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站在新舊交界線：當世界大變局遭遇“全球領導力赤字”
1.1 “全球領導力”的基本內涵與形成脈絡
1.2 “全球領導力”的主要支柱與核心要素
1.3 “全球領導力赤字”的時代症候：和平失落、發展失衡、文明失和
第二章 把脈亂象與危局：“全球領導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與政治經濟根源
2.1 “全球領導力赤字”惡化的首要根源：大國失責與大國失范
2.2 “全球領導力赤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雙重張力”下的世界
第三章 賦能“全球領導力”：國際社會在行動
3.1 多邊機制：以改革之舉應對挑戰
3.2 全球南方：以團結之力推進變革
3.3 中國的抉擇與行動：始終做變革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
第四章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為人類創造更美好未來
4.1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的根本之策：以共生邏輯超越霸權邏輯
4.2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的行動方略：價值坐標、系統方案、轉型方向與未來願景
結 語
編寫説明與致謝
序 言
若干年後回望，2025年將是人類歷史發展和國際秩序演變進程中一個標誌性年份。
這一年，歷史的記憶格外鮮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聯合國成立80周年，兩個“80周年”提醒着人們：世界和平來之不易，人類團結彌足珍貴。
這一年，現實的挑戰格外嚴峻。美國成為世界的最大攪局者，有人説，它不但要“放棄自己創造的世界”，還要回到“19世紀的帝國主義”。
這一年，未來的呼喚格外熱烈。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齒輪飛速旋轉，人類還未回答好文明共存的考題，人機共存的試卷已擺在了面前。
歷史、現實、未來帶着各自獨特的時空氣息碰撞交匯，是昨日重現還是未來已來？人類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重建“全球領導力”愈顯迫切：挑戰重重，亟需共同行動；前途未明，急盼引領力量。而這正是本報告聚焦“全球領導力”的原因所在——這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大船在百年變局的洪流中不失速、不偏航、不傾覆的根本保障。
本報告首先從現代國際秩序演進史的視野考察“全球領導力”的形成並嘗試為這一源自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概念賦予政治學的新意義。我們認為，“全球領導力”是全球治理的引領性力量，也是大國協調和更廣泛的多邊主義的有機結合體。它建基於安全治理、金融治理、貿易治理領域三大多邊合作機制之上，包含多邊合作引領力、公共産品供給力、制度規則塑造力、價值理念感召力四大核心要素。
當前，世界陷入“全球領導力赤字”的困境，其時代症候為和平失落、發展失衡、文明失和。本報告嘗試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全球領導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與政治經濟根源：一是美國陷入右翼民粹主義思想迷局，成為“全球領導力赤字”不斷擴大的首要根源；二是“全球領導力赤字”亦是“雙重張力”下的産物，即時代危機激增與治理能力萎縮之間的張力以及世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張力。
有國家為“全球領導力”做減法，也有國家為“全球領導力”做加法。本報告認為，賦能“全球領導力”，全球力量都應行動起來：多邊機制在危機中涅槃重生，為重建“全球領導力”提供了穩固的實踐&&；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經歷主體覺醒，它們從權力分配對象到治理主體的角色躍遷，為“全球領導力”輸送了變革能量；而大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仍應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堅定做變革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以其深厚的文明智慧和持續行動，穩健的自身發展和紮實的對外合作為“全球領導力”持續賦能。
新時代呼喚新引領。本報告認為，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新型全球領導力”，這種“新型全球領導力”並非來自某一個國家、某一個集團或某一個國際組織，而是一種多邊領導力，是國際社會為積極應對全球問題形成的“合力”。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的根本之策是，以共生邏輯超越霸權邏輯。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可遵循以下行動方略：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坐標，以四大全球倡議為系統方案，以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轉型方向，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未來願景。
有學者説，多數人因看見而相信，只有少數人因相信而看見。在世界的艱難時刻，尤其需要“因相信而看見”的勇氣、智慧、定力。
第一章 站在新舊交界線：當世界大變局遭遇“全球領導力赤字”
“舊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尚未誕生”，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名言形容當下我們所置身的時代，也是恰當的。站在新舊曆史交織之處，耳畔傳來生産方式、國際體系、文明格局三重轉型的巨大轟鳴。數字時代加速到來，多極化世界加速出現，文明多樣性加速回歸，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人類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識變、應變、馭變尤需全球協調和國際集體行動。令人不安的是，當今世界正深陷“全球領導力赤字”的困境，好似“無錨之船”，在時代的巨浪中顛簸不已。歷史前進的車輪會否倒轉，世界轉型的進程會否失控，舊秩序的危機將以和平手段消解還是以災難性方式出清，新秩序的輪廓是昨日世界的復刻還是關於更美好未來的創想……一系列攸關人類前途命運的命題擺在各國面前，重建“全球領導力”成為國際社會的當務之急。
1.1“全球領導力”的基本內涵與形成脈絡
知所從來，思所將往，方明所去。在世界歷史發展和國際體系演進的時空經緯中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全球領導力”的基本內涵、形成脈絡及其之於世界和平發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意義，是重建“全球領導力”的“必修課”。
基本內涵：全球協調與大國引領的有機結合體
“全球領導力”（Global Leadership）最初是經濟學中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概念，意指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在多元化環境中領導企業或組織的能力。它雖也在國際關係中經常使用，卻缺乏統一而明確的定義，有時還與“全球治理”“國際領導”“大國領導力”甚至“霸權主導”等概念在相似語境下使用。
結合近現代以來國際體系變遷和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治理實踐，我們認為，“全球領導力”是這樣一種過程和狀態：它不是某個大國“號令天下”的“霸權”，而是各個國家、國際組織、區域組織、非政府組織在平等基礎上，通過協商、對話、合作，為解決跨國性和全球性問題、改革和建設國際秩序所凝聚的合力。它既強調全球協調、國際集體領導，也重視大國合作、大國帶頭作用，是由全球治理的引領者、合作者、參與者的良性互動所形成的多邊合作體系。
形成脈絡：國際秩序現代化的結晶
以大歷史觀觀之，“全球領導力”是世界歷史進步的産物，也是全球化生産的客觀要求。它是人類走出無政府叢林世界的探索，是國際秩序現代化的結晶。
——傳統主權國家治理模式的形成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 15、16世紀之交新航路的開闢掀開了“世界歷史”的大幕，人類文明自此奏響全球化與現代化“雙重奏”。一方面，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形成一種不可分離且不斷擴展的內在聯結。另一方面，以主權平等、國際法治等一系列現代性理念原則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秩序”也隨之由歐洲向全球鋪展。
