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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能和沙塵暴告別? 專家:自然現象不可“治愈”
2017-06-17 08:06:15 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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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  專家會診沙塵天

  5月4日,北京遭遇沙塵天氣,一名行人在街頭騎行。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攝

  告別5月,很多人還對離去的春天有點不舍,但北方沙區的很多百姓舒了口氣:沙塵最猛的季節過去了。

  5月初,一次近年來少見的強沙塵天氣過程,影響了北方大部分地區。強沙塵天氣為何突然襲來,未來又會是什麼樣的趨勢,我國防沙治沙的形勢究竟如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請多位專家“會診”沙塵天。

  不少人感覺今年北方沙塵天氣較嚴重,但實際上弱于近16年來同期

  “5月3日—7日的沙塵暴過程確實是今年最強、影響范圍最大的一次沙塵過程。不過,據衛星及地面監測綜合分析,今年沙塵暴強度弱于2016年及近16年同期,屬沙塵天氣強度偏弱年份。”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設計院教授級高工孫濤説。

  國家氣候中心正研級高級工程師高歌用詳細數據解釋了“偏弱”。她説,今年以來,我國共發生8次沙塵天氣過程,其中7次為揚沙,1次為沙塵暴天氣過程。春季(3—5月)共出現6次沙塵天氣,比常年(1981—2010年)同期水準偏少11次,比新世紀以來(2000—2016年)同期平均水準偏少5.4次。今年出現了一次沙塵暴,這是2000年以來同期最少的,並且沒有出現強沙塵暴天氣過程。同時,今年春季我國北方地區平均沙塵日數為1.9天,比常年(1981—2010年)平均值偏少3.2天,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少。“總體來講,呈現沙塵日數少、過程短、強度偏弱的特點。”

  如果不是細心的網友找出了近15年北京沙塵暴的圖集,對很多人來説,10多年前漫天黃沙的情形已經塵封于記憶。曾任職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沙塵暴研究組的狄一安,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中寫道:“2002年3月20日,一股來自內蒙古中部的強沙塵暴上午9:30從北京的北部進入市區,那天,北京的PM10值曾經達到7000多微克每立方米,總懸浮顆粒物達到一萬多,這些值,都是我親手測的。”

  既然歷史記憶及數據分析都得出今年沙塵較弱的結論,為啥大家的感覺卻很糟糕?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副主任張恒德説,5月初起沙塵那天,實際上是大量浮塵通過高空輸送“掉”到北京地面了。環保專家認為,在沙塵較強的本世紀初,空氣品質監測數據大多沒有公開,因為並不知曉歷史數據,現在大家看到PM10濃度1000微克/立方米以上的數值,確實可能被“嚇了一跳”。在沙塵暴觀測站,經常觀測到PM10濃度超過2000微克/立方米。

  “每年春末(4至5月)是我國沙塵暴的多發期,但具體在哪個地方會發生沙塵天氣,這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北京今年出現較大的揚塵天氣並不奇怪。”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張克斌表示。

  氣候變化為防沙治沙提供良機,沙塵暴作為自然現象不可“治愈”

  近幾十年來,沙塵天氣少了,究竟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談及沙塵天氣減少的原因,專家們無一例外地説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我國北方風力減小,局部地區降水增加,這是近年來沙塵天氣減少的根本原因。”中國科學院沙漠與沙漠化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董治寶説,風力減小使得起沙動力減弱、沙塵傳輸距離變短,降水增加對植被生長更為有利,蓋度增加減少了沙源。

  “有研究表明,氣候變化特別是降水變化,在大范圍控制著荒漠化的擴展與逆轉過程。”高歌説,在全球變暖背景下,結合降水變化趨勢的影響,荒漠化進程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氣候暖幹化對自然荒漠化進程具有促進作用,明顯變濕潤的區域,荒漠化進程則會出現減緩或逆轉。近幾十年來,我國東北地區、華北及西北東部等地有不同程度的暖幹化趨勢,西北中西部則呈現變暖、略變濕的趨勢。

