了。重讀家書，馮雙平仍然很激動，“我能從信中感受到三叔的痛楚、遺憾，以及對信仰、民族大義的堅守。”

　　２０元的“入黨賀禮”

　　１９５９年４月，天津，２６歲的黨員張鳳九聽説哥哥張齡九也剛剛入了黨，立刻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以表祝賀，還特意匯了２０元錢作為“賀禮”。此後半個多世紀，這兩位親兄弟，相互扶持，共同鞭策，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在平凡崗位上都做出了不凡業績。

　　“齡九胞兄如面：弟應該先給你道喜……我要祝賀您要在不久的時間真正邁到黨的門裏，作一個忠實的布爾什維克……我要向您祝賀，祝賀禮是給著郵局寄去款貳拾圓……除向您祝賀，也是為對生活的補助和為了孩子們讀書。”

　　在家書博物館的陳列櫃中，重讀這封５０多年前寫就的家書，兄弟間的深情厚誼及對黨的樸素情感撲面而來。

　　提到這封信，河北灤平的家中，８７歲的張齡九難掩激動。“加入黨組織是我們兄弟長期的追求和奮鬥目標。”他説，“我弟弟鳳九１９５２年就入黨了，聽説我也入黨，他從心裏為我高興，特意匯錢向我祝賀。在當時２０塊是筆不小的數目，我非常激動和感動。”

　　兄弟倆的老家在遼寧淩源縣。張齡九１９５２年參加工作，兩年後，他所在的灤平縣灤平街供銷社信用部被評為熱河省典型，而他個人也因工作成績突出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談起當年，張齡九很是驕傲。入黨後，他更是牢記“作為黨員工作上要帶頭”“不能給黨抹黑”，經常背著包、揣著幹糧下鄉，一個村一個村地跑，給當地數千戶鄉親講明白什麼是信用社，為農村商品流通、村民生産生活需要提供方便。

　　而１６歲就參軍的張鳳九，在部隊當過文書、警衛員，之後又在赤峰、承德、興隆等地從事會計、秘書、辦公室、工會等工作，也多次被省、地區、縣等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産黨員和優秀工會幹部。

　　為提高文化素養，兩人還在職學習了初、高中課程，之後張齡九被評為經濟師，張鳳九被評為政工師。離退休之前，兩兄弟均被評為本係統優秀工會幹部。１９９０年，河北總工會表彰全省基層工會和優秀工會幹部，兩人又被印在同一本光榮冊上。

　　如今，兩兄弟都已年過八旬，張鳳九最喜書法，張齡九酷愛寫詩，其樂融融。為慶祝建黨９５周年，兩位老人還特意就黨的輝煌歷程寫了首長詩，表達欣喜之情。

　　張齡九説：“作為一個黨員，不管在什麼崗位都要起先鋒模范作用，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積極進取。一個人最高的獎賞就是大夥對你的信任，這比什麼都強。”

　　“生是奮鬥，死是休息”

　　１９７２年的春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教育家、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胡華，從江西幹校回到家鄉浙江探望親人。年過半百的他，離別故鄉３４年來第一次在家裏過春節，他為子女們寫下了一封家書。４４年後的今天，７０歲的長女胡寧依然珍藏著父親的這封書信；每每讀來，好像父親的諄諄教誨又在耳邊回蕩。

　　“胡寧、安、靜、剛、芳諸兒：你們都好吧！……你們五人在外各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英勇奮戰……也使我們老輩人高興……青年時期經歷艱苦的鍛煉，是毛主席對後一代有意的培養，你們要好好體會黨和主席的苦心，不要辜負黨的期望。”

　　這封家信中，他為孩子講述了自己革命生涯的艱苦，勉勵他們飲水思源，努力為祖國建設出力。“我在青年時期出門革命，十年不歸，戰火紛亂，出生入死，十年之中，以雜糧為主食，蘿蔔、白菜湯為副食，一年不過吃到一、二次大米；黑夜行軍，頂風冒雪，野地露營，比較起來，你們今天生活究竟安定得多，條件好得多，深望積極努力，條件越艱苦，越能鍛煉考驗人。”

　　１９２１年，胡華出生于浙江奉化。抗戰爆發後，還在浙江高等師范學校讀書的他，立刻投身抗日浪潮，一邊組織宣傳抗日，一邊積攢路費，想要奔赴延安革命。但胡華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前路艱險，父母如何舍得？幼時的胡寧常聽奶奶提起，當年為了能去延安，父親反覆向家裏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悲憤説“不願當亡國奴”，激動時，“眼淚像瀑布一樣往下流”。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７歲的胡華背著簡單行李，一路風餐露宿、跋山涉水，最終抵達延安，從此與家人一別１２年。在延安，他進入陜北公學學習，之後加入中國共産黨。１９４０年起，為培養黨的抗日幹部，年僅１９歲的胡華在華北聯合大學講授《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期間，他還經常帶領學員同地方遊擊隊一起參加反掃蕩鬥爭，足跡遍及恒山地區。

