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文物 珍惜歷史
早在遠古的舊石器時代，內蒙古地區就已有人類活動，呼和浩特市大窯村發現的舊石器製造場，證實古人類在這裡活動距今約有50萬年之久。歷史的長河，原始居民經歷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直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自古以來，內蒙古地區曾有許多北方民族在這裡生息繁衍，其中有北狄、山戎、林胡、樓煩、匈奴、東胡、鮮卑、烏桓、突厥、柔然、回鶻、契丹、室韋、庫莫奚、霫、女真、党項、蒙古、回回和滿族等等，他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崛起於蒙古高原的匈奴、鮮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曾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政權，並進而入主中原，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原住在南面內地的漢族（華夏人），從戰國時期起多次大規模北徙到今內蒙古境內，帶來了農業生活和封建文明，戰國、秦、漢、唐、明各代，都曾在這裡建郡設治和興建城郭。古代北方各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和文化交往密切，互相依存和互相幫助，創造了絢麗多姿的民族文化，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歷史文物。
近百年來，內蒙古地區的歷史文物曾遭到外國人的盜掘和掠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只有少數我國學者到這一地區進行過考古調查，未曾設立過文物管理或工作機構。1949年後，內蒙古文物考古事業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才逐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
早在19世紀下半葉，沙俄就已派遣“探險隊”、“考察隊”陸續到內蒙古從事掠奪和收集各種情報。1892年，俄國外交部派遣波茲德涅耶夫來到內蒙古，調查過元上都、元應昌路、遼慶州、遼金元豐州等城址，掠走了漢、蒙、滿文歷史文獻130部。1908年和1909年，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派遣科茲洛夫到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大規模盜掘，盜走了西夏文和漢文文書2 000余卷、唐卡300余幅及一大批珍貴文物。1927年他又到黑城盜掘。另有一些蘇俄人於1922年間到內蒙古海拉爾一帶調查新石器時代遺址
。英國藉匈牙利人斯坦因跟隨科茲洛夫之後，於1914年竄到黑城盜掘，將所得西夏文和漢文文書運回英國收藏。美國人拉鐵摩爾於1933年作橫穿中亞旅行時，曾到達茂聯合旗鄂倫斯木考察。1936年，海涅士和馬丁相繼調查了鄂倫斯木及其附近的元代汪古部遺跡。法國天主教神父閔宣化廣泛調查了赤峰市北部的遼代城址並進行著述，1920年，另一位法國傳教士梅嶺蕊挖開了遼慶陵的中陵，找到了興宗和仁懿皇后的漢文和契丹小字哀冊，曾抄錄過哀冊銘文發布。1923年法國神父德日進和桑志華在烏審旗薩拉烏素河畔發現了“河套人”化石及一批古脊椎動物化石，他們後又在林西縣傳教時調查了鍋撐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曾到扎賚諾爾調查過石器時代遺址。日本人在內蒙古的考古活動和掠奪文物更為頻繁，早在1908年桑原騭藏就曾考察過元上都和應昌路城址。
甲午戰爭後，鳥居龍藏就已到赤峰市長期收集各種情報和調查遼代文物，曾於1933年到遼慶州、慶陵調查。1934年關野貞調查遼慶陵。1935年日本東亞學會組織調查團廣泛考察內蒙古的古跡，同年日滿文化協會派員調查遼慶陵及其附近的遼金城址，同年又組織人員發掘赤峰紅山後新石器時代遺址。1936年江上波夫等人組成的調查班，橫跨了內蒙古東部和中部。1939年和1942年，江上波夫再次調查鄂倫斯木古城，1939年日本考古學會組織原田淑人等調查並測繪了元上都城址。1944年小山富士夫等發掘了遼上京城址內的窯址，1933至1938年間遠藤隆次等還多次調查過扎賚諾爾新石器時代遺址。以上僅列舉外國人在內蒙古地區的一些考古活動，隨之大量文物及標本被盜運海外，足以看出列強對於我國歷史文物的貪婪。
外國人在中國肆無忌憚的掠取文物，引起國內知識界的強烈抗議，當瑞典人斯文赫定欲繼續在我國西北部進行所謂探險活動時，便遭到了反對，不得已而與中國學者共同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團在瑞方團長斯文赫定、中方團長徐炳昶率領下，於1927年5月自北京啟程，經內蒙古包頭、達茂聯合旗、額濟納旗進入新疆。這次考察活動延續到1935年，其間瑞曲人貝格曼1930年左右調查發掘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邊塞遺址，發現居延漢簡10 200枚。我國學者黃文弼在西北考察團期間，首先調查發現了鄂倫斯木古城及“王傅德風堂碑記”，後又調查了額濟納旗黑城，採取了一些文書。1930年我國學者梁思永調查赤峰市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學者李文信、佟柱臣曾在赤峰市進行過考古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國學者斐文中曾調查過扎賚諾爾石器時代遺址。