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門印發的《“人工智能+製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提出，推動建立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持續推進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國家標準貫標，夯實企業數據治理基礎。
這並非首份提及首席數據官（英文簡稱為CDO）的重磅文件。近年來，《加快數智供應鏈發展專項行動計劃》等多份文件鼓勵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將這一群體逐漸推到聚光燈下。作為數字時代的“新C位”，首席數據官是數字資産的“掌舵人”，肩負着管理和運用企業數據資産、充分挖掘數據價值、驅動業務創新和業務轉型變革的關鍵使命。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超過160個城市建立了政府首席數據官制度。”長期研究數據治理的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韓嘯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近年來，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對首席數據官的重視程度正在快速提升，呈現出從試點探索到全面推廣的發展態勢。
首席數據官是個什麼“官”？他們面臨着哪些挑戰？未來發展前景如何？記者採訪了多位專家。
激活“沉睡”的數字富礦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列為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並列的生産要素。
數據的戰略價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點“數”成金的首席數據官也隨之走入人們的視野。
普通人眼中平淡無奇的數據，在首席數據官看來，卻是“沉睡”的數字富礦。
數族科技（南京）公司首席數據官楊平説，一張普通的購物發票，也能挖出新的價值。“企業購物發票信息顯示了‘誰和誰’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買賣’，積累起來就形成了企業經營狀況的‘數字足跡’。”楊平告訴記者，通過分析企業購物發票蘊含的海量數據，不僅可以了解企業發展態勢，還能研判相關行業情況。
通過分析大量發票數據，數族科技在江蘇省數據交易所上架兩大類36款數據産品。其中一類為數據應用類産品，可以為相關企業精準畫像，提供企業經營情況的動態評價、風險預警等服務。
“就像‘體檢單’，企業健康與否一目了然。”楊平介紹，以前銀行貸前調查要派專人到企業走訪查證，通常要5至10天；如今通過數據産品，只需5至10分鐘即可了解企業情況，為銀行高效、動態評價企業提供了有力支撐。
“首席數據官是數字時代的産物，是順應數字政府、數據要素市場等誕生的一個關鍵角色。”國際數據管理協會（DAMA）大中華區主席汪廣盛告訴記者，其核心職能可概括為三項——管好數據、做好轉型、建好團隊，具體包括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數據治理與質量管理、數據開發利用與價值實現、數據安全與人工智能的合規管理等。
汪廣盛&&，一名稱職的首席數據官，不僅能通過整體管理和開發利用，將數據變成“金山銀山”，還能規劃數字戰略，讓其所在機構走在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前列。
全球範圍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率先探索首席數據官制度。
2002年，美國第一資本公司最先設立了首席數據官一職，隨後該職位設置在金融、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等對數據依賴性較強的企業中推廣。200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設立了第一個政府首席數據官，各地政府部門也紛紛效仿。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紛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設置了首席數據官職位。
“我國首席數據官制度的興起，與國家大數據戰略和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密切相關。”韓嘯説，設立首席數據官既是順應數字時代發展的制度創新，也是響應“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舉措。
2018年，原銀保監會&&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指引》首次在國家層面文件中使用“設立首席數據官”的明確表述。2025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發布的《關於完善數據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化價值化的實施方案》提到，鼓勵企事業單位設立首席數據官，加強數據治理和數據開發利用。2025年3月，商務部等八部門印發的《加快數智供應鏈發展專項行動計劃》也明確提出，鼓勵建立首席供應鏈官、首席數據官制度。
“設立首席數據官制度，成為撬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支點。”韓嘯説，2023年起，我國首席數據官制度建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我國企事業單位、各地政府紛紛開設首席數據官職位，首席數據官制度“多點開花”。
“新官”上任面臨多重挑戰
