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3月24日電（記者　陳寂）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寫入今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升至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層面，粵港澳區域的發展與整合也正式邁入灣區經濟的新階段。

　　部分內地專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相比世界一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總量、貿易規模、港口能力等方面已具備條件且毫不遜色，而其獨特之處，將使其成為一種有別于以往的全新探索。

　　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在同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下運作的。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更趨于一個獨特的“中國模式”。

　　莫道明説，首先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和內地存在較大差異。其次是法律體係和行政體係的不同。“要探索出一種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最為重要的特徵，也是最為重要的優勢。”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告訴記者，在“一國兩制”之下，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優勢，也可成為推動合作的動力。

　　從改革開放“三來一補”算起，廣東與香港、澳門的合作，即將進入“四十不惑”之年。陳廣漢説，粵港澳大灣區中的香港和澳門是獨立的關稅區和自由港，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享有比內地省市更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改革開放以來港澳一直是珠三角連接國際市場的橋梁，是外資進入珠三角的通道。隨著內地企業大規模的對外投資，港澳扮演內地企業“走出去”平臺的作用日益顯現。

　　莫道明指出，港澳的獨特優勢除了其服務體係外，還主要體現在其經濟要素流動的高度自由性及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係。經濟要素的流動體現在全球都可以在港澳無障礙投資促進其資本流動，香港與大多數國家都有護照免簽協議，人員流動頻繁。另外，高度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使得資訊流動及獲取十分順暢，香港的貨物清關比較簡便也有利于商品流動。而香港長期進行國際貿易活動，在相關法律體係上也可以為內地提供印證的參考。

　　涵蓋珠三角地區9個城市、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近1%的全國土地面積和近5%的全國總人口，粵港澳大灣區于2015年創造了全國國內生産總值的13%。在莫道明看來，在過往傲人的發展成就之上，粵港澳合作又迎來新的升級。“在當前進一步參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內地更應該關注香港、澳門先進的社會管理經驗以及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林江表示，為了應對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挑戰，粵港澳合作早已突破了原有的“前店後廠”的格局，在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基礎上又上升到了自貿試驗區的層面。事實上，無論是南沙、前海還是橫琴，都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粵港澳區域融合的態勢。

　　在廣東和港澳加強經濟合作與融合的過程中，既要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又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挑戰。”林江説。

　　林江認為，從全球金融的視角看，香港要充當好“紐倫港”的角色，即成為緊隨紐約、倫敦之後的國際金融中心，為此目標應該緊密聯繫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在境外最重要的上市融資中心、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以及中國最重要的資産管理中心。而廣東省則要在自貿區金融創新的基礎上發揮好深圳創業投資、私募融資的優勢，並與作為制造業中心的珠三角地區的實體經濟作充分對接。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充分發揮香港、廣州、深圳三個中心城市在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領域對珠三角地區的引領和外溢作用，盡快形成一批能夠媲美百度、阿裏、騰訊的基于互聯網的新産業和新企業，以區域融合推動産業的特色化、多元化來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

　　“大灣區的城市發展規劃不應該僅僅限于9個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陳廣漢説，河源、清遠、陽江等環珠三角的城市已經日益融入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之中。發揮內外聯動的作用，對外連接“一帶一路”和國際市場，對內輻射和帶動環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發展，處理好區域發展中的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是大灣區建設成功的重要保障。

　　“體制的多樣性和互補性特徵也可能産生成本，成為影響區域合作的阻礙。所以，‘一國兩制’背景下，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始終要追求的目標。”陳廣漢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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