17世紀中葉，歐洲三十年戰爭後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的治理模式，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開端。始於19世紀初拿破侖戰敗、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維也納體系，開創了以均勢原則為基礎的歐洲協調，被視為“當代全球治理的歷史起源”。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代表了人類在一戰劫難後對國際新秩序的探索，這一體系雖帶有明顯的分贓性質和爭霸性質，卻也是“第一個全球意義上的國際秩序”，其所建立的國際聯盟是通過國際制度維護世界和平、實行集體安全的一次嘗試，所強調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總的趨勢是先進的秩序安排取代落後的秩序安排，但其共同底色仍是強權政治和叢林法則，行動邏輯仍是你死我活、你輸我贏的零和競爭。
——聯合國的創建與“全球領導力”的形成
1945年6月26日，美國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堂，包括中國在內的50國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鄭重簽字。“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人類痛下決心，攜手締造持久和平。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全球治理自此掀開嶄新篇章。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基於權利在全球範圍內構建起一個主權平等的國際體系”。至今已有193個國家加入其中。
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遵守國際法治等現代性理念原則在聯合國憲章中得到更為系統的體現，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成為二戰後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遵循和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石。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道路、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在聯合國旗幟下共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貢獻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為載體，“全球領導力”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際公認的方式成體系地形成了。
——二戰後“全球領導力”的曲折演進
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蜿蜒曲折中前行。二戰後接踵而至的冷戰局面使聯合國一度淪為美蘇爭霸的工具而無所作為，世界事務無處不閃爍着兩極角逐的影子。通過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實現全球安全治理的設想無法落地生根，核威懾下的“冷和平”伴生此起彼伏的局部衝突和地區危機。
與此同時，新的全球治理力量和“全球領導力”形態也在成長壯大，“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不但是可能的，更得到了發展。就聯合國系統而言，隨着亞非拉新獨立國家大量加入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其內部結構逐步從兩大陣營對抗的東西結構向發展水平差異的南北結構轉變，組織機構和行動議程也隨之拓展，如1964年成立貿易和發展會議，1965年創設開發計劃署，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通過《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宣言》。在聯合國系統之外，從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召開萬隆亞非會議再到發起不結盟運動，非西方國家日益成為國際舞&上引人矚目的力量；不容忽視的是，西方陣營內部也在發生松動，最具代表性事件是“歐洲聯合”在西歐起步並最終形成“歐洲共同體”。
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瓦解，重新“激活”了聯合國。維和行動獲得更大作用空間，人道主義援助惠及更多弱勢群體，聯合國改革按下啟動鍵，千年發展目標開啟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發展治理……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續凸顯。
1995年，由28位國際知名人士組成的“全球治理委員會”發布報告《天涯成比鄰》，提出“只有通過共同努力和運用集體力量才能創造一個較好的世界，舍此別無他途”。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革命相互激蕩的時代背景下，全球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治理實踐從全球向區域全面鋪開，“全球領導力”形態也愈發豐富多元。最重要的變化是全球南方國家全面崛起和聯合自強。以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為抓手，南方國家成為引領推動全球治理革故鼎新的關鍵力量。“21世紀將是主要由非西方國家推動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世紀”，這一圖景愈發真切而清晰。
1.2“全球領導力”的主要支柱與核心要素
二戰後的世界，多邊主義漸成時代的主流。這意味着，可持續、有效能的“全球領導力”必然建基於多邊機制之上，通過推進多邊合作、貢獻公共産品、塑造制度規則、提供理念指引，實現國家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的有機統一，共同建設更美好的世界。
兩大主要支柱
二戰後的“全球領導力”以聯合國機構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為兩大主要支柱，分別確立了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80年來，兩大主要支柱在危機與改革中不斷演進，歷經由兩極向多極的國際格局之變，至今仍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多邊機構。它以聯合國安理會為國際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沿防擴散和維和行動兩大主線開展全球安全治理。聯合國在全球發展治理領域的主導地位是在冷戰後逐步確立的。從“十年國際發展戰略”到千年發展目標再到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國發展治理系統愈發專業、強韌。
聯合國各專門機構也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領域各司其責。比如，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分別在全球衞生治理和人權治理中佔有核心地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文化治理領域發揮關鍵作用，聯合國婦女署則在婦女事業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將本國利益凌駕於聯合國之上，粗暴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維護霸權、濫用霸權，大搞集團政治，挑動對立對抗，肆意踐踏國際秩序，為全球動蕩埋下禍根。
四大核心要素
——多邊合作引領力
團結合作是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最有力的武器。多邊合作引領力意味着，通過溝通協調和議程設置，引導各方克服分歧、形成共識，找到利益最佳結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邁向大規模集體行動，産生“1+1>2”的協同效應。
——公共産品供給力
國際公共産品是為各國、各世代所共享的商品、資源、服務、規章制度，關乎人類整體福祉。其最佳供給水平為實現“林達爾均衡”，即所有國家對國際公共産品作出的貢獻在邊際上等於得到的收益。大國擁有資源和能力的優勢，是國際公共産品的主要提供者。
——制度規則塑造力
“全球領導力”體現為一整套規則體系，公正合理的制度能使各國自願接受並遵守。與時俱進的改革是永葆國際機制、國際規則合法性、權威性的法寶。
——價值理念感召力
“全球領導力”既需要體制機制的“硬支撐”，也需要價值理念的“軟支撐”。國際主流價值觀是制定國際規範的遵循，也決定着世界的整體精神面貌。隨着“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走下神壇，全球性的主導意識形態處於缺失狀態。新的國際主流價值形態，將深刻影響各國能否應對各類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難題。
