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24日電 1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寰宇平文章：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
“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棧橋，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斬殺或射殺中國敗殘兵或傷兵，並且把屍體全部拋入揚子江沖走，真痛快”——12月初，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發布2025年新徵文物史料。在侵華日軍士兵寫給父親的信中，屠殺竟如游戲般愉悅，揭露出軍國主義泯滅人性的殘暴。
不久前，日本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在展陳翻新計劃中提出，意欲將現有資料中的“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將“侵略”改為“進入”，遭到一些長崎市民的堅決反對。市民團體成員關口達夫説：“曾經遭受過日本侵略的各國民眾假如看到‘侵略’改為‘進入’，只會認為日本企圖掩蓋負面歷史。”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本應深刻反省軍國主義犯下的戰爭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勢力不僅變本加厲地對侵略罪惡進行掩蓋、美化與翻案，甚至妄圖推動軍國主義借屍還魂。這種與國際社會歷史認知背道而馳的錯誤行徑，嚴重違背國際共識與人類良知，嚴重危害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對戰後國際秩序構成嚴峻挑戰。
（一）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公然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這是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該國領導人首次在正式場合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聯，首次在台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裝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這樣的露骨越線挑釁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餘毒未消的本質。
在日語語境中，“有事”意為“緊急情況”“重大危機”。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是日本軍國主義辭典中的慣用話術。
1894年，日本聲稱朝鮮半島出現“危機”威脅日本安全，出兵朝鮮繼而發動甲午戰爭；
1904年，日本將沙俄在中國東北的動向認作“危機”事態，偷襲駐紮在中國旅順港的沙俄太平洋艦隊，並佔領中國東北南部地區；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衛權”為由悍然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
1937年，日本借“華北危機”釀成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緊隨的是“八一三”事變、南京大屠殺；
1941年，日本將“是否襲擊珍珠港”視為“威脅日本存亡”，點燃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索；
…………
每當日本軍國主義想要侵略擴張，都會先將自己裝扮為受人壓迫、退無可退的形象，顛倒黑白地動員國內支持。一旦時機成熟，則會不認對手、不計後果、不宣而戰、不擇手段。日本現職領導人，敢於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後正是軍國主義基因在作祟。
日本軍國主義是日本推行對外侵略擴張的主導力量，也是戰後右翼勢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來，天皇中心主義、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結構中的糟粕，被日本統治集團系統性利用與重塑，又進一步結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等西方思想的糟粕，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
在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體系中，“皇國史觀”突出天皇神性，主張日本是“神國”，日本民族優越於其他民族，有權統治其他民族；武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被廢除，但武士道精神卻被推廣為全民道德，扭曲為對戰爭的狂熱和對生命、死亡的漠視，以及對戰爭發動者的無條件愚忠；從西方引進的社會進化論則異化為“弱肉強食”理論，為對外侵略和殖民擴張提供“科學依據”。
日本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的異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會特殊的階層，多為封建領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日本統治集團看來，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價值是一種“奴道”。武士們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為主家”：第一是擁護主人，第二是擁護自己的家和生存。為此哪怕做出“復仇”“切腹”等極端行為，極盡殘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與高貴身份相伴隨的義務”。
