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框眼鏡，學者派頭，“現實政治”信徒，地緣戰略大師。100歲零兩個月高齡時，仍訪問北京，穿梭太平洋兩岸。
亨利·基辛格2023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百歲零6個月。
他是政治家，外交家，也是戰略思想家，還是世界歷史與國際政治領域學術大家。歷史曾賦予他獨一無二的機會在20世紀美國外交和國際舞&上合縱連橫，將他的戰略構想付諸實踐。
一
2016年12月，特朗普以“黑天鵝”姿態，贏得美國大選一個月之後，筆者因緣際會曾經在一個活動上見過基辛格一面。許多人都涌上前，環繞他，注視他，竊竊私語，掏出手機對準他拍照，像在圍觀一隻吉祥的大熊貓。還有些人站到他身後，輪番讓別人幫忙拍合影。
基辛格坐在沙發上，手邊擱着拐杖，顧自沉思。對“圍觀”和“被合影”，他沒有流露出反感和不悅，甚至沒有抬眼望望這些近在咫尺卻透過手機屏“觀賞”他並合影的人們，好像早就習以為常，安之若素。
現場聽基辛格講話，年逾九旬的老人思維如此清晰，語言表達寧肯含糊，也要堅持某種特有的平衡方式，不由聯想到算命先生，言語中總會“留白”——留下足夠空間，讓聽者可以朝多個方向去理解，尤其是自己希望的方向。
當時，基辛格説，每逢美國新總統上&，中美關係都有出現“革命”的可能，但中美合作給兩國和世界帶來的“集體利益”，使得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並不大。如果發生合作與對抗成為“現實選項”的情況，“我樂觀地認為，合作之道會佔上風”。
此前，中美學術界已經不斷就兩國關係是否處於“臨界點”，是否發生螺旋式下滑，兩國戰略互信與戰略互疑、合作與對抗、積極面與消極面等動態關係的消長展開多次辯論。基辛格也提及這些辯論。總體來看，他的建議大致包含了三層意思。
——時代在變化，如今，“我們不得不航行在一個錯綜複雜的階段”。
——在錯綜複雜的階段，需要充分理解兩國各自的內部需求。
——要記住，如果中美衝突，整個世界就會分裂，因為每個國家都將不得不選邊站隊。而如果中美合作，兩國的共同利益就有望得到彰顯，兩國就有機會應對一些兩國和世界共同面對的挑戰。
他還提到，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換了8位總統，每位總統對美中關係的處理方式都非常相似，説明美國對華政策是跨黨派政策。如今，時間再次驗證了他的觀察。
基辛格説，美國新當選領導人應當問自己兩個問題：我想要取得什麼成就？我要為此採取什麼措施？
在他看來，要踐行有效果的國際秩序，應當讓所有參與方至少能夠不同程度地感到滿意。
二
在中國，基辛格的名氣很可能比在美國更大，也更正面。這位“中美關係的開拓者和見證者”，是唯一與新中國所有最高領導人都有交往的美國人，是中國人民最著名的“老朋友”之一。
基辛格最偉大成就，公認是作為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幫助中國“加入了國際游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説：“幾乎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亨利，美國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國的關係會是什麼樣子。”
從1971年首次秘密訪華算起，基辛格訪華逾百次。就在今年７月，100歲零兩個月的他訪問了北京；去世一個月前，他還在紐約舉行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上發表講話。
風風雨雨幾十年。中美關係有許多急流險灘，繞不開，不等於就要硬剛。
2021年適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時年98歲的基辛格在休斯敦世乒賽期間發表視頻致辭，特地指出當年乒乓外交，從美國視角，既是自下而上的草根個人行為——一名美國乒乓球隊員致信周恩來總理，請求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中國；又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意願——當時的白宮，正在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歡迎任何流露出拉近乃至改善兩國關係願望的舉動”。上下呼應，雙向奔赴。其結果是，乒乓外交由此拉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
基辛格當時説，我很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乒乓球，知道像這樣看似邊緣性的事件，可以對增進國際理解和兩個偉大國家之間的和平，作出多麼大的貢獻。
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對中國等大國唯一合理的做法是採取“現實政治”態度，即不尋求以理想主義的方式解決世界問題，而是通過謹慎應對不斷變化着的全球平衡，對問題進行“管理”。
在為未來50年尋找中美正確相處之道過程中，可能更加需要這樣從邊緣、從草根出發、致力於達成平衡管控的雙向奔赴。
三
基辛格去世消息一傳出，美國報刊立即發表各自早已準備好的長篇訃告，世界各地的評價也在涌現。美國人對他的評價，爭議兩極，有着鮮明的左右兩翼立場，也體現了美國人對冷戰歷史的認知與側重點。
而從世界角度，你會發現，這是一名高度複雜的歷史人物，一個中東人、拉美人、歐洲人，乃至中國人、俄羅斯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巴基斯坦人……對他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可能都有充分的理由。
無疑，基辛格是20世紀美國最著名、最有權勢、也最具爭議的外交家之一。美刊評論他“塑造美國的冷戰歷史”；“改變了幾乎所有他接觸過的全球關係”。他為從肯尼迪到拜登12位美國總統提供過政策建議（雖然他始終是共和黨人，據説與奧巴馬互不待見），這個數量約是美國歷屆總統總數的四分之一。
在尼克松和福特總統任內，他罕見地曾經同時出任美國第56任國務卿（1973-1977) 與白宮第八任國家安全顧問（1969-1975），一度是美國史上權力最大的外交官。任內外交成績包括：
——大力推行緩和政策，與蘇聯談判，推動兩國達成首個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與北越（當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談判，達成結束越戰的《巴黎和平協定》，因此與越共領導人黎德壽同獲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黎德壽拒絕領獎，越戰兩年後方告結束；
——秘密訪華，拉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
——通過“穿梭外交”，結束1973年阿以衝突。有美媒評價説“這使莫斯科失去了中東主要大國的地位，但未能促成該地區更廣泛的和平”。