1.3“全球領導力赤字”的時代症候：和平失落、發展失衡、文明失和
當今國際秩序正面臨“禮崩樂壞”的危機，國際公德一再觸底。美國熱衷“退群毀約”，規則破壞者有罪無罰；種族滅絕、帝國擴張死灰復燃，單邊主義、強權政治、霸凌行徑大行其道。從多邊合作疲軟到公共産品缺位，從主要機制無力到主流價值衰落，“全球領導力”核心要素遭受全面侵蝕。在人類面臨更複雜全球性挑戰、呼喚更強韌“全球領導力”的關鍵時刻，現實卻是全球治理疲軟無力，“全球領導力赤字”持續擴大，地球家園陷入和平失落、發展失衡、文明失和“三重困境”。
和平失落
從亞洲、歐洲到非洲、拉美，武裝衝突、領土爭端、政局動蕩此起彼伏。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蘇丹內戰仍延宕不已，剛果（金）東部又戰火重燃，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近年來最大規模空戰……世界處於二戰後軍事衝突最多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挑起或發動的大型戰爭包括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等。2001年以來，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90萬人死亡，其中約有33.5萬是平民。美國還用軍事霸權為擴張開路，近年年均軍事預算7000多億美元，佔世界軍費總支出的40%。美國目前在海外有約800個軍事基地、在159個國家駐紮了17.3萬人的軍隊。全球陷入安全上的“集體焦慮”。
衝突與戰爭引爆的人道危機愈發觸目驚心。在加沙地帶，超過6.7萬人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喪生，人道主義危機達到“災難性的程度”；在蘇丹，持續的武裝衝突導致1200萬餘人流離失所，全國約三分之二人口急需援助以維繫生命；在也門，超過1700萬人面臨糧食安全危機，逾100萬名5歲以下兒童嚴重營養不良。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報告顯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全球因暴力衝突事件死亡的人數接近20萬人，同比上升37%。
傳統安全威脅之外，氣候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進一步跨國界擴散。各國面臨着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織而成的安全風險綜合體，全球正形成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
發展失衡
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方案將造富置於最高位置，在國內、國際兩大層面造成貧富分化不斷加劇。國內層面，“上”“下”矛盾突出，發達國家分配不公問題持續惡化，美國前1%富人財富首次超過中産階級財富總和，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失業率不斷上升，底層人口的處境更加艱難。國際層面，南北鴻溝加大，“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在資源分享、生産分工、利益分配等方面矛盾不斷加劇，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各異，半數最窮國正經歷發展進程的“歷史性倒退”。有關統計顯示，全球8億多人處於貧困狀態，世界基尼系數已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
引人深憂的是，西方數字霸權正對全球不平等與兩極分化問題推波助瀾。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全球仍有20多億人從未用過互聯網，許多發展中國家只有不到一半企業接入互聯網且網速很慢。而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前沿技術就緒指數排名中，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普遍排名較低。有學者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勞動者或因南北方國家再度迅速拉大的數字鴻溝，更易陷入AI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馬爾薩斯陷阱”。
雪上加霜的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逆流愈發洶湧，嚴重阻滯世界經濟復蘇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程。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將國際貿易體系拖入混亂漩渦，導致全球經濟活動出現扭曲。世界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艾漢·柯塞&&，美關稅帶來的不確定性猶如“飛機跑道上的迷霧”，拖累全球投資步伐，讓經濟前景黯淡。
文明失和
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論”甚囂一時。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保守主義的崛起又進一步衝擊了多元主義價值觀。“民主對抗威權”的虛假敘事挑動制度對抗，“身份政治”和“認同政治”加劇族群矛盾、宗教衝突乃至文明對立。
當今世界正經歷人類文明格局的新一輪重塑，文明多樣性的回歸已不可阻擋。不再“一統天下”的西方文明愈發焦慮，全面覺醒的非西方文明更加昂揚，如何建構新型文明關係，是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因“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的言論引發非議，但他的以下告誡不無道理：西方人應“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願意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徵”。
相較東西方文明關係，西方世界內部正在進行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精神內戰”或許更引人矚目。更加激進的自由主義和更加激進的保守主義進一步推動歐美各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美國知名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遭槍殺事件引發美國陷入政治暴力新周期的擔憂。
第二章 把脈亂象與危局：“全球領導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與政治經濟根源
相較於21世紀初國際社會在打擊恐怖主義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的相互協作，當下無疑是“全球領導力”的灰暗時刻。面對亂象叢生、危局頻發的世界，它並未展現出強大“控場力”，不但無力如期推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連及時撲滅地區戰火也成了眾生對它的奢望。
短短十餘年，“全球領導力”為何從高峰跌落低谷？這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思潮變遷，又蘊藏着哪些深層次政治經濟根源？厘清這些問題，對重建“全球領導力”至關重要。
2.1“全球領導力赤字”惡化的首要根源：大國失責與大國失范
國際秩序的穩定有賴於主導大國的制度性權威與道義合法性，現代國際秩序的理念原則之一便是大國引領。這並非説，大國可以恣意妄為。事實上，為確保大國引領的可接受性，其在擁有主導建立國際制度規則等特殊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包括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國際公共産品、擔當國際秩序的看守人和保護人等相應的特殊責任。為此，大國應具備“妥協的美德”與“付出的精神”，並且，如英國政治學者赫德利·布爾所説，“滿足世界上某些公正變革的要求”。然而，在世界面臨重重危機、最期待大國擔當的時刻，卻出現了大國失責、大國失范的一幕。
美國正“放棄自己創造的世界”
從聯合國機構到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在二戰後國際秩序建構中扮演主導者角色，至後冷戰時代更是擁有“獨步天下”的地位。後冷戰國際秩序被視為“美國霸權治下”的國際秩序。數十年來，美國在世界各地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但在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種族主義、排他主義種種“主義”紛紛興起的背景下，美國正“放棄自己創造的世界”並不斷釋放破壞性力量，成為“全球領導力赤字”不斷擴大的首要根源、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最大不穩定因素。
