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製造是決勝未來的關鍵賽道，須以全産業鏈的視角，在核心技術突破、産業生態培育、市場環境營造上持續發力

　　我國生物製造産業總規模已接近1萬億元

　　據易凱資本預測，到2030年，我國生物製造市場規模將增長至1.8萬億元，佔全球市場規模近25%，將成為全球生物製造中心之一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李松

　　大豆經生物酶轉化，成為保健品市場的新寵；玉米變身燃料乙醇，助力減少航空業碳排放；利用基因工程菌株生産的胰島素，成為治療糖尿病的有效手段……在我國，生物製造正成為産業創新發展的新賽道。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培育壯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在前瞻布局未來産業方面，將推動生物製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生物製造是決勝未來的關鍵賽道，須以全産業鏈的視角，在核心技術突破、産業生態培育、市場環境營造上持續發力，在這場波瀾壯闊的産業變革中搶佔先機。”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張林山&&。

　　專家認為，“十五五”期間，我國在國家戰略引領、技術突破賦能、市場需求拉動等多重因素驅動下，生物製造這個萬億級賽道，將迎來全面提速的黃金發展期。

　　生物製造進入加速發展期

　　“我國的生物製造産業總規模已接近1萬億元。”工業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工業司司長何亞琼在2025中國生物製造科技創新論壇上説。

　　生物製造是一種新興的生産技術，通過生物過程來合成或加工産品，與傳統的化學或物理製造方法相比，具有綠色、高效、可再生等特點。北京化工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曹輝&&，傳統製造以“切削、組裝、合成”為核心，而生物製造則是“利用生命體的代謝網絡進行合成與組裝”。

　　“未來3至5年，生物製造行業將進入一個由技術和政策雙輪驅動的加速發展期，它不僅會重塑許多傳統行業的生産方式，更將重塑很多生産生活方式。”曹輝&&，據預測，到2050年，全球生物製造有望創造30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佔全球製造業的三分之一。

　　發達國家已將生物製造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美國早在2012年就發布了《國家生物經濟藍圖》，將基因組學、合成生物學等作為發展重點。歐盟則更加側重生物製造的綠色和循環特性，將生物經濟作為“歐洲綠色協議”的核心支柱。

　　我國將生物製造列入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致力於自主創新能力和保障支撐能力的提升。“我國生物製造産業呈現出‘國家戰略引領、大規模市場應用、全鏈條協同推進’的鮮明特色。”張林山説，與歐美國家聚焦前沿和高附加值細分領域不同，我國的發展路徑更注重與國家重大需求相結合，在大宗化學品綠色替代、糧食安全保障等領域展現出更強的系統性和規模效應。據易凱資本預測，到2030年，我國生物製造市場規模將增長至1.8萬億元，佔全球市場規模近25%，將成為全球生物製造中心之一。

　　顛覆傳統生産模式

　　智能化AI平台驅動的穩定高表達細胞株構建，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推動蛋白質從頭設計……2025年8月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遴選發布了16項人工智能在生物製造領域典型應用案例，為生物製造全産業鏈提質升級注入新動能。

　　“生物製造具有的綠色生産方式、原料可再生性、有效降低能耗物耗和減少廢物排放等優點，正成為我國提升産業競爭力的戰略驅動力量。”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説，以青蒿素生産為例，傳統模式是通過種植黃花蒿，經過18個月後提取；而利用生物製造技術，僅使用可控的100立方工業發酵罐，幾週內就可以替代5萬畝的傳統農業種植。

　　在他看來，這種轉型不僅涉及生産技術的革新，還包括管理模式、運營效率和市場響應機制的全面升級，有助於實現産業鏈現代化。

　　“生物製造能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成為製造大國的一個標尺。”華熙生物董事長趙燕認為，其核心價值在於，一端連接着上游底盤菌株、基因編輯等前沿基礎生物科學研究，另一端連接如何延長生命長度、提升生命質量等相關領域應用轉化，涉及生命健康和日常消費的方方面面。

　　專家&&，目前，生物醫藥、生物能源、生物農業、生物基化學品和材料是生物製造産業的核心應用方向。

　　比如，生物能源領域展現出“變廢為寶”的鮮明特質。以微生物、藻類等生命體為“活體工廠”，成功將秸稈、林業廢棄物等農林殘余物，餐廚垃圾等有機廢棄物，乃至工業廢氣中的二氧化碳等低碳資源，轉化為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等清潔燃料；

　　生物農業則為保障糧食與蛋白質供給提供了創新路徑。坐落於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的齊禾生科通過自主研發的SEEDITTM平台，能夠實現基因的精準敲除、鹼基替換、基因表達精細調控以及大片段DNA精準插入等複雜的多重基因/基因組操作。齊禾生科首席執行官張蓓&&，目前企業已針對水稻、小麥、玉米等世界重要糧食作物以及經濟特色植物建立了自主高效遞送體系，進行精準改良；