同時，軍國主義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於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種制度。在這一過程中，“義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則，又被拿出來作為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潤滑油，進行全民動員。
從1882年頒佈《軍人敕諭》，強調軍人要尚武勇、盡忠節，成為對外擴張、對內統治的暴力機器；到1890年頒佈《教育敕語》，將“忠君愛國”確立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眾絕對尊崇天皇、服從國家戰爭意志；再到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強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為全體國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時任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制定“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賦予軍部不受內閣制約的特權……武士道就這樣一步步被異化為驅動戰爭機器的意識形態引擎，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衍生出軍國主義三大猙獰特徵。
一是侵略戰爭神聖化。日本歷史學家木坂順一郎曾發問：“對於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民眾為什麼不加以反對？那些主動選擇毀滅之路的士兵們、參加慘不忍睹的大屠殺的男人們、高呼萬歲把丈夫和兒子送上前線的女人們、饑腸轆轆地在工廠為生産武器而拼命幹活的學徒工們——他們為什麼如此積極地支持這場戰爭？”答案就是，軍國主義將侵略戰爭神聖化。建立於明治時期的靖國神社，就是這樣的軍國主義招魂之所。在這裡，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級戰犯被奉為“神靈”，殘酷的殺戮被描繪成神聖的獻祭。日本軍國主義利用這種“國家神道”的宗教裝置，將戰死者神格化，誘騙一代代日本人甘願淪為戰爭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種族優劣論。太平洋戰爭之初，日軍在攻佔新加坡後公然宣稱：“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陽。沐浴在陽光下者茁壯成長，抗拒陽光者唯有毀滅一途。美英兩國都應深思我日本千年熾熱的歷史。”而針對日軍在中國進行的野蠻屠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曾明確記載了軍國主義的歪理邪説——“日軍的首腦認為這場戰爭是‘膺懲’戰，因為中國人民不承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和領導地位，拒絕與日本合作，所以為懲罰中國人民而作戰”。神道教鑄就的民族優越感，被軍國主義用來鼓吹“人種差異”“優勝劣汰”，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生存發展論”“生存自衛論”，炮製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和白種人的戰爭”“解放亞洲各民族的戰爭”等謬論，作為侵略奴役其他國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視生命，輕啟戰端。在日本軍國主義即將失敗的1945年，日軍大本營還下達“決號作戰準備綱要”，意圖“一億玉碎”，負隅頑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軍國主義的操弄下，所謂的“死之覺悟”，演變成了對侵略毫無底線和不計代價的貪婪與冒險。早在幕末時期，代表極端民族主義的“變革先驅”吉田松陰就拋出了“得失互償論”，主張“在貿易上失於俄、美者，應以土地由朝鮮和滿洲補償之”。這一理論迅速被山縣有朋等人奉為圭臬，並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擴張理論，將日本的國家安全邊界無限外推，認為只要“利益線”受阻，便可輕啟戰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動輒把包括&&在內的地區歸為日本的“新生命線”，同20世紀初期日本軍國主義為侵華戰爭炮製“滿蒙生命線論”的行徑臭味相通、如出一轍。
日本軍國主義的演變，是國家機器逐步被軍事獨裁勢力侵蝕，進而徹底綁架全體國民的“癌變”。而日本軍國主義在文化和制度層面的孽生，演變出一部充滿了血腥與罪惡的擴張史，給亞洲和世界帶來了深重災難。正是鋻於日本軍國主義給人類帶來的巨大浩劫，戰後日本才被明確剝奪其交戰權，從制度上剷除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的土壤。
（二）
百年前的日本軍國主義話術在今日重現國際社會，不禁引發人們追問——當年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清算是否徹底？