  孫濤表示,大風、豐富的沙塵物質、不穩定的空氣狀態是沙塵暴形成的三個基本條件,其中大風是發生沙塵暴的必要條件。據有關統計研究,我國北方地區春季沙塵暴日數與同期大風日數、風速都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即隨著大風日數的減少、風速的下降,沙塵暴日數也明顯減少。

  沙塵天氣發生次數的減少,讓不少百姓對根治沙塵暴燃起了希望。對此,中國林科院荒漠化所所長盧琦認為,人類不可能消滅沙漠,也就無法消滅沙塵暴,這是應有的基本認識。我國目前仍有200多萬公頃無法治理的沙化土地,加上蒙古和中亞5國的300多萬公頃,我國及周邊共有500多萬公頃的沙漠或沙化土地,這導致沙塵暴無法徹底消除。雖然我國沙塵爆發生的總體趨勢是減少,但也不排除有些年份會出現較大沙塵暴的可能。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鄒學勇也表示,從數據來看,氣候變化背景下,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幅提高。在一些幹旱、半幹旱地區,出現極端幹旱情況的概率也在上升,因此較強的沙塵天氣還有可能發生。國家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劉柳綠提醒説,我們現在看到氣候變化中有利的一面,但如果遇到氣候暖幹化情況,降水少、蒸發大,將導致水資源進一步匱乏,防沙治沙將面臨巨大的挑戰。

  自然修復與人工防治須並重,治沙與治窮要統籌

  張克斌、孫濤等專家認為,大型生態工程為減少、減輕沙塵暴做出了巨大貢獻。

  孫濤以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為例進行了分析。他説,這一工程一期完成營造林面積753萬公頃,草地治理933萬公頃,小流域綜合治理154萬公頃,節水灌溉和水源工程21萬處,生態移民18萬人。據第五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與工程實施前相比,工程區沙化土地減少28萬公頃,沙地上新增林草面積189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增加了12個百分點。

  “沙塵形成的決定因素是天氣係統過程,這是人類無法控制的。”董治寶認為,相較于大范圍的人工工程,好的生態政策對沙區情況改善的作用要更大。“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政策的實施,禁牧區的劃定,以及沙區産業結構調整,使得沙區土地被擾動程度有效下降,從多年的研究情況看,自然修復的效果令人滿意,也是人工措施不可比擬的。”

  董治寶説,即便如此,防治工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同樣不能忽視。他呼吁,要抓住氣候變化帶來的有利時機,加大生態産業政策的扶持力度,從大生態的視角更好地統籌考慮,以自然修復為主,兼顧人工防治。

  沙漠化與貧困往往密不可分。貧困帶來更多向沙化土地的索取,從而導致沙化更為嚴重,形成惡性迴圈。因此,脫貧與沙漠化防治緊密相連。目前,雖然一些地方的沙漠經濟開展得風生水起,但整體而言,要讓治沙與治窮同步、雙贏,還有不少困難。

  “風沙治理和産業的發展協同是比較難的事,總的來講,這幾年沙區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和經濟收入提高很明顯,但如果跟發達地區比還差很多。”鄒學勇説,水資源短缺是治沙和産業發展最大的矛盾,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加強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董治寶強調,在藥材種植、旅遊以及農業方面,一些地方已經嘗試了新的節水技術,並在實踐中不斷提升技術水準。要讓這些技術惠及更多地方,政府投入得跟上。

  盧琦表示,只有將防沙治沙與發展産業掛鉤,才能實現沙區的自我造血,讓防治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我國正在往這個大方向走,雖然存在産業較小、穩定性不夠等問題,但這種思路和做法是對的。”盧琦説,“生態治理産業化,産業發展生態化”,它們就像一對連體嬰兒,缺了誰都不行。(記者 孫秀艷 趙貝佳 潘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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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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