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４日電（記者梁賽玉 周舟）當經濟發展模式面臨多方“兩難”，中國再啟機構改革，寄望以調整權力格局來釋放更多增長空間。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大會發言人傅瑩４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説，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和“系統性的”，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很多具體的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年的兩會上，呼聲已久的“大部制”改革即將揭開面紗。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將在政府和社會管理方面釋放改革空間。”

    ２８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政府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減少微觀事務管理，把歸市場的還給市場。

    與經濟領域的改革相比，機構改革將牽動諸多正在板結化的部門利益。此前中國經歷了六次機構改革，用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莫於川的話講，“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

    “十一五”期間，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見證了史無前例的迅猛發展，吸引鉅額投資的同時，也滋生了劉志軍等官員的鉅額腐敗；另一方面，中國交通運輸能力和服務水平又廣受詬病。２０１３年春運期間，被戲稱為“鐵老大”的鐵道部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專家直指“政企不分”為其滿足市場需求的癥結所在。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２月２８日主持中共中央民主協商會時説，必須深化已進行３０多年並取得重要成果的行政體制改革，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中共十八大以來，李克強副總理在多個場合談到“改革紅利”，承諾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改革者要勇於與現有利益部門切割，“這種切割是很難的，再難也得切割，不切割沒有出路。”

    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機構改革後，中國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曾一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然而，國際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內資源的日益緊張令中國依賴出口與投資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問題專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特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説：“中國正在經歷舊經濟模式向開啟內需的新經濟模式轉變，這必須依賴制度和法治的改進加以實現。”

    莫於川説，新一輪的“大部制”改革正是通過基礎性的行政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動力。

    薛瀾則認為改革的核心在於“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的手不光要從微觀的市場中縮回去，還要承擔起規範市場秩序的職能，真正實現從“審批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轉型。

    傅瑩説，我們面臨的挑戰、面臨的困難“非常嚴峻”，解決問題還是要“靠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