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基加利4月15日電 題：“千丘之國”余燼重生
新華社記者周楚昀 吉莉 董江輝
4月7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的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與出席紀念活動的各國政要向大屠殺遇難者敬獻花圈，隨後共同點燃紀念火炬。
火炬將燃燒100天，以紀念30年前那場百日慘劇。
4月7日，在盧安達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盧安達總統卡加梅及夫人珍妮特點燃紀念火炬。新華社發（盧安達政府供圖）
1994年4月7日起的100天裏，約100萬盧安達人慘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圖西人。這是一場慘烈的同室操戈，該國胡圖武裝分子毆打、折磨、強姦、殺害圖西平民，其中包括大量婦女兒童。許多殺人者並非軍人，而是平民百姓，兇器也不是槍支炸彈，而是平日勞作所用的砍刀棍棒。
這場種族滅絕事件發生在講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的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但其禍根卻是由西方殖民者所埋下，是“分而治之”的殖民統治策略所帶來的惡果。時至今日，非洲一些地方的種族矛盾和衝突背後，仍然有西方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影子。
“我們自己都分不清”
盧安達位于非洲中部，素有“千丘之國”之稱。在丘陵起伏間，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河流滋養著盎然綠意。
這是4月4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拍攝的城市景觀。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16世紀，圖西人在此建立封建王國，被稱為“姆瓦米”的國王依靠眾多圖西和胡圖酋長組成的行政架構管理著整個國家。
胡圖和圖西是該國的兩個主要族群，前者以務農為生，佔人口多數，後者放牧，人數相對較少。兩個族群語言、宗教相同，世代混居和相互通婚。兩個族群成員的身份存在一定流動性，比如，胡圖人可以因為獲得大量牲畜或其他財富而被視為圖西人，而失去牲畜等財富的圖西人則會被視為胡圖人。
“在殖民者來到盧安達之前，胡圖、圖西等部族和睦相處，在社會分工中扮演著不同角色。”盧安達政治評論家讓-巴蒂斯特·加索米納裏説。
19世紀末，在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盧安達淪為德國殖民地。西方“文明人”不僅帶來了殘暴統治，也帶來了“種族科學”，徹底顛覆了胡圖人和圖西人數個世紀的和睦相處。
19世紀的英國探險者約翰·漢寧·斯佩克在其著作《尼羅河源頭的發現之旅》中鼓吹“優等種族徵服劣等種族”，這被當時急于為海外殖民擴張尋找依據的歐洲列強奉為圭臬。
按照這套理論，白人“優于”非洲黑人，而非洲人也要分出“優劣”。德國殖民者于是把長相更接近歐洲人的圖西人視為“優等種族”，將他們作為“代理人”，利用他們來統治盧安達。
一戰結束後，在盧安達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比利時從戰敗的德國手裏接管了盧安達。隨後，比利時科學家帶著秤、卷尺以及卡尺來到這裏，測量當地人的頭顱、面部和體形，以“科學”區分圖西人和胡圖人。他們由此獲得“重大發現”：圖西人鼻子長度的中位數比胡圖人多2.5毫米，寬度則少約5毫米。
以這些微小的差異為依據，比利時殖民當局自1933年起在盧安達人的身份證上強制標記“胡圖族”或“圖西族”的種族身份。據記載，當時胡圖人約佔盧安達總人口的85%，圖西人約佔14%。
事實上，殖民者強行劃分種族的做法並不科學。“你分不清我們，我們自己都分不清。”曾擔任盧安達國民議會副主席的勞倫特·恩孔戈利告訴美國作家菲利普·古雷維奇，被登記為圖西人的他就曾在胡圖人聚集區被當地居民認作“自己人”。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玩弄這套種族身份把戲，根本目的是想對殖民地人民分而治之。這給盧安達埋下了一顆極端危險的定時炸彈。
“捏造出來的差異”
烏幹達政治學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深刻揭示了殖民者的間接統治之術，指出這種策略不僅捏造了種族差異，而且進一步放大了這一差異。
起初，歐洲殖民者試圖通過“直接統治”來改造海外殖民地，但很快發現難以用同化方式控制擁有悠久社會傳統的一些殖民地，當地反抗活動此起彼伏，導致殖民統治成本很高。