首席數據官的履職之路，並沒有想象中的簡單。
普華永道發布的《2023中國首席數據官調研》顯示，中國首席數據官或類似管理崗的滲透率僅為1.3%，遠低於全球27%的水平；超過1/4受訪者&&所屬企業的數據工作推進不暢，面臨運作機制不到位、部門間責權分工不明、整體數據戰略和目標不明確等挑戰。
“由於職能定位與權責不明晰，‘C位’作用並未有效發揮。”據崑崙之數（成都）科技有限公司CEO黃萬忠觀察，首席數據官雖然是“C”打頭的職位，絕大部分卻並不在企業高管之列。很多首席數據官職務在組織體系中設在傳統的首席信息官（CIO）或首席技術官（CTO）之下。這導致他們一方面難以對組織資源進行協調和調動，另一方面工作責任不夠清晰明確。
恩核數據創始人鄭保衛也持有相同看法。他&&，“歸屬CIO或CTO管理的首席數據官處境比較尷尬，受級別和地位所限，部門間溝通成本高，工作有時會遇到不少阻力。”
當前，不少首席數據官難以掌管成體系的數字人才團隊，其本身也是兼職身份。
作為數據領域的一名“老兵”，黃萬忠在大數據技術火熱起步的年代，先後擔任過幾家公司的首席數據官。他在神州數碼公司擔任首席數據官時，團隊達2000多人。黃萬忠説，大部分首席數據官沒那麼“幸運”，並沒有掌握一個成體系的數據管理團隊，難以發揮理想價值。
研究顯示，當前我國政府首席數據官群體兼職現象普遍，這一群體的畫像以男性為主，平均年齡集中在56—60歲區間。“在兼職為主的情況下，管理者頻繁更迭，不利於數據管理工作的持續推進，可能會誘發短期主義、面子工程、數據管理碎片化問題。”韓嘯説。
在制度方面，首席數據官還面臨着資格認證渠道少的窘境。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市場上對首席數據官的認證仍以民間組織機構進行的“社會性認證”為主，例如相關協會、聯盟組織的培訓認定。
前不久，鄭保衛取得了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證的首批正高級大數據工程師職稱。他告訴記者：“這是北京市首次對大數據人才進行高級職稱資格認定。目前還沒有國家層面的‘首席數據官’資格認定渠道，各地正在摸索嘗試大數據專業的人才認定。”
楊平對“官方認證”翹首以盼：“隨着數字經濟的發展，從事數據管理的人才將越來越多，希望政府部門或高校組織針對首席數據官崗位的培訓和認證，規範職業評級。”
隨着數據要素市場化價值化持續推進、數字化改革進入深水區，首席數據官的人才需求還在不斷上漲。《中國數字經濟人才發展報告（2025）》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國數字經濟人才總量已達3286萬人，然而人才需求規模約6500萬人，缺口高達3200萬人以上。
具備技術和管理複合能力的首席數據官更是“一將難求”。鄭保衛預測：“國內首席數據官人數可能不到1萬人，市場需求至少有幾十萬。”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滲透率大約為17%，這意味着還有83%的數字化業務市場空間。作為朝陽産業，未來2至3年後，數據産業將迎來大規模發展期，成為時代新的“風口”。讓數據資産轉化為經濟價值，急需更多具備先進數字化思維和綜合數據治理能力的首席數據官人才。
讓更多人才在“C位”聚力
今年1月初，全國首單“具身智能數據集”在江蘇省數據交易所上架並完成交易。
開年首單花落江蘇，並非偶然。“江蘇省將首席數據官制度作為推進數據要素治理和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南京大學數據管理創新研究中心教授夏義堃説，《江蘇省貫徹落實〈政務數據共享條例〉工作手冊》對各部門首席數據官的職責分工予以界定。目前，南京、蘇州、無錫多地已建立了覆蓋政府各業務條線的首席數據官隊伍體系。其中，蘇州市已建立起涵蓋市、區縣、街鎮三級的首席數據官網絡，首席數據官擁有信息化項目的“一票否決權”。
“有‘職’有‘權’，才能讓首席數據官發揮更大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大顯身手。”夏義堃説，江蘇省&&具體文件並推動形成體系化人才隊伍的做法，為其他地方推廣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提供了借鑒經驗。
除了完善人才隊伍體系，還要明確首席數據官的職能和權責。“建議國家層面&&指導意見，明確在大型國有企業、關鍵行業及地方政府中設立首席數據官的必要性和基本職責範圍。”黃萬忠説，這樣有助於構建鼓勵創新與保障安全並重的制度環境。
資料顯示，美國、英國等國家通過法律明確規定了政府首席數據官的職責任務。比如美國通過《基於循證決策的基礎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首席數據官的資格權限、職責範圍、核心能力和組織體系等。同時，美國國會通過法律明確規定聯邦政府的首席數據官應在數據收集、保護、利用等各個領域接受培訓，並將數據人才和技能的培訓列為國家行動計劃。
目前，我國尚無法律法規明確首席數據官職能。夏義堃建議，可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經驗，明確首席數據官的職能定位與權責配置，以法治理念健全數據制度體系。
韓嘯將首席數據官的能力比喻為“三面鏡子”：“望遠鏡”用來展望戰略，“放大鏡”用來聚焦價值，“顯微鏡”用於發現問題。他指出：“目前，首席數據官更偏重技術、業務領域，在戰略思維和知識結構方面仍有待加強。”
為此，韓嘯建議，構建多層次、複合型的人才培養體系，讓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雙軌並行，鼓勵部分高校在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開設“數據治理”方向課程，建立“政産學研用”聯合培養基地，讓學員在真實的數據環境中歷練。
針對學歷教育供給不足、認證教育尚未形成規模導致的人才缺口，鄭保衛建議，國家盡快&&相關指導意見規範職業認證和培訓，支持行業協會建立統一、規範的人才評價標準，讓更多人才在“C位”聚力，乘“數”而飛，助力千行百業煥新升級。（記者 孫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