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革命新時期的開始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為尋求民族解放的內蒙古熱血青年把五四運動的新思想、新文化傳播到了祖國北疆的內蒙古，在這片沉睡的草原上也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烽火，開始了內蒙古革命新的歷史時期。
在北京爆發五四運動時，就讀於北京蒙藏學校的榮耀先等一批內蒙古青年直接參加了這場鬥爭。當時榮耀先代表蒙藏學校參加了北京14所大專院校召開的示威游行準備會議。5月4日，他們同北京各校學生一道在天安門前集會示威，火燒趙家樓，舉行罷課，發表通電，號召全國掀起反帝、反封建鬥爭。不久其中一些人回到內蒙古，宣傳五四運動。
當時，堪稱內蒙古政治文化中心的歸綏只有土默特高等小學校、歸綏高等小學校和歸綏中學，總計學生有500餘人。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歸綏，沉悶的校園頓時活躍起來，各校立刻組織學生會，舉行座談，5月下旬各校先後罷課，舉行游行示威，打着小旗，散發傳單，宣傳北京五四運動，憤怒揭露巴黎和會的陰謀和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指出了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本質，強烈要求廢除“二十一條”，號召“抵制日貨”、“懲辦賣國賊”、“收回權利”。
此後，每逢五四歸綏各學校學生都要舉行紀念活動。1921年，歸綏學生在紳商名流的支持下，發動了砸日資電燈公司的鬥爭。這是一場反對買辦資本、支持民族資本的愛國鬥爭。1923年，歸綏各校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和“
五七”國恥日之際，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運動，憤怒地搗毀了歸綏日貨“盛記洋行”，開展了廣泛的查封日貨活動，把這裡的反帝鬥爭推向了高潮。除此之外，喀喇沁旗崇正學堂及海拉爾等地也掀起了響應五四運動的學潮。
蒙漢各族學生在愛國主義旗幟下並肩攜手，共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促進了內蒙古各族青年的思想解放。
1923年秋天，吉雅泰、李裕智、孟純、多松年、雲澤（烏蘭夫）、奎璧、雲潤、佛鼎、趙誠、高布澤博、朱實夫、烏力吉敖其爾、王瑞符、特木爾巴根、烏雲珠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先後離開自己的家鄉--內蒙古，懷着為民族的前途而求知的慾望，奔赴北京考入蒙藏學校。由於這些正在覺醒的蒙古族青年的入學，這裡顯現出勃勃生氣。中國共産黨及時在這一批蒙古族熱血青年中開展蒙古民族工作。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以及鄧中夏、趙世炎、黃日葵、劉伯莊等北方黨組織的領導人先後到蒙藏學校開展革命活動，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分析內蒙古民族問題和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着手培養蒙古民族幹部。蒙藏學校的這批蒙古族青年還在北京參加了紀念“二七”大罷工一周年和悼念列寧逝世，參加孫中山、李大釗發動的國民會議運動和五卅運動等一系列主要革命活動，成為北京革命鬥爭舞&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共北方黨組織精心培養蒙藏學校的這批蒙古族青年。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等與這些蒙古族學生談心交朋友，探討年輕人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講解中國共産黨的主張及其民族問題綱領，指導他們閱讀《嚮導》、《新青年》、《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 啟發他們的民族覺悟和階級覺悟，使他們健康地成長。1923年冬至1924年春，他們中的烏蘭夫、奎璧、趙誠、高布澤博、佛鼎、康根成、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雲潤、孟純、任殿邦、雲霖等許多人先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蒙藏學校建立了團支部，由多松年、烏蘭夫等先後擔任支部書記。從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多松年、李裕智、趙誠、奎璧、佛鼎、孟純、烏蘭夫、雲潤、吉雅泰等陸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蒙藏學校建立了蒙古族第一個共産黨支部，多松年任書記。另外，在北京、張家口等地有喀喇沁右旗蒙古族青年白海風、吳文獻和察哈爾的紀松齡等也在這一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這標誌着蒙古族第一代共産主義者的誕生。
《蒙古農民》是由多松年、烏蘭夫、奎璧等結合內蒙古的實際，以中國共産黨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為宗旨創辦的獨具風格的革命刊物。其內容豐富，主題鮮明，題材多種多樣，語言通俗流暢，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有“政論”、“訴苦”、“醒人錄”、“好主意”、“蒙古曲”、“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各種醒目感人的欄目。
《蒙古農民》的第一期首先以《開篇的話》為題，一針見血地指出“蒙古農民的仇人是--軍閥、帝國主義、王公”。接着以《為什麼出這個報？》為題，以“三個壞命運”為內容，揭露了軍閥的壓迫和掠奪、蒙古王公的專制統治、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給蒙古農民帶來的三種災難，並特別指出：國土淪亡，一切權利將盡喪，這是蒙古農民三個壞命運中最壞的一個。《蒙古曲》中的一首詩“天光光，地光光，軍閥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傷！天光光，地光光，列強欺壓哭斷腸！”，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這三個壞命運。另一首詩：“從前是：‘窮蠻子（指漢族），富韃子（指蒙古族）’，現在窮成一家子。蒙古蠻子一家人，親親熱熱好兄弟！來！來！來！蒙古蠻子成一氣，共同打倒大軍閥！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共同打倒王公們！平平安安過日子。”這是對蒙漢民族間的關係和共同命運、共同使命作了形象生動的描述。這些詩十分貼切地宣傳了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體現了這批蒙古族青年思想理論上的昇華，也標誌着內蒙古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寶音朝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