為挽救英國在印度陷入危機的殖民統治，英國法學家亨利·梅因提出一套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根據當地人的種族、語言、文化和宗教等差異對其進行分化，拉攏、同化部分群體，扶植地方精英，實行間接統治，以此轉移當地人對殖民者的仇恨。
19世紀末，梅因的著作成為印度殖民當局官員的“必讀書籍”，其殖民策略在英國控制的馬來半島以及荷蘭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等地廣泛推行，並逐漸推廣到埃及、蘇丹和非洲其他國家。
4月8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一名女子在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展廳參觀。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隨著時間推移，“分而治之”已不再僅僅是簡單地分化當地人，而是對非洲進行“再定義”。西方將非洲人劃分為不同群體，編造他們的傳統文化，篡改他們的歷史。殖民者根據所謂“含米特假説”宣稱，膚色淺、相貌好看的外來移民含米特人對非洲原住民進行了“文明開化”。在盧安達，圖西人被界定為“文明開化的含米特人”，而胡圖人則被視為“原始野蠻的原住民”。
比利時殖民當局在盧安達延續了德國的“親圖西政策”，圖西人在軍政係統中佔據重要職位，胡圖人則受到壓制。胡圖酋長被替換為圖西人，胡圖學生在學校中的比例受到嚴格限制，胡圖畢業生也更難找到體面工作。
比利時殖民當局為修建公路、種植用于出口的咖啡等作物，在盧安達實行強迫勞役。據記載，當時一個盧安達男子一生中超過一半的時間都要被迫從事各種勞役，如果反抗就會遭到毒打和折磨。而徵召的主要對象就是胡圖人。
美國作家古雷維奇在《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盧安達大屠殺紀事》一書中寫道，比利時殖民者命令圖西人：“要麼你拿鞭子抽胡圖人，要麼我抽你。”在胡圖人眼中，圖西人變成另一群“殖民者”，仇恨的種子由此在心中生根發芽。
“在盧安達，殖民者不是‘加劇’了分裂，他們‘創造’了分裂。” 加索米納裏説，“殖民者很難掌控一個團結、統一和和平的國家。因此，他們分裂非洲國家，削弱我們的力量，奪走我們的礦産和黃金。”
“被殖民者反對殖民者的最後鬥爭，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間的鬥爭”
二戰過後，反殖民思潮席卷世界。在盧安達，無論是胡圖人還是圖西人，都不願再忍受殖民壓迫，開始對殖民者發起挑戰。
比利時殖民當局逐漸意識到形勢不妙，轉而支援力量逐漸壯大的胡圖人，擺出“調解”盧安達民族矛盾的姿態，將自己偽裝成“和平的守護者”，試圖以此挽救行將就木的殖民統治。
“被殖民者反對殖民者的最後鬥爭，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間的鬥爭。”法國作家、革命家弗朗茨·法農的論斷，反映出殖民者為竭力維係自身統治而轉移矛盾所帶來的惡果。
1959年，盧安達爆發“社會革命”，胡圖人把憤怒的矛頭指向圖西人。衝突隨之而來，數十萬圖西人被迫逃往鄰國尋求庇護，其中包括年僅2歲的保羅·卡加梅。
這是4月8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拍攝的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展出的遇難者照片。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對局勢失去掌控的比利時人放棄“中立”，徹底倒向胡圖人。在殖民當局暗中支援下，胡圖人在1960年地方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1962年，盧安達獨立，胡圖人格雷瓜爾·卡伊班達成為第一任總統。新政府在政治領域驅逐圖西人，禁止圖西人上高中和大學，並在就業上針對這個族群設置障礙。
“我以前沒有意識到我是圖西人，直到我開始在學校裏受到歧視，所有政策都偏向胡圖兒童。”51歲的圖西人、大屠殺幸存者傑奎琳·穆卡馬納説。由于歧視政策，她在小學六年級時被迫輟學。
數十萬分散在周邊國家的難民仍懷揣重回祖國的希望。1990年10月，由流亡烏幹達的圖西人組成的盧安達愛國陣線與盧安達政府軍發生衝突，他們要求返回故土並享有作為盧安達人的權利。
西方的幹預令局勢變得更加復雜。法國為與“盎格魯－撒克遜陣營”爭奪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向親法的盧安達胡圖人政權提供武器和訓練指導，支援其打擊與烏幹達等前英國殖民地有密切聯繫的圖西武裝。
1993年8月，胡圖人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擔任總統的盧安達政府與盧安達愛國陣線簽訂《阿魯沙和平協議》，旨在解決權力分享、難民回國等關鍵問題，以結束長達三年的內戰。
正當人們為和平的到來而松一口氣時，1994年4月6日，在基加利機場附近，一架飛機被擊中墜落。機上的哈比亞利馬納、布隆迪總統西普裏安·恩塔裏亞米拉等高官全部遇難。
這一事件就像一顆落在火藥庫裏的火星，徹底引爆了盧安達國內矛盾。
