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頻仍與抗災賑災
一、災害多發的內蒙古
回首內蒙古百年滄桑，伴隨着血與火的考驗，屈辱與振興的歷史巨變，多種自然災害頻仍，每逢災害肆虐的年份，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財産就要蒙受巨大的損失。
自然災害多發的原因，主要是地域遼闊，地理氣候條件複雜和人為的破壞生態環境所致。中西部地區在海拔1 000--1 500米，巴丹吉林、騰格裏、毛烏素等大片沙漠和渾善達克沙地的影響，樹稀水少，風大沙多，形成“十年九旱”。東部地區夏季雨量集中，常有大到暴雨，加之亂砍亂伐森林，草原開荒，牲畜超載，植被破壞，山洪爆發造成水災。西部黃河段，冬季先於上游封凍，春季遲於上游解凍，大量流凌堵塞河道，河水漫溢出槽，年年形成“凌汛”。災害重疊或交替發生，相互為害，加重了災情。常常是風多坰幹，發生旱災；暴雨狂風，夾雜冰雹，出現洪雹災；嚴重乾旱，易發生蟲災；寒流侵襲，發生霜災；風雪降溫，形成“白災”（即雪災）和“鐵災”（雪融結冰）；西部地區土地沙漠化和西伯利亞冷空氣南下東移，經蒙古國和我國西北省區，春季揚沙和沙塵暴時有發生。內蒙古處於地震帶，震災也時有發生。此外，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在東北進行細菌戰試驗，給東部地區留下鼠疫蔓延的禍根。
二、百年重大災情
1904年7月，內蒙古西部包頭暴雨傾盆，山洪爆發，全城變成澤國，人畜傷亡慘重，大批房屋倒塌，據《
綏遠通志稿》載：“各廳災日多，死者更眾，全道人口減十分之三。水災使黃河決口，淹沒大片農田。”民間藝人特編了二人&《水刮西包頭》。
1929年是綏遠省連遭旱、澇、風、雹、凍等災害的3年中最重的一年。春夏無雨，禾苗枯死。初秋連降暴雨5晝夜，山洪爆發，黃河決口，歸綏、包頭、薩拉齊、托克托、五原、臨河、集寧、豐鎮等10縣悉成澤國，後降大風霜凍，顆粒無收。牧區草場寸草不長，牲畜大批死亡。農民四處逃荒，挖草根，剝樹皮，籮麻雀，逮田鼠充饑，牧民以死畜充饑。據綏遠省政府賑務處統計，全省17個縣200多萬人口，受災人口就有140.88萬。鬻妻賣子者比比皆是，山西從綏遠販走婦女3 000多人，兒童1 000多人。全省日平均餓死者約二三千人。一首流傳至今的民歌《民國十八年》，是綏遠蒙漢各族人民受災後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
“民國十八年，綏遠遭年限。
幾年無收成，百姓遭劫難。
扶老又攜幼，啼饑又號寒。
賣兒又賣女，爹娘淚漣漣。
骨肉兩分離，心肝腸欲斷。”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偽興安總省警務廳長福地家久指使興安醫學院院長小康，把試驗用的鼠疫菌散佈在興安、哲裏木盟一帶，造成王爺廟一帶人間鼠疫流行，發病862人，死亡851人。以後至1947年王爺廟地區又流行腺鼠疫4次，肺鼠疫1次，發病1 363人，死亡1 257人，死亡率高達92.2%。據《興安盟志》載1945--1955年，全盟鼠疫患者累計達2 964人，蔓延在烏蘭浩特、突泉、科右前、科右中、扎賚特5個旗縣市，共死亡2 553人。1947年哲裏木盟通遼、扎魯特、科左中、科左後等旗縣發生鼠疫，其中通遼縣城流行3個月，就死亡4 300多人，88戶全家死絕，鼠疫奪去了全盟農村1.1萬多蒙漢各族人民的生命，嚴重地威脅着民族的生存。
1959--1961年，全國連續遭受3年自然災害，內蒙古全區受到旱、水、風、雹、蟲災頻繁襲擊。1959年夏秋之交，全區大部分地區連降暴雨，53個旗縣受災。是年7月27日，呼和浩特市2小時降雨218毫米，為該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大青山溝的洪水直衝市內，沖毀清康熙年間修建的慶凱橋及和平橋等8座，鐵路橋8座，倒塌房屋3.5萬間，災民5萬多人，死亡23人，重傷14人。市內17條街道被沖毀，工交、文教各系統損失686萬元人民幣。據統計全區3年累計受災農田4 200萬畝，受災人口261萬，死亡334人，倒塌房屋12.68萬間，死亡牲畜64.2萬頭。3年來因糧食、副食品奇缺，有70萬人因營養不良發生浮腫、閉經、子宮脫垂等疾病。