80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但在伴着電波雜音播出的《終戰詔書》中，並未出現“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戰勝國的安排下選擇了放棄交戰權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絕大多數日本人民的擁護，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新接納。然而，戰後的日本沒有對軍國主義完成徹底清算，從官方到民間不斷滋生着種種反動和危險的思潮，甚至形成有計劃的行動，這種披着“和平國家”外衣的“新軍國主義”，逐漸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險所在。
戰後“新軍國主義”的醜陋表演有各種舞&，靖國神社無疑是最為典型的地方。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徵，靖國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確認識並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的“照妖鏡”。
多年來，參拜靖國神社已成為日本右翼勢力和政客推動“新軍國主義”崛起的重要政治舉動。有人在這裡高呼“光榮回到靖國神社”，再現歡送侵略者出征的場景；有人在這裡紀念“為國捐軀的英靈”，故意同別國紀念衛國烈士混為一談；有人滿口講着和平，卻在這裡主張“死者無罪論”，逃避加害責任；還有人做出理解“受傷害國家人民感情”的樣子，明明是首相，卻以“個人行為”為戰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長期堅持參拜，還推動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參拜，散佈靖國神社所承載的軍國主義思想。早在2007年8月，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晉三內閣閣僚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此後她成為靖國神社的常客。記錄顯示，從2014年至今，高市早苗共參拜靖國神社超過10次。
在日本“新軍國主義”勢力的鼓噪下，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軍國主義思想的變種層出不窮。右翼勢力奉“皇國史觀”為核心價值，武士不可對天皇“不恭”，戰爭苦果“不能不由全體國民品嘗”，“一億國民總懺悔”可以，卻不許任何具體的人或群體服罪擔責；戰犯提前釋放，搖身變為“保存國體而忍辱負重”的義士，在日本政壇形成“軍國主義遺族政治”鏈條；“大和民族優越論”分解潛藏於“正常國家”“主導亞洲”“盟友價值”“日本無罪”等主張之中；大肆宣揚“玉碎”“神風”乃至“三光”“百人斬”等均是武士道精神體現，用悲情色彩塗抹戰爭，用“英雄敘事”替換罪惡……軍國主義思想在戰後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險行動的政治風向和社會土壤。
政治上，“新軍國主義”不斷架空“和平憲法”，加速推動社會右傾化。長期以來，借追求“正常國家”之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核心精神被日本右翼勢力層層架空，“專守防衛”原則名存實亡，“無核三原則”岌岌可危，“武器出口三原則”等戰後約束日本軍國主義的限制性規範接連被突破。日本正在加速擺脫戰後體制特別是交戰權限制的束縛，朝着“軍事大國”邁進。
軍事上，“新軍國主義”打着“自主防衛”的幌子，行窮兵黷武之實，將日本打造為極具進攻性的“能戰國家”。日本國會近日通過2025財年補充預算案，追加1.1萬億日元防衛相關費用，使其年度防衛費總額推高至創紀錄的約11萬億日元。自衛隊軍銜名稱計劃於2026財年變更，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國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稱謂都要改回來。自民黨內部人士聲稱，應摒棄以往刻意回避軍事術語的“非必要”習慣，通過明確稱謂強化自衛隊的“國防組織”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開表態，稱日本應將自衛隊正式升格為國防軍。近年來，日本防衛政策從“專守防衛”向自主進攻型加速轉向，當前自衛隊已具備“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無論名與實，日本在多個領域實現了突破戰後體制束縛的危險動向。
文化上，“新軍國主義”持續推動歷史修正主義敘事，企圖通過教育洗腦毒化日本年輕一代。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多次推動篡改歷史教科書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戰爭，聲稱“南京大屠殺虛構”“存在爭議”。今年4月起，日本全國初中陸續啟用新版教材，在多數教材中，涉及南京大屠殺的內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筆帶過，對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談；或在註腳中稍有提及“南京大屠殺”，卻拋出“受害人數尚無定論，仍在研究中”的論調，公然否認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事實。
外交上，“新軍國主義”一面以“地區安全維護者”自居，一面又頻頻挑起爭端。近年來，日本摒棄了戰後以和平主義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南海等問題上蓄意煽風點火，通過強化與美英澳等國的同盟、準同盟關係，刻意挑動地區陣營對抗。這種以威懾替代協商的行事邏輯，與戰前日本以“生命線”“利益線”為名推行的擴張政策毫無二致。先是故意挑起爭端、人為製造和煽動“威脅”，再以此轉移國內矛盾、增加個人支持率，越來越成為近年來日本政客為穩定執政基礎而屢試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舊軍國主義用來蠱惑日本國民“奔赴戰場，敢於為天皇奉獻生命”的《教育敕語》又粉墨登場。安倍內閣時期，日本政府通過答辯書，宣稱不排除將《教育敕語》作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認為，這可看作是政府“企圖回歸戰前價值觀”行動的一環。有媒體曾在2017年曝光，當時與安倍晉三關係密切的右翼團體開辦的幼兒園，強制要求幼兒背誦《教育敕語》。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讀《教育敕語》，早年間更曾公開讚賞《教育敕語》，稱其非常“精彩”。可以看出，高市早苗不僅在武力涉台上表現出軍國主義思想傾向，在思想教育領域同樣積極推動歷史修正主義教育政策，恢復戰前軍國主義價值觀和強化“愛國”意識形態，系統繼承了軍國主義基因。