“砍掉高樹木”
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展出的一張殖民時期老照片上，一雙白人的手正在用卡尺測量當地人的鼻子長度。這把尺子造成的割裂，最終演化為一把把滴血的砍刀。
空難發生後，胡圖極端勢力迅速組建盧安達臨時政府，軍隊和胡圖民兵在基加利四處築起路障，嚴密檢查人們身份證上的種族資訊。
密謀已久的大屠殺開始了。臭名昭著的“千山自由廣播電臺”宣稱“圖西蟑螂”殺害了總統，煽動所有胡圖人去“砍掉高樹木”。胡圖民兵拿起棍棒砍刀，殘殺無辜的圖西人。
昔日的友鄰也變為仇敵，胡圖平民舉起武器砍向圖西鄰居，搶掠、燒毀他們的房屋。短短一周內，基加利有2萬人喪生。就連胡圖人中的溫和派、女總理阿加特·烏維林吉伊馬納也被胡圖民兵殺害。
這是4月4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拍攝的布滿彈孔的房屋。保護女總理阿加特·烏維林吉伊馬納的10名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官兵在此遇難。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屠殺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多年的混居使得村民十分清楚鄰居的種族身份，許多躲藏到田野、森林、沼澤和山丘中的圖西人也無法幸免。婦女當著自己家人的面遭到毆打、強姦、虐待，最後被殺害。孩子們眼睜睜看著父母被虐殺，然後就輪到他們自己。
“我失去了65名家庭成員。最後，我們設法找到並埋葬了其中21人。”當時，圖西人傑奎琳在附近擠牛奶逃過一劫，回到家後看到的是親人橫死的慘狀。
她和一些幸存者逃到附近的尼亞瑪塔教堂尋求庇護，那裏擠滿了恐懼、絕望的平民。“我們以為不會有人在教堂殺人，但很快民兵來了，他們用手榴彈和槍摧毀了教堂。”
尼亞瑪塔教堂位于東方省布蓋塞拉地區，紅色磚墻上的彈孔和豁口如今仍然清晰可見。教堂旁的遇難者遺物展廳裏還放著小學生的作業本和文具，但它們的主人再也回不到課堂。
教堂後面的“萬人坑”旁，豎立著遇難者名單墻。據講解員介紹，有6000余個名字記錄在墻上，“更多的遇難者至今查不到身份，很可能他們的家人也不在了”。
在持續百日的大屠殺中，盧安達全境血流成河，屍骸被隨意丟棄在房屋中、田野裏、馬路上。橋梁、道路、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也遭到破壞，暴力和絕望籠罩著整個國家。
“當人們在納粹大屠殺之後説‘不會再讓其發生’時，是否只是針對一些人，而不是針對所有人？”
“國際社會辜負了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出于蔑視還是懦弱。”2024年4月7日，卡加梅在大屠殺30周年紀念活動上回顧那個至暗時刻。
盧安達地方政府當局協會秘書長拉迪斯拉斯·恩根達希馬納告訴新華社記者：“當我們談起所謂的國際社會時，更多是指西方世界。”
二戰後，聯合國于1948年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決心不再讓種族屠殺的悲劇重演。然而，當盧安達發生大屠殺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選擇了沉默，任由暴力蔓延。當時，美國政府高官拒絕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來定義此事，目的就是逃避履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規定的救援義務。真正的原因，其實是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一次講話中所説的：“我們最終是否干涉世界上任何一個種族衝突，必須取決于美國利益的份量。”
4月8日，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人們在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參觀遇難者名單墻。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大屠殺十周年時，在這場慘劇發生時擔任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指揮官的加拿大人羅密歐·達萊爾回到盧安達。他對當年西方的袖手旁觀給出了這樣的分析：“當時，它們關心的是南斯拉夫，是與歐洲安全保障緊密相關的復雜問題，而在盧安達發生的只是部族紛爭。而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會，盧安達是黑人國家，在戰略上也不具有重要意義，甚至被認為是‘人口過剩國家’。”
1994年7月，時任盧安達愛國陣線領導人卡加梅率軍攻入基加利，很快便控制全國，終結了這場百日慘劇。此後，約200萬胡圖人因擔心遭到報復而逃往鄰國成為難民，難民營人滿為患、臟亂不堪，數以萬計的盧安達人死于疾病和饑餓。
