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辛亥起義紀實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辛丑條約》，中國在屈辱與苦難中進入了20世紀。同時，民族資本的發展和民族資産階級的出現，資産階級思想文化的傳播與人民的民族民主覺悟的提高，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也隨之興起。從1903年起，以民族資産階級為領導的全國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收回利權運動在各地開展起來。1905年革命派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形成了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核心。同盟會會員回國動員軍民，發動起義，為推翻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播撒革命火種。
    資産階級民主思想和反清革命潮流，主要通過兩個途徑傳播到了內蒙古。一個是在區內外、海內外求學的內蒙古各族青年，對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接受和傳播。另一個是同盟會組織在內蒙古進步青年和社會各階層中的宣傳鼓動。從1906年起，同盟會陸續派人到內蒙古地區秘密發展組織。從山西派王建屏、李德懋等人來綏遠地區開展工作，發展會員。綏遠地區的進步分子紛紛接受同盟會的革命綱領，並加入同盟會。經王建屏、李德懋等人的開闢，歸綏、薩拉齊、包頭、五原一帶很快成為同盟會會員廣泛活動的地區。歸綏、包頭一帶的同盟會會員積極宣傳革命，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開展工作，壯大革命隊伍；向群眾教唱革命歌曲，反對婦女纏腳、男子留辮子，擴大革命影響；在清軍中秘密宣傳進步思想，使他們了解革命，認清形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帷幕。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內蒙古西部地區的民眾，尤其是進步勢力，以極大的熱情迎接並參加了這次革命。歸綏地區的革命黨人奔走於歸綏、薩拉齊、包頭之間，多方聯絡，加緊策劃起義的準備工作。綏、包一帶的清軍巡防隊中有一部分官兵受革命思想影響，醞釀反清起義，他們首先擬在歸綏起兵，以佔據清朝在內蒙古西部的統治中心。革命黨人寫信給駐防歸綏的漢軍口外八旗後路巡防隊統領周維藩，動員其率部起義，棄暗投明。當周維藩猶豫不決之時，其部下張琳、曹富章帶領部屬，於11月9日毅然舉起義旗，脫離軍營開出歸綏，沿大青山直奔包頭。雲亨（蒙古族）、王定圻、楊雲階等革命黨人，及時趕往包頭，與經權（蒙古族）、郭鴻霖等會合，在包頭、薩拉齊等地策動起義，並與張琳、曹富章等取得&&，準備進駐包頭。五原廳同知樊恩慶和包頭清軍管帶佯稱讚成革命，12月24日，暗設“鴻門宴”，使這支不成熟的起義軍在“馬號事件”中覆沒，張琳、曹富章、郭鴻霖等遇害，雲亨得朋友暗示，迅速脫險，倖免於難。
    歸綏道其它廳也陸續發生了反清暴動。1911年11月，陶林的鄉村會黨武裝和陶林廳的百餘名巡警在趙喜泰的率領下發動起義，佔領了陶林城。此後，起義軍與清軍交戰失利，撤出陶林向南轉移到寧遠一帶。寧遠廳官員聞風而逃，起義軍一舉佔據了寧遠城。不久，在察哈爾右翼各旗馬隊的進攻下，陶林起義軍再度受挫。餘部加入了豐鎮軍民武裝行列，堅持鬥爭，撤離歸綏的巡防隊統領周維藩，在各地革命形勢的影響下，率領其餘部，在興和一帶宣布起義。
    豐鎮地區在山西革命黨人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也發動了革命起義。12月初，晉北各地反清義軍在弓富魁等人率領下進入大同。在弓富魁的帶動下，張佔魁、武萬義（蒙古族）、馬有才（回族）等率領的農民軍，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口號，在豐鎮東北的隆盛莊附近宣布起義。12月16日，革命軍攻入豐鎮城，建立革命政權，宣布革命政策。12月23日，大批清軍反攻豐鎮，經一天的激戰，豐鎮被清軍攻佔，起義武裝被迫撤出。
    在山西太原發動起義的山西革命軍，於12月初撤出太原，在閻錫山的指揮下，北上到達伊克昭盟，李德懋、王定圻、雲亨、經權等革命黨人，當即與山西革命軍取得&&，並重振人馬與之配合。1912年1月，山西革命軍進入包頭，建立了包東州臨時革命政權，控制了包頭、後套和伊克昭盟等地，雲亨、經權分別被任命為綏遠城將軍和歸化城副都統。1月15日，山西革命軍出師東征歸綏，17日，擊潰由原綏遠八旗兵組成的清軍第一營，攻佔了薩拉齊鎮。26日，革命軍東進歸綏途中，在薩拉齊以東刀什爾村遇歸綏清軍巡防隊和滿、蒙新軍、土默特騎兵的阻擊，激戰一整天，革命軍嚴重受挫。此時，閻錫山着意保存實力，以圖返回太原奪權，不久又因南北議和告成，閻錫山率部經托克托退回山西，綏遠地區義軍奪取歸綏的計劃遂告終止。
    綏遠地區辛亥起義是全國推翻清王朝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組成部分，起義雖遭挫折，但是顯示了這裡蒙漢各族人民的民主覺醒。

（烏雲格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