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24日電　題：大國院士：“病原獵手”徐建國

新華社記者顧天成

實驗室的燈光亮至深夜，顯微鏡下，微生物如星雲般匯集。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溯源預警與智能決策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徐建國常常凝視着這片微觀世界，陷入沉思。

微生物，這個與人類共生的“隱形王國”，既孕育着生命奇蹟，也暗藏突發傳染病的風險。我們應該如何科學認識微生物？面對新發傳染病防控的嚴峻挑戰，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一輩子與病原學打交道，徐建國深知，面對浩渺的微生物世界，需要有發現新病原的先進能力，需要不斷追求技術創新。

南極冰層、深海熱泉……隨着技術進步和生態變化，更多“生客”正闖進人類視野。2024年，我國科學家就在標本中發現了16萬餘種新的RNA病毒。

“哪有危險的病原，哪就是疾控人的戰場。”為了這份初心使命，徐建國執着追求了四十餘年。

1999年初夏，電話鈴聲打破平靜：“徐教授，徐州有事，明天出發！”

火車上，疫情輪廓大致勾勒：一種不明原因腹瀉病已致死亡人數持續增加。由於病原無法確定，遲遲不能採取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

當地産生各種猜測，恐慌如烏雲壓城。防疫站的疫情討論會議室裏，徐建國敏銳注意到：“先腹瀉後腎衰竭，這是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的標誌性病史！”

要想更準，就不能放過任何可疑點。

在徐建國指導下，疾控隊伍從原本已被放棄的培養基中分離到病原菌，患者血清樣本也立即隨列車北上。24小時後，北京實驗室確認：腸出血性大腸桿菌O157：H7抗體陽性。

快、更快，晝夜不停只為與時間賽跑。

“一些同志對這個細菌不熟悉，一時難以達成共識。但為了控制疫情，必須立即確定病原體。我們的結論有科學證據。”面對疫情討論會上的觀望，他直面挑戰，果斷寫下疫情診斷報告。

三天后，防控方案緊密部署。徐建國帶領團隊持續改進檢測方法，100多名疾控人員晝夜不停，現場採集各種標本上萬份。最終，疫情不到一個月基本得到控制。

溯源進一步揭開“謎團”：畜牧業進口的種羊攜帶病原體，傳播給豬等家畜家禽；後又經屎殼郎、蒼蠅等污染了人群生活環境……

“若非及時干預，感染和死亡數字或將成倍上升。”徐建國回憶，“這就是和病原體賽跑的意義所在。”

然而，人類與病原體的較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更精準地識別病原微生物，甚至預測疫情，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防禦，徐建國扎根到實驗室。

2004年，他首次提出建立包含80種罕見病原菌的儲備名錄，迎接罕見病原體的挑戰。

“我們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做足研究儲備。”2003年，為了鎖定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病原體，全球科學家奮戰了4個多月，才獲得明確結論；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中國政府用8天時間確定病原體，16天研發成功檢測試劑盒。徐建國擔任了疫情初步結果評估專家組組長。

大疫，淬煉出中國疾控體系的韌性。數據顯示，我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平均報告時間縮短至4小時，建成了72小時內鎖定超過300種病原體的檢測技術網絡。

挑戰，磨礪出不斷創新突破的中國疾控專家。在過去10年間，徐建國率領團隊發現150余種新的細菌和20余種新病毒，讓科研、科技更好助力傳染病防控。

“未來要警惕那些尚未現形的未知傳染病。”徐建國説，“只有搞清未知病原的宿主與傳播鏈，才能讓傳染病防控的‘馬後炮’變成‘先手棋’。”

走進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樓道內挂着的幾張黑白照片引人駐足。

簡陋的實驗室裏，老一輩科學家聚集在顯微鏡旁討論工作；青藏高原上，防疫人員跋涉在崎嶇山路；新細菌發現牌上，寫着中國病原學專家尋找到的全新病原體“旱獺埃希菌”……

“從馬車上的防疫隊到先進的移動P3實驗室，我時常想起我的老師和前輩們。”徐建國凝望著這些照片説，每當遇到困難時，總能從先輩事跡汲取精神力量。

那些未知微生物基因組序列飛速解碼，那些頂風冒雪高原缺氧環境的採樣，考驗着抽絲剝繭的耐心，更激勵着追求真理的勇氣。

徐建國説，中國疾控人有信心、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與微生物更好地和諧相處，將傳染病對人類的危害降到最低。

被問及疾控精神的真諦，他語氣堅定：“我們甘願做默默無聞的基石，更好護佑人民生命。”

策 劃：儲學軍 車玉明 陳芳

統 籌：吳晶 李曉雲 李由

記 者：顧天成

編 導：劉袁媛 劉慶生  

攝 像：劉慶生 劉廈 陳傑 趙鵬 高民輝

導 播：李何銘 彭雨荷

調 音：李園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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