1994年4月6--11日，阿拉善盟遭受特大沙塵暴襲擊，風速平均為31米/秒，風力達9--12級。沙塵遮天蔽日，能見度不足8米，有10.24萬平方公里的牧草被連根拔起；866眼人畜飲水井和12處塘壩被沙塵埋沒；3.74萬頭（只）牲畜死亡，8.96萬頭（只）牲畜丟失；218間房屋被刮倒，100多頂蒙古包，60多頂帳篷，780多颱風力發電機被毀，135萬公斤貯草被風卷走；4.4萬名牧民受災，2人死亡；6.2萬畝農田受災。
1996年5月3日，包頭髮生了6.4級嚴重破壞性地震，震源深度為24公里，裂度為8度。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來，我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本世紀內蒙古發生的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使全市200萬人口的一半住在臨時搭建的防震棚內，傷亡403人，其中死亡26人，居民住宅損毀527萬平方米。全市直接經濟損失達40.65億元人民幣，間接損失數十億元。城市建築和企業設施內傷嚴重，潛在損失巨大。巴盟也有8.7萬間民房損壞。
1998年受全球異常氣候的影響，全國洪水肆虐，內蒙古自西向東多次發生大範圍強降雨過程，5月下旬以來，各盟市連降暴雨，使100多條河流出現特大洪水。嫩江、西遼河流域相繼出現洪水出槽，水庫暴滿，氾濫成災。這次百年不遇的洪水，給東部各盟市造成歷史上罕見的破壞。全區101個旗縣有76個受災，其中呼倫貝爾、興安、通遼、赤峰和錫林郭勒等盟市就有43個旗縣受災。據統計，全區有678萬群眾受災，佔全區總人口的29.3%；損壞房屋59.68萬間，倒塌37.53萬間，死亡150人，45萬人無家可歸；農作物受災面積219.11萬公頃，絕收107.15萬公頃，受災草場634.53萬公頃，死亡牲畜38.48萬頭（只），倒塌棚圈10.79萬處，沖毀飼草地9.33萬公頃；交通、電力、電訊、水利設施損毀嚴重，1 998所中小學校的11萬多平方米校舍倒塌，5 500多家工廠企業停産或半停産。全區直接經濟損失達164.54億元。受災範圍之廣，損失之巨為本世紀內蒙古最嚴重的一次。
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初，呼倫貝爾盟連降大雪，積雪厚度為20--30厘米，加之長時間低溫天氣，造成特大的白災，凍死牲畜1.5萬頭（只）。2000年3月至4月，連續發生8次沙塵暴，阿拉善、巴彥淖爾、包頭、呼和浩特、烏蘭察布、錫林郭勒、赤峰、通遼等盟市都受到襲擊，浮塵還襲入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阿拉善左旗和額濟納旗損失最為嚴重，376眼人畜飲水井被埋沒，近千座牲畜棚圈和塑料大棚被毀，80萬公斤牧草被刮走，死傷、丟失4 000多頭牲畜，350颱風力發電機被嚴重損壞，8萬多畝麥田的種子被吹出地面，部分地方電力、通訊中斷。通遼市8個旗縣損壞房屋4.6萬間、塑料大棚684座、牲畜棚圈4 300間、刮埋小麥2 400畝，死亡牲畜1 200頭（只）。大風使包頭古城灣變電所跳閘斷電，造成鋁業集團40年來首次停電，直接經濟損失680多萬元。沙塵暴的肆虐，給內蒙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逾3 000萬元，間接損失難以估量。
三、抗災與賑災
面對頻繁的多種自然災害，歷代的政府都重視抗災賑災善事，社會各界發揚中華民族樂善好施的美德，解囊救助災民。