（三）
很多學者都曾對比研究過戰後對日本和德國的不同處置：一是德國戰後為盟軍共同佔領，日本則為美軍以盟軍名義獨佔；二是德國和國際社會對納粹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清算，而日本從戰爭發動者，到軍國主義思想文化，以及國家責任等層面的清算均不徹底；三是戰後存在排斥二戰重要當事方的對日單獨媾和，後又在安保合作名義下，事實上為日本動武解套和松綁。
有學者指出，未被切斷的權力傳承鏈條，讓日本軍國主義成為休眠火山。戰後日本高度承接了戰前的政治勢力。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認侵略歷史，意圖擺脫“戰敗國”身份，同企圖淡化侵略行徑的歷史修正主義形成內在勾連，推動突破“和平憲法”和戰後國際秩序束縛，為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埋下邪惡伏筆。
在戰後80年的演變中，日本右翼政客為軍國主義披上“民主”“法制”“安全”的虛假外衣，捏造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新軍國主義”邏輯。
“新軍國主義”對中日關係造成嚴重衝擊。日本在台灣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深重歷史罪責。台灣本來“無事”，因日本侵略殖民才“有事”。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明確對台灣問題作出政治承諾。高市早苗的言行無視日本既有承諾，嚴重損害中日互信基礎，不僅引發中方的強烈抗議、嚴正交涉和反制，也受到包括多位日本前首相在內的日本各界有識之士的反對和批評。
“新軍國主義”為地區和平穩定帶來惡劣影響。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高市早苗奉行歷史修正主義政策，日方發表大量反俄言論，與其聲稱的對俄關係正常化意願互相矛盾；韓國政府對高市早苗聲稱獨島（日方稱竹島）是日本“固有領土”&&嚴正抗議，並暫停了原定於11月舉行的韓日聯合演習。鋻於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內核是全面突破以美、蘇、中、英、法五大國為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哪怕對美國等日本盟友來説，實有養虎為患之虞。
“新軍國主義”對日本和日本人民産生實質損害。日本議員山本太郎指出，與中國發生矛盾，日本是沒有未來的。對抗一旦升級為衝突，日本根本沒有足夠的戰略縱深和人口支撐大規模戰爭，更沒有足夠的經濟緩衝鏈條，整個國家的運轉都會輕易受挫。隨着日本2026年防衛預算再創新高，日本民眾憤怒地將這一造成增稅、削減民生支出的政府行為稱為“減壽大軍擴”。
日本《東京新聞》稱，一個國家若不能正確對待歷史，也難以把握未來，而高市早苗正帶領日本走進一場危險賭局。不惜輕言戰爭威脅地區安全的政客終將為千夫所指，不惜犧牲本國國民福祉也要強軍擴武的“新軍國主義者”終將難逃覆滅下場。
（四）
“時機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一途：其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而將日本帝國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80年前，《波茨坦公告》對日本發出的最後通牒依然發人深省，也依然是當今日本需要正視和回答的問題。軍國主義陰魂能否從日本徹底清除，關乎日本國家與國民如何立足並取信於國際社會。
德國對待納粹的做法，是日本的一面鏡子。就在本月，德國政府宣布將在柏林新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暴政下的波蘭受害者，並歸還一批二戰期間德方侵佔的波蘭文物。“銘記歷史，正視過去永無止境。德國始終恪守其歷史責任。”德國總理默茨的表態，是德國社會在二戰後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延續，這也是德國重新贏得國際接納與信任的重要原因。
反觀日本右翼勢力，不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責缺乏反思，甚至還同日本新納粹代表人物合影，為美化希特勒書籍寫推薦語。前首相麻生太郎更曾公然&&“日本應效仿二戰前德國納粹做法，在安靜的環境中推動實現修憲”。試想，如果這些人在歐洲有如此言行，定將聲名狼藉從政無望，甚至還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言行在日本還得到相當民調支持。不久前，日本足球運動員三笘薰手持二戰日本軍官小野田寬郎的照片，在英國參加了一場關於一戰的紀念活動，引發強烈批評。小野田寬郎被稱作日軍“最後投降的兵”，曾在菲律賓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來被日本包裝成所謂“戰爭受害者”“忠誠堅韌的民族英雄”。這個至死沒有悔改的軍國主義者，如今竟作為和平活動的宣傳物料登陸歐洲，足見軍國主義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之緊迫。