總之，我國學者在內蒙古僅做了少量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重視保護文物。內蒙古的文物考古事業從零開始，逐步開拓前進。1954年前文化部門僅設置有專職文物幹部，1954年蒙綏合併後正式成立了內蒙古文物工作組，還是半行政半業務機構，但這是內蒙古史無前例設置的文物機構。1961年，改建為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成為專業文物工作單位，1985年改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各盟市自1958年起陸續建立文物工作站（管理站、管理處），現都有了專業管理和工作機構，並在部分文物較多的旗縣建立了文物管理所。40多年來，全區文物部門在配合工農業生産和基本建設中，對全區文物進行了文物普查和專題考古調查，並配合進行清理髮掘及主動發掘。參與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還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甘肅等省的文物工作單位等。通過對全區文物的普查工作，發現了不可移動的文物點約15 000處，經復查落實較有價值的文物點共約12 000余處。先後選擇其中具有重要價值者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0處，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59處，是名副其實的文物大省。經過40多年的調查研究，特別是配合工農業生産和基本建設的清理髮掘，以及一些主動考古發掘，已基本上弄清了內蒙古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譜係，掌握了各時代各族文化的內涵及其發展規律。
原始文化的發現較為突出。在舊石器時代文化方面，7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大窯村南山發現了舊石器打制場，1983年進一步發掘證實，這處石器製造場的時代可上溯到距今50萬年前。這裡發現的以打制龜背形刮削器為主要特徵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命名為“大窯文化”，距今約5萬年。1956年至1980年間，在烏審旗薩拉烏素河畔的嘀哨溝灣和大溝灣，又一次發現了“河套人”頭骨、股骨、脛骨、腓骨和肩胛骨等化石，以及舊石器等物，命名為“薩拉烏素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5—3.5萬年。由於自然環境變遷和歷史發展的不同，內蒙古有古代人類活動頻繁的兩大區域，這兩大區域內遺存的新石器時代至青銅器時代的文化遺跡較為豐富，而且進行文物考古工作量也較大。這兩大區域中，一是內蒙古東南部的西遼河上游及大凌河支流地帶；二是內蒙古中南部的黃河流域及環岱海、環黃旗海山嶽地帶。內蒙古東南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代最早的是以敖漢旗興隆洼聚落遺址為代表的興隆洼文化，在林西縣白音長汗村則發現了這一古文化的另一類型，距今有8 000年。繼後是以敖漢旗趙寶溝聚落遺址為代表的趙寶溝文化，距今有6 000年。以赤峰紅山後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和以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為代表的富河文化，距今有5 000年。赤峰附近的小河沿文化，是繼紅山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由於發現不多，故有人稱為小河沿類型，距今約4 000年。內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分為仰韶階段和龍山階段。仰韶階段的早、中期遺址多分佈在黃河流域，晚期擴展到了環岱海和環黃旗海山嶽地帶及大青山後，其時代距今6 000—5 000年，命名為海生不浪文化、阿善二期文化或廟子溝文化。龍山階段也可分早、中、晚三期，最為發達的早期，環岱海地帶至今尚未發現，其時代為距今4 000年左右，先有老虎山文化或阿善文化，繼而有永興店文化等。這時期早段出現了在聚落周圍用石塊壘砌的圍墻，有人稱為石城或城址，應是文明社會城郭的先驅。內蒙古青銅時代文化的社會性質，較晚於中原地區，由於當時人類還處於原始狀態，因此歸納入原始文化範疇。在內蒙古東南部，以敖漢旗大甸子遺址和墓葬為代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較為發達，距今約為4 200—3 500年，相當於中原地區夏商時代。以寧城縣南山根和小黑石溝遺址和墓葬為代表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距今約3 000—2 500年，相當於中原地區西周至春秋時期，有人主張是山戎或東胡的文化遺存。在內蒙古中南部，以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為代表的朱開溝文化，相當於中原地區時代，其中時限最晚的距今2 500年。內蒙古地區除了上述兩河流域之外，其它地方亦分佈着不少新石器時代至青銅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其中較為顯著的有：海拉爾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額濟納旗洛根浩特一帶分佈的青銅器時代火燒溝文化等。