設立賑災機構，專管抗災救災工作。1906年，清政府改六部制為十一部制，增設民政部，地方巡撫設立布政使，賑災是其重要職責。蒙旗每遇大災，清廷直接頒發賑災銀給災民。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設內務部，各省設民政廳、賑務委員會、社會處等機關，辦理賑災救濟事宜。1941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綏察行政公署設民政處；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設民政部、盟旗設民政處、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設內務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設民政廳，盟市、旗縣設民政處（局），把抗災賑災列為重要任務。
制定救災方針，採取各種措施進行賑災。清政府提出治標與補救兼顧的方針。治標包括賑濟、調粟、養恤和除害4個方面；補救分為安輯、蠲緩、賑貸和倉儲等方式。國民政府的賑災措施有賑濟、蠲免、平糶、工賑及建倉積谷、設立義倉等。義倉豐年納粟、欠年以儲糧賑濟災民或酌情借貸口糧、種子，秋後免息還貸歸倉。民國十八年（1929年），綏遠省已是連續遭受各種災害的第三年，省政府在大災面前束手無策，雖然公布了《責成辦賑人員負責救濟災民案》，要求縣、區、村籌集物資，救濟災民，對救災不力，餓死人者撤職嚴辦，但是由於連年災荒，財盡糧竭，賑災收效甚微。後來通過向平、津、滬、漢等地各界勸募，爭取到國民政府下撥賑款17.2萬銀元，在滬發行77萬銀元的救災公債。從各地募集賑款約115萬銀元；遼寧省張學良將軍和吉林省主席萬福林共捐稷子2 700石、紅糧1 261石、穀子152.9石、草麥78.4石（每石約合150公斤）；上海紅十字會、濟生會捐助棉衣8 000件，這些對100多萬災民只是杯水車薪。為解決無家可歸的災民，有的縣開辦了“鬻賣婦孺收容所”，城裏設立賑災粥廠，每日向饑民放粥。同時安排工賑解決了部分災民的生計。在分配賑災款物中，一些腐敗官員貪污、剋扣的流弊難以杜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制定了“生産自救，節約度荒，群眾互助，以工代賑，輔以必要的救濟”的賑災方針，採取有力措施，積極開展抗災救災工作。全社會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參與救災，使災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有保障。
在1959--1961年三年災害面前，自治區人民政府深入貫徹“依靠集體，依靠群眾，生産自救，節約度荒”的救災方針，加大救荒投入，3年中政府共發放救災款2 191.4萬元人民幣，救助了921 659人次。據統計，呼倫貝爾、昭烏達、烏蘭察布、伊克昭、巴彥淖爾5個盟的副業生産收入達1.23億元，彌補了災區的損失。1960年全區有200多萬人投入小秋收、儲存幹菜和加工代食品，使每人每天吃到0.5公斤的蔬菜。衞生部門加強災區疾病的防治，派出醫務人員，深入災區普遍防治，中央財政下撥專款100萬元，重點用於浮腫、閉經、子宮脫垂和小兒營養不良等疾病的治療。為了渡過困難的1962年，內蒙古人民委員會決定減免災區的工商稅，免稅出售自産農副産品。全區共撥出7 634萬元救災款、救災布70萬米、棉花4.5萬公斤、毛毯2 000條、童裝14萬件、羊皮8.2萬張、木材2萬立方米、民用煤10萬噸和70多萬元的藥品，使災民渡過災荒。