在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展廳墻上，刻著一位幸存者的控訴：“當人們在納粹大屠殺之後説‘不會再讓其發生’時，是否只是針對一些人，而不是針對所有人？”
30年過去了，雖然盧安達已走出陰影，但在歐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過去140年、粉碎殖民主義的非洲獨立運動過去60多年的今天，一些非洲國家仍飽受種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殖民遺毒之苦，深陷衝突戰亂之中。
政治學家馬姆達尼認為，這些內部分裂的種子源自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殖民統治時代就已生根發芽。即便在這些國家獨立之後，依然受到外部勢力影響，導致國內矛盾難以化解。
“我已經原諒他了”
大屠殺過後，卡加梅接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四分五裂的國家，基礎設施被毀，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如何重建家園，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首要難題。
1994年7月，盧安達愛國陣線宣布組建民族團結政府，高層官員既有胡圖人，也有圖西人。新政府修改憲法，取消身份證登記的種族類別。這裏再也沒有胡圖人和圖西人，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盧安達人。
大屠殺對盧安達司法體係造成了嚴重破壞。據聯合國統計，1995年11月，盧安達僅有284名能夠審判案件的法官——這個數字在大屠殺前是800名，而盧安達有10多萬人被控參與種族滅絕。如果完全依賴力量薄弱的司法係統，大量嫌疑人永遠等不到接受審判的那天。
因此，盧安達政府在推動聯合國成立相關特別法庭“嚴懲首惡”之外，設立“加卡卡”民間法庭，將大屠殺的受害者和行兇者送到這種草地上的“社區法庭”，讓盧安達人了解大屠殺的真相，見證行兇者的認罪和懺悔，鼓勵受害者寬恕和諒解，從而彌合族群之間的裂痕。
傑奎琳也參加了“加卡卡”法庭的審判。“肇事者告訴我真相，他們道歉、請求原諒，説他們被種族滅絕政權誤導了，告知我傾倒我親人遺體的地方。我設法找到了親人們的遺體，並體面安葬了他們。”
自2002年起，盧安達全國設立了超過1.2萬個“加卡卡”法庭，審理了190多萬起案件。通過還原真相，盧安達人邁出推動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
“和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傑奎琳説，“我已經原諒他們了。”
如今，傑奎琳住在布格塞拉地區的姆比約團結和解村，這是盧安達政府為貧困的幸存者、大屠殺肇事者以及其他民眾安排的，在幫助他們恢復生活的同時，通過交流促進和解、重建信任。
4月7日，在盧安達東方省布格塞拉地區的姆比約團結和解村，幸存者傑奎琳與兒子在家中看電視。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在大屠殺中失去親人和財産的傑奎琳選擇來到這裏，在社區幫助下開啟了新生活，與丈夫育有4個孩子。“我現在生活在一個安全可靠的國家。我有家、有孩子、有飯吃，還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從大屠殺的灰燼中重生”
憑借穩定的政局、良好的治安和高效廉潔的政府，盧安達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成績十分亮眼。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至2019年的十年間，盧安達經濟年均增長7.2%，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4.5%。2008年，基加利成為首個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非洲城市。
盧安達政府深知，貧困是導致族群衝突、社會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消除貧困、實現公平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穩定，促成真正的民族和解。卡加梅曾説：“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來自哪裏，但必須更加關注我們的未來。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繁榮的國家，讓每個公民都能過上正常生活。”