內蒙古地區分佈的古代城址，屬於戰國時期至明清時代的約有500余座，其數量之多位於全國各省市的前列。通過對於這些古代城址的調查、勘測和發掘，不僅可以找到歷代都城和府、路、州、縣各級城市制度的發展規律，而且有助於深入研究歷史地理，更可以研究自然環境如何變遷。內蒙古地區的古代城址，部分為中原王朝在北部邊境建置的，其城市制度基本上與中原地區相同；另一部分是鮮卑、烏桓、契丹、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國家政權後，在蒙古高原上興建的，因此其營建制度並非完全中原的制度，而是根據其傳統習尚加以改變。在眾多的古代城址中，選擇各時代有代表性的歷史名城，擇要予以敘述。契丹族建立遼國後興建的遼上京和中京城，分別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和寧城縣大明城。1959年至1960年間全面勘測和重點發掘了遼中京城址，1961年全面勘查了遼上京城址。這兩座都城都具有鮮明的特色，遼代早期興建的皇都是一座東向的城垣，後擴築了漢城，改名為上京、分為南北兩城，皇城為契丹貴族居住區域，並留有廣闊空地以供搭設氈帳之用，而漢人及回鶻人等則聚居在漢城內。遼代中期興建的中京城，FangSong汴京城為三重城，但仍在皇城中留有廣闊空地以供搭設氈帳。遼代契丹大貴族興築的投下州城，主要是為了安置俘掠人口，城內雖建有管領百姓的官署，但城主並不住在城內，依然生活在可隨季節遷移的氈帳裏，如今巴林右旗布敦化蘇木的松山州城址，只見城中有一處大院落，散佈在城內的文化遺物不多。元上都是世祖忽必烈將其封地上興築的開平城擴建而成，宮城為園林別墅式布局，不採用中軸線對稱布局宮殿，以供元朝皇帝每年來此避暑和處理朝政，而市肆民居都分佈在城外的關廂地帶，這完全不同於中原地區的都城制度。元代蒙古大貴族興築的投下城，其營建制度又不同於遼代，城內主要建築物是供蒙古大貴族居住的藩府，其次為王傅府及其司屬，以及為蒙古貴族服務的作坊和倉廩等設施，而直接為城主服務的百姓工匠人等，則聚居在城外簡陋的住宅區中。如今達茂聯合旗鄂倫斯木德寧路城址，通稱為趙王城；又如今克什克騰旗應昌路城址，通稱為魯王城。歷年來經過全面勘測和發掘的城址，還有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漢代古城和額濟納旗黑城。黑城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城址，1983年至1984年間全面發掘，出土有大量文書，主要是漢文文書，其次為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民族文字文書，其中以寫本世俗文書為主，其次是辭書、佛經、古蘭經、史籍、律令、歷書以及陰陽學等等，出土時編號為3 000余件，經整理可以通曉文義的約700件。舉世聞名的我國古長城，經過多年的調查，已全部弄清其分佈情況，結構和保存狀況，其中有戰國時期秦、趙、燕三國興建的和秦、漢、北魏、金、明各時代興建的，總計佔地直線長度約為11 000公里，約佔全國長城遺跡的三分之一。
歷年來經過清理和發掘的古代墓葬數以千計，其中包括歷代各族各階層人士，無論形制和出土文物方面都很可觀，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遼代契丹貴族墓和元代蒙古貴族墓。契丹人埋葬屍體，富貴人家用網絡包裹屍體並罩以面具，依其身份地位不同，網絡用銀絲或銅絲編織，面具分金、銀、銅三類。早期的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和赤峰松山區駙馬贈衛國王墓，墓內隨葬的是大量實用的金銀器、馬具和陶瓷器。阿魯科爾沁旗寶山遼墓，壁亙有天讚二年題記，主室石槨及壁亙人物，具有濃郁的唐代風格。中期的奈曼旗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屍體用銀絲網絡，面罩金面具，腳穿金花銀靴，腰係銀鞓蹀躞帶和金蹀躞帶，這是專為殉葬而製造的非實用物，並隨葬有玻璃器皿、六角星紋銅盆及大量琥珀飾件，反映了遼王朝與中亞、西亞的交往。晚期的寧城縣埋王溝遼率府副率蕭氏與妻耶律氏合葬墓，隨葬品無大量實用金銀器，而有倣金銀器的遼三彩硯和撲滿，是專為隨葬用而燒造的明器。元代蒙古貴族和汪古部貴族墓先後在鑲黃旗和達茂聯合旗發現，都隨葬有金盃和西亞紋飾的織金錦衣物，鑲黃旗還出土有金馬鞍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的富貴榮華，以及當時的中西交通。
近20年間，國家和自治區撥出鉅額專款對我區古代建築進行修繕，使這些不可移動的古代文物為社會服務，開放游覽觀光，成為旅游的重要景點。遼金古塔方面有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白塔）、遼中京大明塔和小塔、遼上京南塔及北塔、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白塔子）等，在修繕工程中發現重要文物的有萬部華嚴經塔，在塔內積土中發現元代初期所造的中統鈔，是目前保存元代最早的1張紙幣。慶州白塔子天宮內發現大量小佛塔、佛經、紡織品及磚碑等珍品。明清建築經過修繕的將軍衙署、公主府、奈曼旗王府、喀喇沁旗王府、伊金霍洛旗王府、美岱召、五當召、貝子廟等等。
內蒙古的文物考古事業，經歷了4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歷史文物的保護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迎來了新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豪邁地跨入新世紀。
（李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