作為“自伍德羅·威爾遜以來最不具威爾遜主義色彩的總統”，特朗普果斷放棄了威爾遜所開啟的美國外交的國際主義範式。曾放言“再領導世界100年”的國家，如今奉行“美國優先”，為“甩包袱”而放棄國際責任，對國際制度和法治體系“合則用、不合則棄”，接連“退群毀約”並試圖通過關稅戰、貿易戰逆轉全球化進程。所謂的“仁慈的霸權”暴露出“囂張的特權”的真面目。
世界政治思潮右轉與“美國優先”
過去百年，世界政治思潮經歷了從20世紀30年代3個“全球性故事”（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到二戰後兩個“全球性故事”（歐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再到冷戰後一個“全球性故事”（西方的自由主義）的變遷。如今，新自由主義也不再是“全球性故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激起失落人群的強烈反抗，以反自由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為鮮明標籤的右翼民粹主義強勢崛起，成為西方世界的“時代精神”。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理念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正是世界政治思潮右轉的産物。
有中國政治學者認為，政治思潮是國際秩序形成的“基因”。其內在機制是，政治思潮通過影響關鍵角色，或者採取激進的革命，或者採取溫和的社會運動，或者作為政策決定者去改變政策現狀，從而影響政治走向。事實上，以經濟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為雙重內核的“美國優先”，不但在重塑美國政治生態，也在顛覆二戰後國際體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警告稱，MAGA的終極目標是以“選舉威權主義”替代自由民主模式，這一實驗成功與否將決定21世紀全球治理體系的走向。
“美國優先”的政治經濟根源
“美國優先”和MAGA運動的強勢崛起，根源於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深層次矛盾。二戰後特別是裏根新自由主義改革後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歷程，是金融資本逐漸超越産業資本並居於主導地位的歷程。資本無國界並以追求超額利潤為目的。為保證美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市場的輸出發展，美國歷屆政府將爭霸、維霸作為對外政策最高目標。特別是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霸權風頭無兩，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浪潮大大拓展了資本輸出的空間領域。其在世界範圍大規模運用金融手段，形成被海外左翼學者稱為“掠奪性積累”的新模式。資本輸出的規模、利潤率均大幅上升，形成事實上的“全球化帝國主義”。而這直接導致了美國國內産業結構“脫實向虛”、製造業崗位大量流失、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等嚴重社會問題。
為解決嚴峻國內矛盾，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試圖打破冷戰後美國“金融資本+全球化帝國主義”的霸權模式，重構“美國優先”的霸權模式。這無疑加劇了多邊合作困境，致使“全球領導力赤字”進一步擴大。
2.2“全球領導力赤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雙重張力”下的世界
以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全球領導力赤字”是當今世界遭受“雙重張力”的産物：一是時代危機激增與治理能力萎縮之間的張力；二是世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張力。
“需求”與“供給”的不平衡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困擾不已的世界——被極端惡劣天氣現象，被人口急劇增長，被總收入不平等，被食品與水短缺，被環境惡化，被能源短缺，被代理人戰爭，被消費垃圾，被越來越多貧困人口所困擾不已的世界。”美國哲學家安樂哲生動描述了人類正在經歷的全球化和現代化“雙重危機”。走過數世紀的路，無論是全球化進程還是現代化進程，都步入了“迭代期”。
“雙重危機”之下，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日益嚴峻且高度聯動，對全球治理和“全球領導力”提出了更高需求。然而，“雙重危機”也在各國國內引發諸多問題，使越來越多國家陷入國內治理困境而無暇他顧，美國的“退場”和各國的內顧造成“全球領導力”的急劇萎縮，以致國際社會無法有效應對“雙重危機”。日益惡化的“雙重危機”又進一步惡化各國國內治理，致使各國進一步內顧、“全球領導力”進一步萎縮。時代需求與“全球領導力”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全球治理面臨“公地的悲劇”。
“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不匹配
世界的“經濟基礎”正發生質變：從地域看，從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價值鏈和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價值鏈的兩極格局轉變為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價值鏈、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價值鏈、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價值鏈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從“南”“北”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GDP（國內生産總值）全球份額已超過發達國家，過去2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新加坡政治學者馬凱碩還提出“CIA國家”的概念。“C”代表中國（China），“I”代表印度（India），“A”代表東盟（ASEAN），它們組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
當前，世界政治被“嵌入在一個包含等級制和權力不平等的規範與制度結構之內”。世界“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要求對這一“上層建築”進行改變：一是適應更加多元均衡的經濟格局，建設更尊重多樣性、包容差異性的國際新秩序；二是向全球南方讓權、為南方國家賦權，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發言權和決策權。然而，兩方面的變革都進展緩慢。有的國家為維護霸權和私利長期阻礙聯合國及其機構改革進程，致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世界銀行股權等改革嚴重滯後，極大壓縮了“全球領導力”的發展空間。
第三章 賦能“全球領導力”：國際社會在行動
新冠疫情拷問全球衞生應急能力，氣候危機考驗國際協同行動意願，烏克蘭危機重塑地區安全架構，巴以衝突衝擊人類良知底線……當今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治理體系承壓測試。危中尋機、困中破局，推進全球治理、賦能“全球領導力”，國際社會在行動。多邊機制加快改革，應對全球性挑戰。全球南方加強團結，成為“全球領導力”新增量。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堅定做變革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以穩健的自身發展、紮實的對外合作、深厚的文明智慧為“全球領導力”持續賦能。
3.1多邊機制：以改革之舉應對挑戰
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深刻轉型期，新舊治理&&、全球性組織和區域合作組織交互發力。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開展大規模改革，提高運行效率、提升治理效能。歐盟、非盟、東盟等區域合作組織加強內部整合，升級合作模式，以更緊密、更強韌的區域一體化應對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這些探索和努力從全球和區域兩大層面為多邊合作注入新動能。
聯合國轉型：以自我革新重振權威和活力