盧安達從當地的互助傳統中尋找靈感，推出一整套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本土解決方案”。以“祝福你有頭牛”項目為例，政府向貧困戶發放奶牛，每頭奶牛産下的第一頭小牛犢會被送給下一戶人家。這不僅幫助了貧困戶，也增進了鄰里之間的感情。
除了奶牛，傑奎琳如今還養了2只小豬，種植玉米、紅薯等作物。她還與村裏十幾位婦女一起創建了名為“激進前行”的合作社，編織販賣一些精美的小裝飾品以補貼家用。
“‘激進前行’的意思是讓我們向前邁進。”傑奎琳坐在簡單整潔的客廳裏，對現在的平靜生活表示滿意。“我們的村莊從大屠殺的灰燼中重生了。”
“大屠殺之後，國家被徹底摧毀，盧安達政府和人民必須做出選擇。” 加索米納裏説，“他們選擇了和解，努力重建國家並恢復盧安達的形象，建設並發展全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機構，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結果：一個雖然面臨許多挑戰卻富有活力的國家，它的進步有目共睹。”
4月7日，在盧安達東方省布格塞拉地區的姆比約團結和解村，幸存者傑奎琳與村裏的婦女展示合作社編織的小裝飾品。新華社記者董江輝攝
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盧安達以加強南南合作作為對外交往重要方向。由政府資助的機構“盧安達合作倡議”2018年成立，旨在向全球合作夥伴展示盧安達轉型歷程的創新舉措，加強發展中國家間探索發展之道的交流合作。
卡加梅曾多次到訪中國，表示希望借鑒中國經驗，探索符合盧安達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2018年，盧安達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據統計，中國企業修建的公路佔盧安達國家公路總裏程70%以上，這些公路成為支撐盧安達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動脈，讓盧安達從“陸鎖國”變為“陸聯國”，給盧安達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2023年9月，紀念聯合國南南合作日活動在基加利舉行。盧安達外交與國際合作部負責東非共同體事務的國務部長梅納西·恩舒蒂呼吁：“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思考南南合作所蘊含的巨大潛力。它不僅限于交流思想或簽署協議，而是要建立持久的團結紐帶，從而提升我們的國家，改變我們的未來。”
【專家觀點】盧安達地方政府機構協會秘書長恩根達希馬納
在殖民者到來前，盧安達是一個有著自身嚴密的行政管理結構、統一的軍隊以及講同一種語言的民族國家。
胡圖人和圖西人原本只是不同的社會身份，但殖民者將其用作一種政治工具。殖民當局將長期共同生活的胡圖人和圖西人定義為不同種族，圖西人被刻意定義為“外來移民”和“統治階級”，這為後來的部族衝突埋下了禍根。
“分而治之”策略是殖民者在盧安達統治的基石，意味著對非洲國家傳統體制的摧毀。西方殖民者以擁有牛的數量、體貌特徵差異等為標準對盧安達人民進行分化，在盧安達等殖民地強制推行西方制度和信仰，把殖民地人民從其自身傳統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剝離。
殖民統治帶來的分裂主義給非洲國家帶來惡劣影響。我們被迫摒棄自己的價值觀、語言和身份，接受一種外來的身份認同。這種殖民遺毒在尼日利亞、喀麥隆、索馬利、蘇丹等非洲國家引發了衝突和戰爭。
作為非洲人，我們有責任重新審視我們的身份認同，重建非洲的治理體係，用我們自己的治理方式建設一個團結、繁榮、發展的非洲，實現真正的獨立。
盧安達通過汲取傳統價值觀的力量，幫助人民成功重建了國家。例如，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的義工日，鼓勵盧安達人共同參與社區工作，目的是將大家聚在一起，加強交流、相互支援。盧安達今天的成功正是建立在這種團結願景之上。
一些西方大國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同時，也會幹預這些國家的政治，支援其國內的反對派，試圖以此維持西方在非洲等地的影響力。我們也總是被要求在西方國家關注的一些問題上“選邊站隊”。
非洲人應該管好自己的事情。在非洲，南南合作將讓我們共同面對挑戰，尋找自己的解決方案，分享共同的機遇。在此背景下，盧安達成立了“盧安達合作倡議”，不僅講述我們成功的故事，也是分享我們的歷史和面臨的挑戰，並通過與其他國家交流找到解決發展問題的方法。
中國與非洲和盧安達的合作方式值得稱頌。中非合作論壇並非新的殖民工具，而是一種平等合作的平臺。中國的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鑒，它旨在幫助國家擺脫貧窮落後，邁向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是預防衝突的關鍵，而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