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所承載的草原文化、農耕文化、紅色文化、長城文化等多重元素組成的地域文化，成為北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子王旗地標建築。 布赫 攝

  史前遺跡引關注，草原文化耀北疆

  四子王旗地區的人類史前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並在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下，經歷了不斷的文化融合與重構，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草原地域文化風貌，豐富的文化遺産與史前及同期草原文化之間存在着密切的互動與交融，共同促進了北疆文化的多元發展。

  四子王鎮轄區內的史前生物遺跡種類繁多，以三趾馬和大唇犀為代表的哺乳動物化石豐富多樣，不僅為世界所公認，作為亞洲的“標準地層”和“標準動物群”，也是古動物起源與演化的關鍵地區，這些化石的發現和研究，對於全球哺乳動物化石研究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20世紀初以來，眾多國家的古生物專家學者紛紛前來此地開展考察與研究，四子王旗深受中外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的青睞。

  1991年9月，在四子王旗烏蘭花鎮南部出土了距今800萬-500萬年前的犀牛化石群，經專家鑒定為大唇犀，其規模在國內極為罕見，這些化石的發現，揭示了四子王旗史前文化的豐富內涵。

  四子王旗博物館。 布赫 攝

  絲路播種希望田，紅色碩果滿枝頭

  四子王旗近代絲綢之路的悲壯歷程、抗日戰爭的英勇抵抗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奮發向前，共同構築了一部民族文化團結交融的史詩。在這片廣袤的草原上，草原文化與紅色文化完美融合，四子王旗紅色交通線的開創以及紅格爾殲滅日寇的英勇事跡，彰顯了多民族團結一心、共禦外侮的壯麗篇章。

  經過數千年來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動及其與農耕民族的互動，至遼元時期，絲綢之路貿易和文化交流達到頂峰、其後走向衰落。1921年，新綏一帶的商人出於商業發展的需要，自發地集資並組織起駱駝隊，成功地開闢了一條由綏遠大青山北麓出發，穿越沙漠，最終抵達哈密的古老“絲綢之路”。四子王旗地區憑藉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在這條重要的商路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駝隊及往來商賈提供了各類必要補給與各項活動支持，為草原絲綢之路的近代化轉型作出了實質性貢獻。此後的貿易活動迎來了繁榮時期。

  根據四子王旗境內的吾花民兵哨所、白彥敖包民兵哨所、二區戰地動委員會成立舊址、青龍壩阻擊戰遺址、白乃廟戰鬥遺址、錫拉木倫廟戰役遺址、二道溝革命烈士殉難地等現存革命遺址遺跡及古籍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四子王旗是內蒙古地區的重要抗日堡壘。期間，四子王旗涌現出一大批懷着草原人民堅韌不拔、不屈不撓、英勇抵抗等精神風貌的戰士，彰顯出四子王旗獨有的感人篇章。

  草原額吉都貴瑪。 布赫 攝

  民族團結一家親，文化浸潤人民心

  20世紀60年代初，都貴瑪與草原人民展現出了令人敬佩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物質資源極度匱乏、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困境下，他們依然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了養育上海孤兒的重任。這一非凡義舉不僅再次彰顯了“民族一家親”的深厚情感，而且體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溫暖與大愛。這一感人事跡，不僅在草原上流傳，也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華民族團結互助、共同發展的生動例證。可以明顯看出，無論遭遇何種困境與挑戰，中華民族始終能夠團結一心，展現出驚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貴瑪與草原人民共同收養了上海的孤兒，這一義舉，正是中華民族團結互助、守望相助的生動體現。

  四子王旗夏季油菜地景色。布赫 攝

  四子王旗，通過堅守104公里邊防線、保障神舟系列飛船與嫦娥運載火箭回收的艱巨任務，以及積極推廣檸條種植、實施退耕還林、引導牲畜圈養、科學實施禁牧等多元化措施，不僅有效保護了生態環境，還深入傳承了蒙古馬精神、航天精神、三北精神，共同譜寫出“北疆文化”深度融入四子王旗的輝煌篇章，使這片土地煥發出獨特的文化魅力。

  多年來，四子王旗不僅致力於舉辦傳統那達慕、夏季草原音樂那達慕、冬季冰雪趣味那達慕、羊雜美食文化節、農牧民文藝文化匯演、秧歌大賽等豐富多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還完善了全旗蘇木鄉鎮的基層文化站、文化廣場、草原書屋中心書房、戶戶通、村村響、戶外宣傳屏等文化基礎設施。同時，結合打造重點文化企業、扶持中小微文化企業、鼓勵各級非遺傳承展示、深度發掘優秀題材藝術品、拓寬優秀舞&作品創作、集中展示與文化交流等方式傳承和推廣民族傳統藝術。並積極創作出《草原額吉都貴瑪》《阿木古郎》《牧人的喜悅》《紅色電波》《錫拉木倫河》等一系列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本地文化生態。

  四子王旗具備得天獨厚的文化條件，這些條件為深入挖掘並講述北疆豐富多彩的文化故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今後，四子王旗將繼續用心用情用力地持續講好北疆文化故事，推動北疆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貢獻四子王旗力量。（布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