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個世紀經濟狀況回眸

  一、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瓜分內蒙古，清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沒落，社會經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發展日益加深。沙俄以及西方列強在內蒙古由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掠奪原料，發掘礦藏，開辦工廠，特別是金礦、煤炭是他們首先窺探的目標。俄國在呼倫貝爾開煤礦、採金礦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l903年中東鐵路通車後，俄國在呼倫貝爾奪佔土地、林場，扎賚諾爾煤礦和奇乾河、吉拉林兩處金礦完全落入其手；華俄道勝銀行滿洲裏分行控制了這裡的金融市場和貨幣流通；1907年和l908年，俄國和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新的合同、章程，攫取了與鐵路有關的種種權益，中東鐵路公司擅自在滿洲裏、海拉爾等地成立“自治理事會”，逼迫華商向其領取營業執照，繳納各種捐稅，對不從者查封店舖，毀壞其實物，甚至驅逐華商。沙俄顯然是以呼倫貝爾為基地向內蒙古東部擴張經濟勢力。與此同時，日、英、法、德、美等國也百般地向內蒙古進行經濟滲透，在歸綏、包頭、赤峰、海拉爾等重要城鎮陸續出現了這些國家的商行，清末已有洋行2l家，洋貨漸漸地多了起來，而且這些洋行與他們各自國家的政府不無關係，與當時中國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沒有瓜葛的。因此,內蒙古地區經濟的半殖民地化進程在加快。
    在民國時期，俄國索性通過策動蒙古“獨立”運動，企圖吞併我國的整個蒙古地區。當策劃呼倫貝爾“獨立”得手後，俄國商人、資本家與呼倫貝爾勝福集團簽訂了40多個合同,攫取呼倫貝爾的伐木、採礦、墾殖、漁業等權益，其中僅森林採伐一項，俄國每年就從呼倫貝爾掠奪一億多盧布的收入。但是好景不長，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權，沙俄帝國主義對內蒙古的侵略也終止了。不過，日本帝國主義卻成了對內蒙古的最大侵略者，而且把經濟侵略作為重點。它向袁世凱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有5條是針對內蒙古的，主要是日本人在內蒙古東部居住往來任便，無論經商、建廠或種田，所需土地都有租借權和所有權，還有採礦權，如果准許他國在這裡建築鐵路或向他國借款，應先經日本政府同意。顯然，這是要獨霸內蒙古東部的經濟權益。之後，日本的商品很快充斥內蒙古的市場，而且接二連三地與北洋政府簽訂在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建築鐵路的合同。是時，西方列強正在歐洲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與日本相爭，日本幾乎成了主宰內蒙古經濟的霸主。日本帝國主義經過長期的謀劃，終於在l928年炮製出吞併我國東北和內蒙古的所謂“滿蒙政策”，接着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東北和內蒙古東部淪陷，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內蒙古西部的絕大部分地區也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內蒙古期間，進行了瘋狂的經濟掠奪。在內蒙古東部偽滿洲國所屬興安省地區，以“借地養民”和“土地奉上”進行土地掠奪，以攤派“出荷”搜刮牲畜、畜産品和糧食。僅興安各省的地方稅多達5大項38目，其內容無奇不有。至於在內蒙古西部的所謂“蒙疆”地區,更是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的基地。日本設立蒙疆銀行以控制金融，設立各類公司以控制經濟。從1938年到l94l年，在蒙疆設立的由日資經營的公司企業就有73個，如“大蒙公司”、“蒙疆公司”、“蒙疆電業株式會社”、“大同炭礦株式會社”、“蒙疆畜産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土藥（鴉片）股份有限公司”、“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等名目繁多的公司企業，壟斷了內蒙古西部的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太平洋戰爭以後，日本侵略者指使德王提出“糧食就是子彈”、“羊毛就是火藥”、“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謂“生産協力三大原則”。內蒙古西部地區的經濟是綁在日本侵略戰車上的殖民地經濟。內蒙古半殖民地殖民地經濟的産生、發展，就其本質而言，不僅阻滯、破壞了內蒙古近代産業經濟的發展，而且是對內蒙古的經濟掠奪。