　　生物基化學品和材料領域，借助合成生物學技術改造的微生物，能夠將秸稈等非糧生物質、二氧化碳等低碳原料，高效轉化為塑料單體、多元醇等基礎化學品。這些生物基化學品進一步加工製成的新材料，從根本上推動了傳統材料工業向“可再生、可降解、高性能”的方向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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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製造的應用邊界不斷拓寬，這背後是技術創新的持續驅動。近五年，我國主要生物製造企業專利申請量、授權量累計分別達13680項、9447項，佔歷史申請總量和授權總量的52.2%和63.8%，技術創新步伐顯著加快。

　　2025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場景培育和開放推動新場景大規模應用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構建生物技術産業融合發展生態圈”。

　　“我國生物製造産業展現出融合創新、綠色可持續和賦能升級的顯著特徵，通過打破傳統産業界限，實現生物技術與多領域深度交叉融合，以可再生生物質為原料在溫和反應條件下實現綠色生産，顯著提升傳統産業效率與附加值。這些特徵對産業高質量發展産生顯著催化效應。”張林山説。

　　打造下一個增長引擎

　　專家認為，我國生物製造已進入關鍵發展期，還需要突破技術、模式與制度協同創新的瓶頸，&&更加系統、更有力度的舉措，實現生物製造産業的高質量發展，助力生物製造成為我國下一個重要增長引擎。

　　——強化頂層設計與戰略引導。

　　産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學的頂層規劃與精準的戰略指引。張林山認為，宜制定更加明晰的國家生物製造發展中長期規劃，明確優先發展的技術方向和重點産品目錄。統籌各類科技計劃資源，加強對合成生物學、酶工程、生物傳感等底層技術和共性平台技術的長期穩定支持。

　　“優化生物製造項目的審批與監管流程，探索建立適度的容錯機制和精準的環保、安全准入標準，明確項目落地全流程規範，為産業發展營造更優質的制度環境。”曹輝説。

　　——重視底層技術與核心原料的自主可控。

　　在北京化工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譚天偉看來，儘管我國生物製造産業已形成全球70%的發酵産能規模，但自主知識産權菌種缺乏、核心工具軟體受限等瓶頸仍制約産業競爭力。

　　“底盤菌種和酶分子是生物製造産業的‘芯片’，而多樣性的微生物菌種資源則是發掘和開發新基因元件、新底盤菌種和新酶分子的核心基礎。”慕恩廣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蔣先芝認為，“誰掌握了更多更獨特的微生物資源，誰就掌握了生物創新的主動權。”

　　“集中研究力量和科研資源，實現底層技術、裝備與原料的自主可控。”徐冠華建議，一是加大合成生物學底層技術，如DNA測序與合成、基因組設計構建、基因編輯等，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難題。

　　二是大力發展底層原料，包括高質量的DNA合成原料、工具酶、工業酶、生物試劑等，重視從極端環境中挖掘新型工具酶與工業酶的策略。

　　三是加大核心裝備研發力度，如開發高通量、低成本DNA合成儀等。

　　四是通過技術、設備、平台的迭代優化，建立規模化與自動化的合成生物學平台，通過規模集聚效應降低應用端成本，構建良好産業生態。

　　——構建全鏈條協同創新生態。

　　底層技術的突破與轉化，離不開全鏈條協同創新生態的支撐。打通從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到産業化應用的各個環節，有利於讓創新活力充分釋放。

　　張林山認為，要加強中試放大和臨床/應用驗證平台建設，這是技術成熟的關鍵環節。

　　“始終堅持産業需求導向，構建從技術到産品再到産業的全鏈條生態，才能真正把生物製造領域科技創新的‘變量’轉化為産業創新的‘增量’。”清華大學合成與系統生物學中心秘書長吳赴清説。

　　——拓展多元化投入與市場拉動機制。

　　專家&&，生物製造的創新突破與規模落地，尤其需要多元投入滋養和市場機制拉動。

　　在投入端，進一步加大政府研發投入，積極引導社會資本特別是長期資本投入。可探索設立國家生物製造産業投資基金，形成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在市場端，通過政策引導激活市場需求：一方面完善綠色採購政策，優先採購生物基、可降解等綠色産品；另一方面實施“碳足跡”核算和標籤制度，通過市場機制充分體現生物製造産品的綠色價值。

　　此外，各方還須共同推動新産品安全評價和市場准入等相關標準制度的完善優化，營造更加寬容的政策環境，讓更多創新成果和新産品能快速進入市場。

　　——夯實跨學科人才培養根基。

　　人才是産業創新的核心驅動力，更是生物製造産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

　　生物製造産業兼具生物、工程、信息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其迅速發展離不開高層次跨學科人才的支撐。

　　徐冠華建議，制定長周期人才扶持計劃，為青年人才提供長期穩定的研究支持，鼓勵從事交叉科學研究，鼓勵青年人才參與國際合作項目，促進人才的全球流動。“中國生物製造的希望，將有賴於新一代優秀青年人才的成長和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