台灣問題更是如此。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不可動搖的普遍共識。《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國際文件，不僅把日本當年“竊取”的台灣歸還中國，明確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成果，構成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近期在中國大陸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將1930年發生在台灣的霧社事件搬上銀幕，史詩般還原了台灣人民血性抗日的歷史。當年，英勇的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如磐石，意志堅不可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絕不允許日本右翼勢力開歷史倒車，絕不允許外部勢力染指中國台灣地區，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國際社會需要看清，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錯誤言行，絕非意外偶然。近些年日本防衛費十三連增，自我松綁集體自衛權，多次放寬武器出口限制，發展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等，一步步掏空《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對日明確規定的條款，違背自身在日本憲法中所作承諾，“新軍國主義”不再是暗流，正實實在在威脅全球和平發展。
如果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行得不到糾正，將給其他國家樹立惡劣先例，一些勢力或將跟風效仿，挑戰既定國際規則和秩序。這不僅會侵蝕國際治理的根基，更可能對全球的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造成衝擊，影響更廣泛地區的和平穩定。
任由“新軍國主義”放出牢籠，終將危害全世界。九一八事變直接策劃者、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最終戰爭論》中構建了一個瘋狂的戰略理論：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國、歐洲、蘇聯、日本四個集團，世界終將爆發一場決定性的大規模戰爭。日本必須通過工業化、軍事化與社會整合來準備這一場同美國的“最終決戰”，完成世界大一統。軍國主義者具有頑固的宿命色彩，認為戰爭不是人類選擇的結果，而是歷史不可避免的洪流；軍國主義者具有瘋狂的賭徒心態，哪怕是面對十倍於己的對手，也要“賭上國運”不惜全民戰爭。
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曾留下憂心忡忡的政治遺囑：“只要參加過那場戰爭的人還處在國家中樞，這個國家就沒什麼大問題；等我們都走了，才是可怕的時候。”隨着近年來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加劇，這些政治預言正面臨變為現實的巨大風險。
11月21日，中國代表致函聯合國，強調高市早苗有關言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是對14億多中國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人民的公然挑釁；11月24日，日本致函聯合國無理狡辯，稱其防衛基本方針是“專守防衛”的被動防禦戰略，並對中方無端指責、倒打一耙；12月1日，中國再次致函聯合國，指&&灣是中國的領土，高市早苗卻把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與“台灣有事”相關聯，暗示對中國動用武力，這顯然超出了日方所謂“專守防衛”“被動防禦”的範疇，日方的説法自相矛盾，是在欺騙國際社會。該函作為聯合國大會正式文件，向全體會員國散發，法國、俄羅斯、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撾、西班牙、烏干達、土耳其、緬甸、泰國、哥倫比亞等國都發表聲明，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多月來，高市早苗和日本外交部門仍在試圖用“一貫立場”來搪塞敷衍。與此同時，一段高市早苗年輕時在國會質問日本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視頻在互聯網持續熱傳。“你認為哪些行為是侵略行為？”“你所説的過錯具體是什麼？”她當年胡攪蠻纏的提問，正適合反過來問問如今避重就輕的自己。日本的“一貫立場”究竟是什麼立場？你對於日本侵略殖民又是什麼立場？你能不能去聯合國講一講，怎麼看待和肅清軍國主義？
“吾人決不許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遷延，更為吾人所不容許。”中英美三國80年前勸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也是當今國際社會不容日本開歷史倒車的呼聲。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是一個真實而緊迫的現實危機。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錯再錯，一切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權利對日本的歷史罪行進行再清算，都有責任堅決阻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這是國際社會捍衛戰後國際秩序的共同底線，也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續和平發展的原則底線。唯有如此，方能實現“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偉大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