作為最具普遍性、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自誕生之日起就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全球發展、捍衛國際法治、促進人權事業，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前，國際安全環境不斷惡化，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落實嚴重滯後，聯合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及時有效應對不斷涌現的全球新議題，如何使機構設置和權力分配充分反映日益澎湃的多極化大勢，如何擺脫效率低下和財政短缺問題？聯合國以改革破局，通過自我革新重振權威和活力，更好適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需要、回應國際社會對多邊主義的普遍期待。
2024年9月，聯合國未來峰會通過《未來契約》，就全球治理變革提出19項行動，重點是關於和平與安全架構和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今年3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啟動“聯合國80周年倡議”。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沿效能提升與工作改進、審查授權任務執行情況、結構性改革和方案調整三大改革軌道，“打造一個更加強大、更契合使命的聯合國”。正如聯合國副秘書長蓋伊·賴德所説，“如果我們認為多邊主義是應對全球挑戰的最佳工具，那麼我們就必須確保對其（聯合國）進行改造、更新，使其盡可能高效且符合存在的目的”。
2025年8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歷史啟示我們，多邊主義、團結合作是解決全球性難題的正確答案。我們要重溫聯合國創立初心，重申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承諾，推動聯合國在新形勢下重振權威和活力，成為各國協調行動、共同應對挑戰的主要&&。
可以預見，聯合國工作重心將進一步朝全球治理轉向，除繼續開展並強化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發展治理外，還將在全球人權治理、包括人工智能治理在內的全球科技治理以及網絡、極地、深海、外空等全球公域治理領域更積極作為。80年後再出發。聯合國應通過改革轉型實現治理效能提升和治理格局重塑，成為維護國際法、確保國際法治、捍衛多邊主義的&&。
區域組織發力：以區域一體化抵禦逆全球化衝擊
在大國競爭走強、全球治理走弱之時，區域一體化進程悄然加強。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為目標、淡化意識形態和政治色彩的區域合作機制蓬勃發展，成為全球多邊主義的有效補充。
在亞洲，東盟秉持非正式協商和非對抗性對話的“東盟方式”，推進東盟共同體建設，推動形成開放地區主義；借力《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這一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貿協定，成為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節點。在非洲，非盟堅持“非洲問題非洲解決”的原則，通過《非洲和平與安全架構》建立衝突預防機制；成立涵蓋54個國家、13億人口的非洲大陸自貿區，通過加強內部貿易應對外部市場波動、提速非洲工業化進程。在拉美，地區一體化加速重啟，南方共同市場推動機制改革、加快與其他經濟體的自貿談判；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宣示加強地區團結、推進區域一體化、反對外來干涉的明確立場，在兼顧多樣性基礎上對外發出“拉美聲音”。在歐洲，作為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歐盟通過共同市場、貨幣聯盟、共同外交政策為區域治理樹立了典範，在推動貿易自由化、維護多邊主義、促進全球治理方面展現出強大影響力，它在氣候變化、數字治理領域的作用尤其令人矚目。
3.2全球南方：以團結之力推進變革
全球南方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合體。獨立自主的政治底色、發展振興的歷史使命、公道正義的共同主張是南方國家的共性。
長期以來，全球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發達國家手中，形成所謂的“中心—外圍”的不平等結構。隨着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全球南方邁入“新覺醒時代”，正經歷從權力分配對象到全球治理主體的角色躍遷。從呼籲傳統&&改革到創建新興治理&&，南方國家持續為“全球領導力”輸送變革能量，其行動深刻重構着全球治理版圖。
主動設置議題，爭取公平發展空間
在全球秩序深度調整的當下，新興經濟體正以前所未有的集體自覺參與治理變革。從氣候變化、國際金融規則到聯合國改革議程，全球南方通過集體協商主動設置議題、爭取公平發展空間、重構決策程序，推動着治理體系朝着包容普惠的方向作出深層次結構性調整，深刻塑造多極世界的規則演進路徑。
南方國家普遍認為，現有聯合國框架，特別是安理會結構，未能充分反映當今世界權力分佈的現實。它們主張擴大安理會席位，使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地區擁有更公平的代表性和決策權。這一訴求更體現為具體事務協調上的集體努力。
南方國家的議程設定能力也得到顯著提升。從推動落實氣候融資，到呼籲彌合數字鴻溝，它們積極將自身關切轉化為國際核心議程，利用“七十七國集團和中國”等機制在國際談判中凝聚立場。新冠疫情後關於疫苗知識産權豁免的激烈辯論，正是南方爭取公平公共衞生治理權利的鮮活例證。
突破西方範式，探索新型合作模式
全球南方對現有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貸款條件、投票權重分配上的不滿，促使其探索全球金融治理的多元路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已成為國際融資體系的重要補充，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提供更具針對性、限制更少的資金支持。
南方國家也正更有意識地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模式，突破西方現代化範式的局限。它們積極推動全球發展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等強調互聯互通與共同發展的&&，爭取更多對基礎設施投資、綠色轉型和技術轉移的支持。
和平解決衝突，推動發展議題重歸國際議程中心
眾多南方國家深受戰亂與外部干預之害，因此全球南方的安全觀更強調對話、和解與區域自主解決爭端。非盟、東盟等區域組織在調解本地衝突中扮演了愈發主動的角色。
南方國家深刻理解貧困、不平等、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對持久和平的威脅。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它們將消除飢餓、保障水安全、應對極端天氣等發展議題置於安全討論的核心位置，推動構建更綜合的全球安全框架，追求“發展安全”的新範式。
3.3中國的抉擇與行動：始終做變革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
何謂“世界大國”？在中國歷史學者錢乘旦看來，“世界大國”是引領時代潮流的國家，它們開啟新時代，成為被模仿的榜樣。在世界面臨重大風險挑戰的時刻，大國更要以人類前途命運為要，帶頭踐行聯合國憲章，帶頭提供全球公共産品，帶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堅定做變革世界中的建設性力量，是中國的抉擇和行動。在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進程中，它創造了一種賦能“全球領導力”的“中國方法”，即“理念引領”（Visionary Guidance）、“制度變革”（Institutional Reform）、“務實行動”（Pragmatic Actions）三位一體的賦能機制，或可簡稱之為“VIP”賦能機制。
理念引領（Visionary Guidance）
走出時代困境，需要思想燈塔的指引。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一深刻的世界之問、歷史之問、時代之問，中國創造性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3年提出以來，這一理念已發展成為思想宏闊、架構完備的科學體系，以建設“五個世界”為努力目標，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為實現路徑，以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普遍遵循，以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為基本支撐，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戰略引領，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實現了對傳統國際關係學説的揚棄，點亮了全球治理的前行之路。
具體至全球治理的不同領域，中國倡議提出並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全球發展共同體、人類安全共同體等，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不斷豐富、實踐不斷拓展。
