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首屆春晚總導演黃一鶴因病醫治無效，于4月8日清晨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昨日，央視春晚微信公號發布文章《送別黃一鶴導演》，介紹了黃一鶴的主要生平，稱其為央視春晚的“開創者”。迄今為止，再沒有一位總導演能攢下這位開創者一樣的口碑。只有一個黃一鶴，這跟他的才華、膽量有關，也跟那個時代有關。

　　調查

　　1983年春晚榮膺

　　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愛春晚

　　2009年，有媒體進行了一個調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愛春晚投票。投票結果是1983年首屆春晚。當時接受採訪時，黃一鶴表示自己很吃驚和疑惑，後來他這麼理解：“中國的藝術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 ‘為誰服務’。 1983年春晚做到了‘為人民服務’。”

　　黃一鶴曾這樣評價春晚：“每到春節的時候，不管是火車、飛機，水上、陸上，都有一億多中國人要趕回家團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麼大的親情號召力。如果不重視中國人這種親情，春晚就沒有立足之地。春晚應該讓大家感到骨肉團圓，要讓人民感到春晚是他們自己的晚會，而不單單是看演員美不美，穿得好看不好看。為什麼1983年春晚人們都爭先恐後地點播《鄉戀》那首歌呢？因為那首歌傳達了人們的親情。如果一個晚會能把這種人心抓住，人們怎麼會不喜歡呢？説穿了，春節晚會是人性真情的留戀。”

　　1983年執導首屆春晚 竟不是“天將降大任”

　　成為中國首屆春晚導演之前，黃一鶴自言：“之前沒有什麼翻天覆地的經歷。”1949年，黃一鶴參軍在解放軍某文工團從事文藝工作。一年後，他就跟著部隊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後來軍一級文工團解散，黃一鶴轉業到央視成為一名電視工作者。

　　黃一鶴與春晚的故事，也不是“天將降大任”的傳奇，更像是順其自然發生。其實，從1958年開始，央視（當時名稱為北京電視臺）每年都有聯歡性質的春節晚會，不過那個時候為了防止“政治事故”，都是錄播。1983年，臺裏的領導冒了很大的風險，決定辦春晚。 按照輪換制，黃一鶴就這麼成了第一屆春晚的導演，他和春晚就這樣彼此成就。

　　1983年春晚的故事，恐怕讀者早已爛熟于心：沒有錢搞錄播晚會，黃一鶴只能拉著60人不到的隊伍和五臺錄影機搞現場直播；舍棄專業主持人，選用王景愚、劉曉慶、馬季、姜昆主持晚會；晚會中，姜昆吃了“道具”燒雞，于是馬季“逼著”王景愚無實物表演；馬季宣讀群眾來信，錯將姜昆的家鄉説成湖南，引出姜昆挑起扁擔與李谷一唱起《劉海砍樵》；現場安裝了4臺熱線電話，觀眾點什麼，演員唱什麼，合唱加獨唱，李谷一一人唱了9首歌，姜昆當晚也連説了三段相聲……

　　晚會直播結束後，也有故事，黃一鶴張羅著把參加演出的演職人員集中起來吃夜宵，一點人數，發現少了馬季。 他跑回演播室，看到馬季正對著熱線電話表演單口相聲。因為打電話的首鋼工人説，“我剛才在值班，沒看晚會，您得給我説一段”。

　　以上提到的每一項，都是央視春晚乃至中國電視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在當年和現在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黃一鶴為代表的電視工作者卻憑借過人的才華和勇氣，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撕開”表達的口子。

　　1984年兩岸一家親 力保張明敏不惜摔電話

　　1984年春晚，同樣是在“撕口子”。那年，黃一鶴由中英談判想到了邀請港臺演員回家過春節。在打給上級的報告中，有摘抄自《毛澤東選集》的語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好的，都是愛國的”，只為了證明：請港臺演員是可行的。

　　張明敏當時是香港一家手表廠的工人，在業余歌唱比賽中得了冠軍，但沒有經過政審。為此，黃一鶴摔了當時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秘書的電話，摔完才“後怕”“會不會被掃地出門啊”。

　　1984年春晚的原則是“不喊一句政治口號，只講魚水之情，兩岸一家親”。張明敏不上春晚，就意味著晚會的“心”沒了。時間已到了臘月廿七，為了保住春晚的“心”， 臺長、副臺長、黃一鶴和智囊團的人平均20分鐘給領導們打一次電話，最後一通電話，足足打了四五十分鐘，終于説動副部長向部長匯報。那一年，一首《我的中國心》深深地打動了億萬中國人，邀請港臺演員也成為春晚慣例。

　　至于為了使陳佩斯和朱時茂的“吃麵條”既“突出政治”，又不陷于“生硬説教”，兩位演員一招一式、一詞一句，千錘百煉，反覆推敲，家裏排，招待所裏改，大食堂裏練……一個多月後，《吃麵條》基本成形。為了檢驗效果，黃一鶴要求各界嘉賓審看節目。小品演到一半，馬扎上沒人了，大家捂著肚子，笑趴到了地上。“笑果”好得出奇，黃一鶴有開始擔心，“這樣的笑法，會不會被視為大毒草痛批一頓啊？”事後，黃一鶴回憶，“在那個歲月裏，人們幹一點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當時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

　　節目上還是不上，待定。事後，陳佩斯、朱時茂回憶除夕當天自己情緒低落，一直在幕布後邊躲著，是黃一鶴找到了兩人，拍板定下了“上！出了問題我負責”。由此，一個屬于小品的時代拉開了序幕。（記者 祖薇 實習生 宋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