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４日電 題：追蹤呼格等三大錯案疑案最新進展 代表委員呼吁堵住正義失守制度漏洞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報告中直面冤假錯案，分別用“深刻反省”“深感自責”來總結冤案糾錯工作。
“新華視點”記者對２０１４年備受關注的三起重大錯案疑案——呼格案、于英生案、聶樹斌案等的後續處理進行了追蹤。代表委員認為，問責司法正義失守的根源，才是避免冤假錯案的關鍵。
追蹤三大案件進展
——呼格案：對辦案人員違紀違法正調查取證
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胡毅峰説，依法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後，自治區立即成立了辦案小組，對原辦案人員存在的違法違紀行為，進行了調查取證。目前，相關工作正在按程式進行，對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的違法違紀行為，一定會依法嚴肅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向人大做報告時也表示，對呼格案“目前正在依法依紀追究有關辦案人員的責任。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錯案發現一起，糾正一起。”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呼格吉勒圖案專案組組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已被檢察機關帶走調查。
——于英生案：公檢法內部調查程式正在進行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薛江武説，目前，公檢法內部調查程式都正在進行。其中，“于英生案造成的原因是存在刑訊逼供，公安源頭肯定要追責，並且公安的源頭還存在著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提交的問題，這直接影響了檢察院和法院的起訴判決。”與此同時，案件在起訴和審判過程中，檢察院和法院也都發現存有疑點。在追責上，既要看是否存在司法理念的問題，也要看辦案過程中是否有枉法裁判的違法違紀行為。
“于英生案追責尚無明確的期限，但每個部門都要抓緊，因為當事人在等，社會公眾也在等，不能無限期拖延。”薛江武説。
于英生殺妻案曾經歷中院宣判死刑和高院駁回重審，前後六年六審。２０１３年８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判于英生無罪。今年１月份，安徽蚌埠市公檢法部門相繼啟動調查錯案追責程式。
——聶樹斌案：復查結果兩會後見分曉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最高法指令山東省高院復查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案。山東高院５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復查此案。聶樹斌案已經交由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兩個多月。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委政法委書記才利民透露，復查結果“兩會後將見分曉”。
此前，合議庭已會見聶樹斌母親張煥枝委託的代理律師，並同意了律師查閱、復制案卷的申請。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白泉民兩會上也再次向媒體表示，山東高院會保障律師閱卷權，在該案復查結束前，一定會安排律師閱卷。
追責應明確辦案環節“責任清單”
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提出，“對冤假錯案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訴環節把關不嚴的責任，吸取沉痛教訓，健全糾防冤假錯案長效機制。”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琴島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偉程説：“冤假錯案的問責機制的建立，意味著問責將成為常態，成為懸在法官、檢察官和公安人員頭上的一把利劍。”
但是，如何問責追責卻面臨著一些現實難題：
首先，責任主體難界定。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利民説，由于過去審判權運作中主要是集體審判、集體合議，責任主體難以界定，容易造成集體負責成集體不負責。從主審到庭長到審判委員會，在層層把關過程中，錯案到底是誰造成的，責任很難説得清。
其次，追責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持續跟蹤于英生案的張躍律師説，對于英生案安徽省公檢法三家均啟動了錯案調查追責，但目前的調查往往是公檢法部門“自己查自己”，缺乏外部第三方監督，這種調查難以保證公信力。
薛江武代表認為，建立辦案責任制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辦案責任制實際上是辦案權的再分配，涉及裁判權、檢察權等，涉及權力清單，比如主案檢察官負什麼責任，分管檢察長負什麼責任，這一係列責任清單必須科學合理而且有操作性，如果設計不合理，辦案責任就難以追究，司法公正和品質就難以到位。
汪利民委員建議，追責機制中可借鑒上海司法改革試點經驗，由法官、律師、法學學者等組成法官遴選和懲戒委員會，解決錯案追責過程中“自己人查自己人”問題，建立第三方監督機制。
此外，為避免某些法官以審判委員會為“擋箭牌”，在辦理個案中逃避責任，有必要對審判委員會進行深度改革。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監事長施傑建議，對審判委員會的性質和職能作出轉變，把審判委員會定性為一個業務指導和咨詢機構。審委會成員構成必須是從事過審判實踐的法官。
堵住漏洞在每一個環節做百分之百努力
一些法律界代表委員認為，對錯案追責並不是最終目的，堵住其背後司法正義失守的制度漏洞，才是司法改革應該追求的目標。
“有罪推定”往往是一係列冤假錯案的意識源頭。３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訴人出庭受審時著裝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人民法院開庭時，刑事被告人或上訴人不再穿著看守所的識別服出庭受審。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徵夫説，法庭上不再出現囚服這一細節的變化，是“無罪推定”理念得到遵循的一種體現。
朱徵夫説，“無罪推定”不僅應體現在法官庭審，也應該是全社會基本的法律素養。朱徵夫建議，應規范媒體對案件報道的客觀準確要求，進一步完善權利保護相關法律。
其次，要讓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得到預防。中央近日審議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專家朝克認為，改革方案通過完善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影制度，將對刑訊逼供起到更好的制衡作用。
庭審作用的淡化，證據規則執行不嚴格也是冤假錯案産生的重要土壤。為此，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臺的《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專門對防范冤假錯案部署明確，加強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有關制度。
楊偉程説，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辯護辯論權、申訴權等得到有效保障既要重視控訴有罪的證據，也要重視無罪的證據，這樣才能全面衡量判斷一個案件。
擔任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監督員的全國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趙皖平説：“過去的一年，司法機關在糾正、防止冤假錯案方面取得長足進步，讓人們看到了司法改革的決心和實效。我們社會個體的幸福、安全牢牢係于國家司法機器的健康運轉上，只有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堵住冤假錯案鏈條上的漏洞，法治才能更好地成為每位公民的護身符。”（記者甘泉、楊玉華、翟永冠、王海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