  二、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緩慢的發展
    內蒙古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經濟的産生較之內地要晚，鴉片戰爭以後才開始萌發，到19世紀末才有所顯現。當時以歸化城為中心形成了豐鎮、武川、包頭、以及東部的經棚、綏東、遼源、洮南、海拉爾、滿洲裏等城鎮商業網，把原來處於自然經濟狀態的農牧業産品變為商品，或上市交易或銷往內地；內地的傳統産品茶葉、粗布、絲綢、鐵器、陶器等日用品也輸入內蒙古；也有外國近代工業産品如細布、鐘錶、燈具、婦女化粧品、兒童玩具等在這些城鎮上市。而旅蒙商仍佔據溝通內地與蒙古地區商業貿易的主導地位。至於工業，仍然以傳統的皮革加工、制氈、木器加工、打制鐵器及加工其他金屬器具的手工業為主，而且都是規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在歸化城約有30余家，其他城鎮也有數目不等的手工作坊。l852年,清政府為籌軍餉，曾諭令各地開採金、銀礦，於是在阿拉善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開採了一批金礦銀礦，可以説這是內蒙古地區採礦業之始。後因礦藏不豐、經營不善等原因而多數停採。到l9世紀末，清政府再次諭令採礦後，又出現了一批金、銀、煤採礦業，其中有敖漢旗溝梁金廠、轉山子金礦，有翁牛特旗紅花溝金礦，有呼倫貝爾奇乾河金礦等，這在內蒙古礦藏資源開發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紀初，清朝推行“新政”時期，內蒙古出現了一批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型企業和實業，如敖漢旗轉山子金礦、喀喇沁旗土槽子銀礦、呼倫貝爾甘河煤礦等都具有近代企業的性質；歸化城的毛紡工藝局、郭爾羅斯前旗的大布蘇造鹼公司、喀喇沁右旗的綜合工廠、蒙古實業公司、大興安嶺祥裕木植公司都是這一時期興辦的近代新型企業和實業，這給地處邊疆的內蒙古地區增添了先進的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與此同時，近代郵電通訊事業也開始興起。19世紀末，清政府曾開通北京至黑龍江黑河鎮的東北電報幹線，在途經內蒙古東部有關旗內設有中繼電報所；開通北京至外蒙古庫倫、恰克圖的蒙古幹線，在途徑內蒙古西部蘇尼特右旗也設有中繼電報所。1906年清朝政府設郵傳部後，在內蒙古洮南、遼源、赤峰、歸化、綏遠、薩拉齊、包頭、和林格爾、托克托、武川、五原等城鎮，均設立了郵電局、所。此外，還有一些蒙旗自辦的電報、郵政，喀喇沁右旗札薩克郡王貢桑諾爾布創辦了本旗至河北圍場的電報線路，可由此通電北京和全國各地，並在旗裏設了郵電局、所，受理社會業務。清政府雖然也提出修築經過內蒙古地區的鐵路方案，但未及辦成就滅亡了。這時只有鄰接內蒙古地區的京張、京奉兩條鐵路，它對內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創立了民國，但由於中國處在政權更迭之際，特別是內蒙古處於沙俄策動外蒙古“獨立”而引發的動亂之中，再加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軍閥的頻繁混戰，還有外國資本的排斥、阻滯，使內蒙古地區剛剛興起的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受到很大的挫折。在整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及國民黨當政的年月，無論是民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採取發展內蒙古地區工商業經濟的得力舉措。然而，這裡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艱難中跋涉，有了一定的發展。在20年代初，經營錢莊、銀號、票號的金融商已經出現，如包頭的復盛全、廣順恒、復興恒等都是盈利暴富戶，綏遠平市官錢局是這裡最大的官辦金融機構，以後又成立了山西銀行歸綏分行、保商銀行綏遠分行等。內蒙古的傳統工業特別是手工業也有發展，l933年歸綏的手工業已有26行408家，其中制皮業有55家；抗戰前，僅歸綏、包頭、薩拉齊就有地毯作坊70家，綏遠省毛織股份有限公司毛織工廠是官商合辦的企業，主要生産床毯、粗呢、地毯線；在包頭、歸綏、豐鎮還創辦了一些農産品加工工業，有麵粉廠、蛋廠，還有芬蘭人在包頭創辦的永茂源甘草公司、歸綏甘草膏廠、赤峰麻黃廠等。