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7月8日電 專訪：日本應以史為鑒防止再走戰爭老路——訪日本歷史學家石田隆至
新華社記者郭丹
“日本雖然有被稱為放棄軍隊和戰爭的憲法第9條，但這也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戰爭、期待和平，與自身認識到不再重復戰爭期間犯下的錯誤相差甚遠。”日本歷史學家石田隆至日前在東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一邊回顧歷史，一邊表達對當下日本重走戰爭老路的擔憂。
石田隆至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史、日軍侵華史研究，現任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副研究員。他與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張宏波合作在日本新近出版了一本講述新中國對日本戰犯審判與戰犯歸國後的和平實踐一書，引起中日兩國史學界關注。兩位作者通過對數十名侵華日軍戰犯的深入採訪以及對大量一手檔案資料的研究，還原了新中國對日本戰犯審判的歷史。
該書認為，新中國對日本戰犯審判的歷程不僅定性了日本對戰爭應負的國家責任和戰犯的侵華罪行，更反映了新中國為實現和平所做的努力與探索，以及為開創嶄新的對日關係所貢獻的勇氣與智慧。
2015年9月16日，《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一輯）新書出版發布會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該書共選收800多名日本侵華戰犯的筆供，以影印方式無刪節地呈現，絕大部分為首次公布。新華社發（耿志東攝）
石田隆至説，去年年底日本通過了新版“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最大戰略性挑戰”。日本政府違背事實煽動周邊國家威脅、大幅增加防衛費、強化防衛力量等做法讓許多日本民眾深感不安。他們的新書通過引述戰犯的真實證言，能讓更多日本民眾重新正視日本在二戰時期犯下的罪行，並了解新中國延續至今的和平外交理念。
石田隆至介紹説，從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州島，他和張宏波共採訪了40名戰犯及40多名家屬，他們還多次前往中國，採訪了20多位參與戰犯審判的中國司法機構人員及戰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歸國戰犯與日本國內其他戰爭親歷者對日本侵略戰爭的認識有明顯不同。
“參加過侵略戰爭的普通日本軍人，並不認為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是戰爭犯罪，而會把原因歸結到國家命令。即使他們回憶戰爭中的苦難，也絕不會提及自己的罪惡。”石田隆至説，“而經過新中國審判的日本戰犯能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日本對中國發動的戰爭就是侵略戰爭，是戰爭犯罪。這批人認為，只有將這段戰爭加害的歷史講述給更多人，才能承擔曾經的加害責任，是深化反省、‘贖罪’的唯一有效方式。”
石田隆至舉例説，曾經在中國對戰俘和平民進行過活體解剖的戰犯湯淺謙就是戰後在日本現身説法的代表。在經歷了新中國對日本戰犯審判後，湯淺謙深刻反省和懺悔。他回到日本後，面向社會講述其加害經歷超過600次，是加害證言活動的標誌性人物。
2015年8月12日，國家檔案局在其官網發布了《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第二集：湯淺謙。圖為湯淺謙的筆供節選。新華社發
石田隆至説，湯淺謙在演講中重點反思自己在太原戰犯管理所時曾經“忘記了”做過活體解剖，直到戰犯管理所要求其對罪行進行供述，他才想起那段殘忍的經歷。湯淺謙反復把“忘記了”的經歷講述給不了解戰爭的民眾聽，告訴他們“忘記”意味着根本意識不到應承擔的加害責任。這種戰犯親身講述犯罪經歷的活動，讓許多未經歷過戰爭的日本下一代開始深入思考戰爭究竟是什麼，思考日本社會該如何面對受害者和受害國等問題。
石田隆至&&，這些歸國戰犯在日本開展的和平實踐活動，影響了不少戰後出生的日本民眾。在日本山陰地區，有一個在戰犯難波靖直倡議下、由年輕人組成的反戰和平運動團體——牽牛花會。這些年輕人花了約10年時間整理出版了戰犯們在管理所時期的集體回憶錄，成為傳播真實歷史、傳播和平的繼承人。
“這些戰犯回到日本後開展的反戰和平活動與不承認戰爭加害歷史、不想提戰爭歷史的日本人形成鮮明對比，也成為審視戰後日本社會如何面對那場戰爭、如何逐漸背離和平原則的一面鏡子。”石田隆至&&，無論日本政府層面還是市民層面不僅極少有人“承認侵略”，還將認罪歸國戰犯視為被“洗腦”的異類，不斷排斥和打壓他們。
石田隆至&&，日本戰後不但不肯誠實地向曾經侵略過的中國道歉，反而與美國一道封鎖、圍堵新中國，這足以表明日本在對華侵略問題上的認識和態度。如果日本不正視過去的加害歷史，而僅追求憲法提及的空洞的和平理念，最終將會拋棄和平憲法，重蹈戰爭覆轍。
石田隆至説：“在21世紀更加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重溫新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歷史，是我們對日本政府停止走上戰爭道路的和平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