　　此後近半個世紀，胡華一直投身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成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中共黨史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由他編寫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國革命史講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等，成為我國大學生和黨政幹部學習的重要教材。

　　胡寧説，父親一生，始終對黨忠誠。“文革”期間，即便被下放到江西幹校喂豬，他依然樂觀豁達，還不忘寫信給她，囑咐她“不能忘本”。“在你嬰兒時期至一二歲時，不斷處在行軍和動蕩之中，頭上有國民黨飛機轟炸，經常要夜行軍，尤其你剛誕生後，行軍都要靠根據地貧下中農趕了大車護送……”

　　在父親影響下，胡寧也成為張家口的一名教師，１９７５年起開始為學生講中共黨史課。“那時政治課沒有統一的課本，我就請教父親，在家裏翻找資料。父親説，講黨史自己必須熱愛黨，要有感情，要帶著對革命先烈的崇敬，聲情並茂，才能有感染力。在他的悉心指導下，我當時的黨史課也是很受歡迎的。”胡寧笑著回憶。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積勞成疾的胡華因肝癌病逝，終年６６歲。去世前的一個月，他還在給時任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的信中感謝黨的培養，充滿對事業未竟的遺憾。“參加革命，忽約半世紀，去日苦多，貢獻愧少”

　　如今，談到父親，胡寧依然深深懷念。“他在國家危亡之時，放棄原本富足的生活，那樣義無反顧……讓我特別敬佩。他不惜赴湯蹈火的愛國精神，為追求真理百折不撓、一往無前的精神，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父女的信仰書簡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臨近黨的生日。湖北荊門市，一位名叫何顯斌的父親正在給沙洋師范學校就讀的女兒何金慧寫信。信中，他懇切地談了自己對黨的認識，希望女兒能考慮入黨。

　　何顯斌告訴女兒，中國共産黨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目標，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你現在對黨的認識有哪些提高？你是否願意為黨的目標奮鬥終身？你覺得你與黨員的標準有多大差距？”他問女兒。

　　“當前，人們的思想比較活躍，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在影響著你們。你如何在這些思潮、主義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不會把我的信念強加于你，抉擇權屬于你自己，但作為有著多年黨齡的我和你媽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確的抉擇，樹立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的崇高理想……”

　　談到寫這封信的初衷，今年６４歲的何顯斌説，他和妻子都是老黨員，對黨有著很深的感情。“我們就是想讓她明白，人一輩子要有追求和信仰。”除了在信中引導女兒，他還利用當地評選“人民好公仆”活動之機，帶女兒到貧困山區尋訪優秀的黨員幹部。“我們和當地村民同吃同住過了半個月……她看到了許多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優秀黨員，很受教育。”何顯斌告訴記者。

　　１９９７年２月，何金慧鄭重地寫下了自己的入黨申請書。當時，正在湖北師范學院就讀的何金慧在信中告訴父母，“入黨申請書已經寫了……以前我曾對父親為什麼不想繼續升官，以及對弟弟種種堅決拒禮的行動想不通，但是現在知道就像爸爸説的那樣，哪裏能更好地工作、發揮作用就應在哪裏。”

　　這封信裏，女兒對人生和責任的思考也愈加成熟。“只要我們對工作、學習高度負責，對事業無限忠誠，自然而然就在勤奮的跋涉中找到了成功的快樂，而過程中的一切榮辱得失就不足挂齒……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得更亮些，更旺些。”

　　１９９９年，何金慧成為一名共産黨員。從小學到中學都是三好學生的她，在２０００年考取了南京大學哲學係碩士研究生。然而，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年僅２２歲的何金慧在家中因煤氣中毒不幸離世。懷著對愛女的刻骨思念，何顯斌和妻子此後連續４年替女兒繳納了４０００元的黨費，同時成立了以女兒名字命名的助學基金及青少年教育促進會。

　　１０多年來，何金慧助學基金已資助荊門當地１００多名貧困學生完成學業。通過整理、總結愛女遺留的上百本日記、讀書筆記及書信，何顯斌也應邀到許多學校去做講座。如今，他和妻子成立了“金慧故裏老來樂”服務隊，每天在沙洋縣鄉下忙碌照顧十多位孤寡和空巢老人，提供免費午餐，陪老人聊天。

　　“就像我一直跟女兒説的那樣，要體現黨員的價值，就要把身邊事、分內事做好。”何顯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