現代化電力、交通、郵電通訊也有所發展，綏遠地方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發電廠是旅蒙商號大盛魁投資興建的；赤峰、通遼、包頭、海拉爾、滿洲裏等城鎮的發電廠也相繼建成供電。到1949年全國解放時，內蒙古有裝機5 000千瓦以上的發電廠7座，裝機容量1.4萬多千瓦。京綏鐵路經過艱難曲折於l92l年修到歸綏，l922年又展修到包頭，另外除了中東鐵路早已通車外，又有洮（南）索（倫）、大（虎山）鄭（家屯）、赤（峰）葉（柏壽）等鐵路延伸到內蒙古，內蒙古的鐵路總里程達l 798公里。這無疑對內蒙古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在歸綏、包頭、百靈廟、林西、滿洲裏建起了飛機場，開通了至北平、上海、迪化（今烏魯木齊）、銀川等航線，已有129個郵電局、所分佈在各個城鎮。內蒙古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艱難地發展了起來。
  三、傳統農業經濟的發展與畜牧業經濟的衰退
    內蒙古地區的農耕化是清朝中葉開始的，主要在歸化城土默特旗和卓索圖盟南部形成了農區和半農半牧區。到了19世紀中葉以後，由於清朝政府松弛蒙禁政策，內地破産農民陸續來內蒙古墾種蒙地，農業區逐漸擴大。20世紀初，清朝推行“新政”，在內蒙古大興蒙墾，內地的農民大量無序地涌入內蒙古地區，一片片水草豐美的牧場被清朝政府強行放墾，清政府既奪佔蒙古族牧民賴以生存的草場，又搜刮承領墾地的漢族農民的押荒銀，墾務公司和地商從中漁利，外國教會也乘機大發蒙墾之財。這一次的放墾蒙地，使內蒙古的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大幅度地增加。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主政的年代，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放墾蒙地，農耕區和半農耕區繼續在擴大。民國初期的農業産值已經超過畜牧業，到l946年內蒙古的農耕地已達到5 718萬畝，農業人口占內蒙古總人口的88.8%，農業産值在工農業總産值中佔9l.4%，其中種植業産值佔農業總産值的72%。但是，這裡的農業仍然沿用傳統、古老、粗放的農耕方式，除了黃河後套和西遼河流域有灌溉條件外，大部分農耕區特別是半農耕區完全靠天種田，更沒有近代新的農耕機具和農業技術。因此，農耕方式落後而又廣種薄收是內蒙古農業的一大特點。農業産值在工農業産值中的比例雖然很高，但它靠得是耕地面積的特別廣大，這恰恰是內蒙古農業落後的典型表現。
    內蒙古的畜牧業從19世紀中葉隨着農業的發展而開始衰退、萎縮，以後隨着一次又一次大規模放墾蒙地，優良的牧場大量被墾種，牧民趕着牲畜由南向北節節移退，退到丘陵荒漠地帶，甚至退到深山大漠之中，這種趨勢愈演愈烈。蒙古族人口從清中葉的100余萬減到民國初期的83萬，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才增長到93萬，這種人口發展趨勢與上述農業發展的趨勢不無關係。這兩種反正趨勢自然對畜牧業的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僅據1936年和l947年對比，內蒙古的大小牲畜從937萬頭（只）減少到828萬頭（只），減少了11.6％。這時的畜牧業經營方式同樣是原始、粗放，靠天養畜，而且比農業要脆弱的多。當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會中，作為被壓迫民族的蒙古族牧民，社會地位之低下，生存環境之惡劣，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只能勉強糊口度日，根本無力發展生産。
    總之，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中，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由於清王朝的喪權辱國，由於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特別是對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民族壓迫，使內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極其緩慢，即使發展很快的農業也是以破壞內蒙古的生態環境，以傳統畜牧業的萎縮衰頹，以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衰落為代價的。其實從事農耕的漢族農民也是掙紮在死亡線上的。這就是這個時期內蒙古的經濟狀況留給人們的思考。

（郝維民 阿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