……
離任後，基辛格於1982年在紐約市創立地緣政治諮詢公司，憑藉廣泛人脈和洞察智慧，繼續發揮其政治影響力。“9·11 事件”後，時任總統小布什請他主持調查，但因不願透露諮詢他的客戶名單而辭職。
有不少人給基辛格寫過傳記，其中一位作者、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認為，基辛格的真正貢獻是作為戰略家和談判家，“將大戰略與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以及解讀外國同行的能力結合起來”。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學者查爾斯·庫普坎尤為看重基辛格的戰略思考方式，説：“談到美國的治國之道，我常常認為存在政策太多、戰略不夠的問題。基辛格是扭轉這一局面的人。”
與此同時，不乏報刊形容他是“戰爭販子”“戰犯”“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左翼人士抨擊他在外交決策中忽視道德考量和較小國家的利益。
克裏斯托弗·希欽斯在2001年出版的《審判亨利·基辛格》一書中，指責基辛格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柬埔寨、智利、阿根廷、塞浦路斯、東帝汶等地發生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負有責任。據美媒報道，他支持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入侵安哥拉，與中央情報局合作推翻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授權竊聽記者和他自己的工作人員……智利駐美國大使胡安·加夫列爾·巴爾德斯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基辛格的“歷史光輝永遠無法掩蓋他深刻的道德敗壞”。
四
現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定期向基辛格諮詢。基辛格百歲生日時，他和美國中情局局長都親自參加慶典賀壽。布林肯在悼詞裏寫道：“很少有人比亨利·基辛格更擅長歷史學，而在塑造歷史方面做得更多的人就更少了。”
對迷茫於學歷史有什麼用的大學生來説，基辛格的洞察力和塑造歷史的能力，可能是最能體現“歷史的力量”的例子。事實上，基辛格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就是《歷史的意義》，寫了將近400頁，迄今保持着哈佛文科生本科論文長度紀錄。
基辛格國際政治實踐與理念的突出特點，一是“務實”，二是注重均勢。這兩點都與他深厚的歷史學養息息相關。他一生師法歐洲古典政治中的德國名相俾斯麥和奧地利權臣梅特涅，“不受意識形態限制，利用每一種可用選擇的能力”。
據説，他本人經常引用歌德的一句格言：如果讓他選擇秩序或正義，他會像小説家和詩人一樣選擇秩序。面對批評，基辛格還曾反唇相譏：“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既不會實現完美，也不會實現安全。”
1950年，在哈佛讀大四的基辛格寫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每個人都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圖景。”上世紀60年代初，他又寫道：“現實主義者有兩種，一種是操縱事實的人，另一種是創造事實的人。西方最需要的就是人們能夠創造自己的現實。”
首創”軟實力“概念的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是基辛格在哈佛時教過的學生。奈評價説，基辛格懂得“秩序取決於權力平衡，同時也取決於合法性。他的政治並不是魯莽的現實政治。這是一種複雜的現實政治”。
尼爾·弗格森則總結説，基辛格至少為外交政策提供了四個關鍵見解：歷史是理解對手和盟友的關鍵；人們必須面對假定問題及其不對稱的回報；許多外交政策決策都是兩惡之間的選擇；領導人應該警惕道德空洞的現實主義的危險。
而在基辛格看來，真正道德的堅實基礎是面對令人不快和棘手的事實，其中之一就是國際體系中永久的無常性。他還認為，治國之道的真正目標應該是建立或維護秩序，而不是尋求改進。也即讓事情保持穩定，而不是讓事情變得更好。
布林肯在悼詞裏寫道：基辛格觀察到，所有外交官面臨的永恒挑戰是: 在時間緊迫、信息不全而後果未知之際做出至關重要的決定，並且與歷史學家不同，“國務活動家只許猜一次，其錯誤不可逆轉”。
基辛格任美國國務卿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都是半個世紀之前的“往事”。但與多數美國離任國務卿不同，他對美國外交和國際事務，始終保持着一定的影響力。在筆者看來，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開設諮詢公司繼續利用自己的人脈”穿針引線“，也不僅僅是中國在中美關係破冰後數十年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給他帶來的影響力“回報”，更堅實的支撐在於他到生命最後時日，仍從未停止過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思考，不斷著書立説，向世界貢獻他的智慧。他的《論中國》《大外交》在未來很多年裏，仍然應是外交官們的必讀書目。
即便年過九旬，基辛格仍在追求新知。2021年，他與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裏克·施密特和計算機科學家丹尼爾·哈滕洛赫爾合作出版《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 深入探討人工智能問題，擔心人類決策過度依賴不受道德和哲學羈絆的算法和數據，將給人類帶來危險。美媒報道説，去世前，他在撰寫第二本關於人工智能的著作。
10月13日，即他去世一個半月前，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發表了他與艾利森合寫的《人工智能軍控之路》長文，文中，基辛格呼籲從國家層面開始，着手建立“全球人工智能秩序……以防止人工智能最危險和潛在的災難性後果”，並同時強調，中美應當就此展開闔作。
拋開世人對他一生功過的爭議，筆者認同《經濟學人》對基辛格的這一看法：“他的首要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一場世界大戰。”
基辛格是德國猶太難民，15歲逃離家鄉赴美，家族至少有13名成員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二戰後期，基辛格所在的美軍部隊被派往德國，他親眼目睹集中營裏猶太同胞悲慘情狀。
在很多研究者眼裏，這是他一生思考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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