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中國還提出多種標本兼治的“治理觀”，如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
與時俱進是新時代中國外交鮮明的理論和實踐品格。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特殊歷史年份，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治理赤字不斷加劇的時代挑戰， 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以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議。這一加強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新方案，正逢其時、指引方向、彰顯擔當，得到國際社會積極響應和廣泛認同。
制度變革（Institutional Reform）
賦能“全球領導力”，既需要理念更新，也需要制度變革。中國堅持“存量改革”與“增量改革”並行，通過漸進改革鞏固和優化全球治理體系，提升“全球領導力”的活力和效力，推動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存量改革”上，中國推動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治理主要&&的合理化改革，促進資源分配的合理性、治理結構的公平性。“增量改革”上，中國發起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機構，提出“金磚+”“中國—中亞”等合作新模式，為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發展合作注入新動能，為全球南方國家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樹立新型國際關係典範提供了科學指引。
2025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被解讀為全球治理“中國創新力”“中國團結力”的新標誌。33個國家作為創始成員國的國際調解院，填補了國際調解領域機制的空白，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公共産品。巴西247新聞網如此評價：全球南方的大力支持表明，一場變革正在展開，昔日強國已無法再壟斷國際規則的制定，也無法單方面強加爭議的解決手段。
務實行動（Pragmatic Action）
國際公共産品供給不足是“全球領導力赤字”的突出表現。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主動擔負起國際公共産品提供者的角色。中國為國際社會所貢獻的公共産品，包括器物性公共産品、制度性公共産品、思想性公共産品三大方面。其中，通過一項項務實行動所提供的器物性公共産品，不但切中國際社會和相關國家最緊迫的現實需求，並以垂范先行的方式有效提振和帶動國際合作。
“大道至簡，實幹為要。”在農業領域，中國向太平洋島國提供菌草技術，幫助非洲國家開展雜交水稻種植；在衞生領域，向全球提供新冠疫苗，援建非洲疾控中心；在維和領域，累計派出維和人員5萬餘人次，組建維和待命部隊；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通過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開展減貧助農項目和氣候變化適應性支持項目，在共建“一帶一路”大框架下推進“綠色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以及推動各方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形成全球最大、最公平、最具活力的自貿區……
在聯合國事業遭受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強烈衝擊的背景下，中國堅定履行“支持聯合國發揮作用，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是中國外交一項基本政策”的承諾。一方面，中國領導人多次會見聯合國主要官員，訪問聯合國總部及聯合國專門機構，出席一系列聯合國活動，親自推動中國同聯合國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成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和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促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實施、貢獻第二多聯合國會費和維和經費等方式積極為聯合國事業提供有力支持。聯合國發展系統駐華協調員常啟德認為，中國在減貧、全球衞生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綠色轉型等領域展現出強大的政策協調力和行動執行力，“我們需要中國的領導力，將世界再次團結在多邊議程之下”。
第四章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為人類創造更美好未來
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世界，將呈現出怎樣的狀態和樣貌？是更加安全還是更加紛亂，是更加繁榮還是更加蕭條，是更加交融還是更加對立？“未來如茫茫大海，是一片未知的疆域。”誠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言，“這一切都呼喚着思維新穎、意志堅強的領航員，好引導各國駛向未知但孕育着希望的目的地。”
國際社會呼喚“新型全球領導力”，對全球性挑戰作出有力有效的應對，並引領人類走向更美好未來。我們認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當是對二戰後形成的“全球領導力”的優化完善，是一種多元主體協同、規則動態演進、發展成果普惠的全球治理新生態。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既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因應之道，也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
4.1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的根本之策：以共生邏輯超越霸權邏輯
有學者總結1500年以來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的演變，認為世界秩序正面臨從霸權迭代到競爭共存的範式轉變。無論是歷史上大國霸權戰爭的災難性實踐，還是現實中霸權霸道霸凌行徑的破壞性效應，都充分説明，霸權主義、霸權邏輯早已不合時宜、不得人心。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本質上是對國際秩序底層邏輯進行重構，即摒棄唯我獨尊、你輸我贏的霸權邏輯，構築以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為基本特徵的共生邏輯。
不合時宜與不得人心的霸權
根據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喬萬尼·阿里吉的霸權理論，數百年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存在着不同的體系周期，每一個周期，都有一個主導霸權創建並維護一種有效的國際秩序。每一次霸權的轉移都涉及戰爭，也同時完成了新舊秩序的轉換。
護持霸權已成為西方世界的歷史慣性，即使其自身實力相對衰落，依然對霸權戀戀不捨。美國當前種種對外政策被認為是意欲復蘇19世紀帝國主義，“用基於硬實力範圍的塊狀區域性霸權，取代基於軟意識形態的網狀全球性霸權”。不僅如此，西方世界還熱衷用“霸權濾鏡”看待崛起的“他者”。2018年10月，英國《經濟學人》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報道，硬是給快速發展的中國扣上“新霸權”的帽子。
現實從不是歷史的簡單復歸，21世紀的世界也不是19世紀的歐洲。跳出霸權邏輯“睜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時代潮流的世界，是現代化進程向更深更廣方向發展的世界，是全球南方集體崛起、多極化大勢不可阻擋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權力必將在諸多國家之間更均勻地分配，權利與責任也必將更均勻地匹配。
霸權不合時宜、不得人心，因為世界“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使生産環節在地理上的壟斷形態被打破，形成了生産全球化的局面。當下正在發生世界發展動力從物質資本主導向人力資本引領的轉移，由於科學技術作為公共品的共享性，全球生産也必然向更深程度、更廣範圍的一體化發展。這意味着，建基於資本壟斷之上的霸權，將失去賴以生存的經濟土壤。