1996年包頭“5 3”地震發生後，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自治區黨政領導的極大重視和關心，地震當天就成立了市抗震救災指揮部。全市各級幹部臨危不懼，指揮若定，心繫百姓，忘我工作。各族幹部職工表現了英勇無畏，先人後己的抗震救災精神。解放軍、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堅守崗位，實行全天候、全方位的巡邏保衛防範，確保了全市的安定。國家撥款1億元、自治區撥款4 000萬元，用於震後急需資金。國內外機構和個人紛紛捐款捐物，合計1 503.4萬元。震後市委和市政府成立了重建家園指揮部，做到四個確保：上凍前災民住上有取暖設備的房子；有水、電、氣、暖的正常供應；學校能夠開學，病人得到醫治；國民經濟計劃能夠完成。經過半年多的奮戰，市內住宅竣工2 144.5萬平方米，維修住宅388萬平方米；農村住宅修建70萬平方米；重建校舍11萬平方米，維修60.94萬平方米；重建醫療用房1.14萬平方米，維修17.4萬平方米；城市基礎建設投資為8 098萬元，基本保證了人民的生産生活供給，創造了包頭建設史的奇蹟。全市全年國民生産總值比上年增長13%。英雄的草原鋼城人民經受住了地震災難的嚴峻考驗，譜寫了一曲抗震救災的凱歌。
對於1998年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災，中共中央、國務院極為關懷，朱鎔基、溫家寶等領導同志分別到內蒙古重災區視察、指導抗洪救災工作。災區各族人民發揚“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韌不拔，敢於勝利”的偉大抗洪精神，解放軍、武警官兵奮力投入抗洪搶險，瀋陽、北京軍區派出3 000多名官兵，承擔了最危險、最關鍵的搶險任務。先後有6萬多名人民子弟兵投入搶險，出動軍車8 000多&次，直升機278架次，解救、轉移群眾5.2萬人，牲畜1萬多頭（只），搶救糧食和物資2 000多噸，加固堤防5萬多延長米，排除各種險情450多處，為保護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産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搶險中各族幹部身先士卒，為了群眾的安危，置個人的生命於不顧。阿榮旗興安鄉紀委書記陳守義連續奮戰3晝夜，突發腦溢血而以身殉職。就這樣軍民奮戰兩個月，抵禦了一次次特大洪魔的襲擊，保住了大江、大河、大型水庫、水利樞紐和城市的安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取得了抗洪搶險鬥爭的偉大勝利。
抗洪搶險勝利後，自治區黨委、政府把重建家園作為救災工作的重點。明確提出“五個確保”的工作目標，即確保受災群眾有飯吃有水喝；有禦寒衣被；有房住；有病得到醫治，學校按時開學；修復水毀設施，盡快恢復生産。組建各級救災領導小組，建立救災工作責任制，實行部門包片，單位包村，責任到人，統一指揮，全面落實。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援助災區的捐助和發售賑災募集彩票活動。據統計，國家和自治區以及區內外社會各界投入救災資金和物資折款共8億多元，給予災區重建家園以有力支援。建房是救災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國家補助、社會捐助、銀行貸款、賒工賒料、個人自籌解決建房資金。經過3個多月各條戰線的奮鬥，在入冬前，有8.16萬戶災民建起了新房，其餘4.34萬戶災民採取搭建廂房、租借私房、挖地窨子、投親靠友等方式得到安置。受災區有150萬人缺糧，採取互助互濟、地方調濟為主，輔之以國家救濟的辦法，分段安排了災民的口糧。對缺衣少被的97萬多災民，通過組織行政、企事業單位大規模的捐贈及兄弟省市區的支援得到了解決。災區受捐的1 998所中小學校，開學前集中進行了搶修加固校舍，疏散學生異地就讀，保證了開學上課，取得“五個確保”的階段性成果。
“天有不測風雲”，這是千百年來無力抗禦自然災害的哀嘆。而在人民當家作主，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今時代，人民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增強，“人定勝天”的理念就可成為現實。
（錢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