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發展時期的民族統戰工作

    在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特別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內蒙古的民族統戰工作受到“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出現了許多問題。1962年1月，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中央在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對民族統戰工作進行了大檢查。1962年4月召開全國民族工作會議，全面總結幾年來的民族工作，肯定了成績，指出了缺點、錯誤和教訓，特別指出不重視民族問題，忽視民族特點，忽視宗教問題的民族性、群眾性和長期性，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特點，忽視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放鬆團結上層工作，甚至採取嚴重違反民族政策的手段，損害少數民族的權利等。會議研究提出了5年內少數民族工作的方針：按照黨的政策調整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調整各民族內部各民主階級和階層間的關係，加強工農聯盟，加強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團結，調動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積極性，集中力量恢復和發展農、牧、林業生産，逐步恢復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會議還對民族工作中的十多個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提出了處理意見。中央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為做好民族統戰工作創造了條件。
    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對全區民族工作進行了全面大檢查，結合進行了民族政策教育。通過檢查發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1．對民族特點、地區特點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諸如不適當地開墾草場，造成農牧矛盾，影響民族團結和牧業生産的發展；人民公社化中取消蒙古族社員原有的土地報酬；不注意財貿工作中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對散居和邊境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生産、生活照顧不夠；對民族語文的使用注意不夠；民族教育布局不適當。2．對鄂倫春、達斡爾、鄂溫克3個自治旗的工作檢查、總結和解決其發展生産等問題不夠。3．教育提高和使用民族幹部的工作做得不夠。4．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的宣傳教育和檢查總結以及解決實際問題不夠。針對上述問題，內蒙古黨委和政府召開了各種專門會議，對民族貿易、邊境工作和邊民物資供應、使用與學習蒙古語文、民族教育、民族醫藥衞生，調整農牧關係和保護牧場、自治旗和散居少數民族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具體的決定。
    在此基礎上，1962年12月召開了全區民族工作會議，各族各界各方面代表和內蒙古黨委和政府負責人共計326人參加，與會者暢所欲言，就自治區民族工作的成就、缺點、錯誤和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討論，總結了經驗教訓，確定了自治區民族統戰工作的任務。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在會上發表講話，他在回顧了內蒙古革命的歷史之後，就對自治區15年工作的估價，對我國過渡時期的民族問題和階級鬥爭，對反對資産階級民族主義，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問題，對民族區域自治和幹部問題，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和宗教政策問題等6個方面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和深刻的論述。他指出，自治區15年工作的成就是偉大的，是中外公認的，缺點和錯誤與成績相比是次要的，但也是比較嚴重的。當他分析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指出主要是忽視民族問題，由於在經濟建設中忽視民族特點、地區特點而引發出一系列問題。他從7個方面分析了內蒙古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1）蒙古族聚居，漢族人口占多數，包括其他少數民族；（2）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同，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不同；（3）社會階級、階層複雜，有工、農、牧、獵民，有地主、資産階級、牧主、民族上層、宗教上層和其他愛國人士；（4）有多种經濟，農、林、牧、獵、漁、工等；（5）蒙古民族在歷史上長期處於被分割統治的地位，現在還存在各種思想問題；（6）地區遼闊，交通不便，資源豐富，人口稀少，氣候比較寒冷；（7）國境線長達4 500公里。這些特點是做好民族工作乃至全局工作必須十分注意的問題。同時，他對培養民族幹部，加強民族團結以及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宗教政策問題進行了闡述。
    根據上述精神和針對存在的問題，內蒙古黨委和政府制定了5個文件，對解決蒙古族社員原有土地補助問題，加強民族文教衞生工作，加強民族貿易，調整農牧關係和保護牧場，禁止開荒以及做好自治旗和散居少數民族工作等問題，作出了有針對性的決定，全面調整了自治區民族工作方面的許多具體政策，要求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牧為主，圍繞農牧業生産，發展多种經濟”的生産方針。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檢查民族工作，進行民族政策教育，調整解決民族政策上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左”傾錯誤對民族統戰工作的影響。內蒙古的民族工作在曲折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區內一些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分別建立自治旗和民族鄉，使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享受當家作主和自治權利。同時，為了進一步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實施和加強民族工作，從1958年至1965年，對自治區的行政區劃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撤銷了平地泉、河套兩個行政區建制，分別劃歸烏蘭察布盟和巴彥淖爾盟，使自治區的行政建制更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的體制。民族幹部和民族職工隊伍也有了較大的發展，1965年有蒙古族職工6.3萬人，比1957年增長了38%；1962年蒙古族幹部增加2.45萬人，比1957年增長了29%。其他少數民族職工和幹部的增長比例要大於蒙古族。這是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當家作主的重要標誌之一。民族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高等學校由1956年的3所發展到1965年的8所，中等專業學校由25所增加到164所，這期間蒙古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畢業生佔大學畢業生的20%以上，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中也佔15%以上，初步形成了高中級少數民族專業人才的體系。少數民族職工從1957年的5.2萬人增加到1965年的9萬多人，佔全區職工總數的10.4%，其中蒙古族職工6.3萬人，是1957年的1.62倍。蒙古語言文字的學習和應用，在蒙古族中接近於普及，漢族幹部也有學習蒙語蒙文的。蒙古語文教育普遍加強，1965年蒙古族中小學達3 013所，在校學生28.2萬人，其中蒙古族24萬多人，各類學校中的蒙古族教師有3 954人。在新聞、出版、廣播事業中，蒙古民族語文得到廣泛使用。這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標誌。民族經濟由於“左”傾錯誤的干擾而遭到一定的破壞，但是，經過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從1963年開始到1965年，隨着全區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有了較大的增長。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喇嘛教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當時全區的喇嘛2.1萬多人。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對喇嘛教的改革，一是對喇嘛本人的改造，通過學習政治，參加生産勞動，改造思想，轉變立場；二是對廟倉經濟的改造，使其參加合作化，或參加公私合營牧場。對於召廟中的不合理的制度也進行了改造，實行民主管理。在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中，也出現了歧視喇嘛，佔用或拆毀召廟，甚至隨意平調天主教、基督教教會的房屋財産和禁止正當的宗教活動等違反宗教政策的問題。在民族宗教工作大檢查時，內蒙古黨委制定了一系列糾正宗教工作“左”傾錯誤的措施，基本恢復了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會的正常宗教活動。
    內蒙古政協以及總工會、工商聯合會、婦女聯合會、共青團、青年聯合會等人民團體，伴隨內蒙古黨委和政府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進程，開展了相應的活動，曾發揮過各自的積極作用，在各條戰線上都有他們輝煌的成績。但是“左”傾錯誤對他們的工作同樣有嚴重的衝擊，也出現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教訓也是深刻的。1962年在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他們的工作和活動逐步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王德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