霸權不合時宜、不得人心，還因為其日益暴露出“世界動蕩之源”的本性。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通過對1929年世界性大蕭條的研究提出“霸權穩定論”，他將國際公共産品概念引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強調國際經濟體系需要一個穩定者，而且是唯一的穩定者。在霸權穩定論的視閾中，國際社會中某個霸權國的存在，對穩定國際經濟秩序、發展國際公益是必要的。然而，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現實面前，這一西方知識界主觀炮製出來的意識形態産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崩壞。奉行“美國優先”的華盛頓當局，不但逃避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大國責任，更以“退群外交”和全球關稅戰對現行國際秩序造成嚴重衝擊。世界沒有因霸權實現穩定，反而因霸權愈發動蕩。
“共生邏輯”的基本特徵：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
當前，全球治理舊範式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折射出“中心—邊緣”世界體系的困境。破解這一困局，亟需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維窠臼，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向以互利性、秩序性、普惠性為基本特徵的共生邏輯進階，並在此基礎上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
共生邏輯的互利性，本質上是通過重構利益分配機制，將傳統國際關係中的零和博弈轉化為多維共贏的共生生態。其核心在於建立以共同發展權為核心、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全球價值創造網絡，實現參與各方的共同增長。
共生邏輯的秩序性，體現為通過規則重構與主體協同，構建穩定、包容、可持續的全球治理框架。其核心在於建立以平等協商、動態平衡與發展權保障為核心的新型規則體系。
共生邏輯的普惠性，體現為通過制度創新與資源再分配，確保全球化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核心在於將發展紅利轉化為普惠性公共産品，強調全球南方國家公平參與國際合作。
4.2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的行動方略：價值坐標、系統方案、轉型方向與未來願景
“全球領導力赤字”導致諸多全球問題和危機久拖不決，甚至惡化和擴大，這反過來又加劇“全球領導力赤字”。這種惡性循環“怪圈”嚴重影響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繁榮。
為有效應對全球性危機、引領各國走共同發展繁榮的新路，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成為國際社會當務之急。這一全球行動應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坐標，以四大全球倡議為系統方案，以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轉型方向，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未來願景。“新型全球領導力”不是來自一個國家、一個集團或一個國際組織，而是國際社會為應對共同危機形成的“合力”，是一種“多邊全球領導力”，每個國家皆可在其中發揮作用，均可為之賦能。
價值坐標：全人類共同價值
當前，人類文明行至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人類文明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區衝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貧困和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成為全球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首次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重要理念超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與文明差異，聚焦全人類共同追求，直面當今世界的矛盾問題，在求同存異、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基礎上形成價值最大公約數，為人類選擇正確道路提供科學思想指引，是引領當今世界文明進步的基本遵循。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坐標，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減少人類文明發展的“彎路”，引領人類文明更好走向進步。
具體而言，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應着眼全人類共同發展進步，反對把任何一國置於優先地位，堅持把單個國家的利益置於全人類共同利益框架下考量。
系統方案：四大全球倡議
當今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風險挑戰有增無減。面對這些挑戰和難題，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聚焦全球治理的關鍵領域與薄弱環節，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系統性解決方案。作為國際公共産品，四大全球倡議各有側重，為解決世界面臨的各類現實問題提供寶貴思想啟迪，指明清晰實踐路徑。
一是以全球發展倡議破解發展赤字。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當今世界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地緣衝突頻發、氣候變化加劇、數字鴻溝擴大等多重挑戰，國際發展合作受到嚴重衝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展嚴重滯後。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持續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破解發展赤字，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是以全球安全倡議維護和平穩定。安全是國家發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線。全球發展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人類在安全領域面臨的共同挑戰更為嚴峻複雜。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積極踐行全球安全倡議，消弭國際衝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發展。
三是以全球文明倡議促進文明互鑒。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鮮明特徵。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持續推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
四是以全球治理倡議應對時代挑戰。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治理需求增多與全球治理體系加速失靈失效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全球治理倡議聚焦“構建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這一時代課題，闡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則、方法和路徑，為破解治理赤字、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指明方向。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積極踐行全球治理倡議，推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有效應對時代挑戰。
轉型方向：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面向未來，國際秩序應當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什麼樣的方向才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符合世界最大利益、符合人類對美好未來的期望？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以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秩序轉型方向，推動形成和平穩定的國際格局，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實現各國共同發展繁榮。
當前，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東西方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多極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平等的多極化，是要體現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不能再允許個別或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不能再允許以所謂實力地位把國家分成三六九等。要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在多極化進程中平等參與，享受權利，發揮作用；有序的多極化，是指要共同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堅持普遍認同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多極化不是陣營化，更不是碎片化、無序化，各國都要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內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合作。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符合各國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的共同訴求，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的最妥善政治格局。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普惠的全球化，是要做大並分好經濟發展的蛋糕，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都能參與並享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妥善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的發展失衡問題，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包容的全球化，是要支持各國走出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不搞發展模式的單一化，摒棄損人利己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維護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保持全球經濟增長活力與動力。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正是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全球化的矯正與糾偏。
未來願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面對“人類社會應該向何處去”“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等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時代重大課題，習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通過合作共贏化解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危機和發展困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旨是，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這一重大理念反映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和共同期待，凝聚各國人民同塑美好未來的最大公約數，為世界繪就美好新發展藍圖，為人類發展指明新路。
在哲學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根植於這樣一種東方哲學觀：在對立中尋求統一，實現矛盾體的協同共生。它致力於在多極化的世界裏建立一個多元共生的國際秩序。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當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益彰顯生命力和時代價值，持續為全球注入和平穩定力量、發展繁榮力量、團結進步力量。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應當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未來願景，為國際社會應對共同全球性挑戰凝聚最大合力，推動國際社會走出時代困局，走向長治久安，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開創人類光明未來。
結 語
2020年7月9日，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一場發布會上就新冠疫情哽咽發聲：“現在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和國家層面的領導力和團結。”
譚德塞這番話同樣適用於當下許多全球問題和危機。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發展鴻溝日益突出、貿易摩擦增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抬頭，大國對抗博弈升級、局部衝突時有發生、全球治理體系加速失靈，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
身處變亂交織的世界，全球各國應該怎麼做？是任由世界動蕩不安，還是推動其重回和平發展的正道？答案顯而易見：時代的風浪越大，各國越要勇立潮頭，主動而為，以識變應變之謀共同應對時代危機。
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世界好，各國才能好；各國好，世界才會更好。為破解“全球領導力赤字”，消除世界亂象，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多邊機制都在積極行動。國際社會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有助於從根源上應對共同危機，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明天。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將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與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一道，為時代紓困、為世界賦能、為人類前途許一個光明的未來。
編寫説明與致謝
《共建“新型全球領導力”——邁向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體系的共同行動》智庫報告課題組由新華通訊社社長、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傅華任組長，新華通訊社總編輯呂岩松任副組長，新華通訊社副總編輯任衛東任執行副組長，課題組成員包括劉剛、崔峰、郝薇薇、楊柳、劉明霞、杜源江、伍曉陽、白旭、許曉青、吳光於、王楠楠等。報告英文核校人員包括王海清、蔣勵、韓建軍、余忠穩、費列娜、楊晴川等。
課題自2025年2月啟動以來，歷時半年多采訪、調研、撰寫、修改、審校完成。
在報告寫作和發布過程中，外交學院院長、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主任王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王鴻剛，外交學院前院長、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徐堅，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金燦榮，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綦大鵬，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強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所長朱中博等專家學者給予了多方面的幫助和指導，在此一併&&誠摯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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