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關鍵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如何讓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各展其長、協同發力，記者採訪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張佔斌教授。
從三個維度看處理好“兩隻手”關係的重要意義
記者：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六條原則，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其中之一。您認為，它對於“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張佔斌：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十五五”時期破解發展難題、激發發展活力的制度密碼，其重要意義可從歷史邏輯、現實需求與戰略價值三個維度深刻把握。
從歷史邏輯看，這一原則是對改革開放40餘年經濟發展經驗的科學總結與理論昇華。我國能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關鍵就在於打破了“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認知誤區。回顧歷程，從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激活農村市場活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再到新時代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深化，每一次重大突破都離不開“兩隻手”的協同發力。
從現實需求看，“十五五”時期我國面臨外部遏制打壓加劇、內部轉型升級攻堅的雙重挑戰，諸多重大任務的推進都離不開“兩隻手”的精準協同。在外部環境上，要突破“卡脖子”技術瓶頸，既需要政府發揮戰略引領作用，通過國家實驗室建設、重大科技專項布局提供長期穩定支持，又需要市場機制發揮優勝劣汰作用，通過風險投資、股權激勵等市場化工具，推動技術成果向産業轉化。在內部發展上，新質生産力的培育需要政府明確産業政策導向，同時依賴市場通過需求牽引、競爭激勵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此外，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既要政府清理地方保護、打破行政性壟斷，又要市場通過跨區域貿易、要素流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從戰略價值看，這一原則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色決定了必須通過“兩隻手”協同實現多重目標的有機統一。在效率與公平的平衡上，市場通過競爭機制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活力，政府則通過稅收調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式保障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在活力與秩序的統籌上，市場的自由競爭激發微觀主體創造力，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政府則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監管執法，規範市場秩序。在發展與安全的兼顧上，市場通過全球化布局提升我國經濟競爭力，政府則通過統籌發展和安全，在糧食、能源、産業鏈供應鏈等領域築牢安全底線。
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記者：科學統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關係，重點在於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動態平衡。您認為，“十五五”時期應如何更好地實現二者平衡？
張佔斌：實現二者的動態平衡，核心是通過制度創新構建“有效市場支撐有為政府、有為政府保障有效市場”的良性循環，重點可從三方面突破：
一是聚焦關鍵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在要素市場化配置領域，需加快數據要素産權制度、交易流通規則建設，探索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分置制度，推動數據要素合規高效流通；完善土地跨省域配置機制，破解耕地保護與産業發展用地矛盾；健全技術成果市場化轉化機制，推廣“科技成果賦權改革”，允許高校、科研院所將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賦予科研團隊。在市場環境建設領域，要持續清理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地方保護、行政性壟斷政策，重點整治限定本地企業中標、設置隱性准入壁壘等行為；迭代市場准入負面清單，推動“非禁即入”全面落地，對清單外領域實行“全國一張清單”管理，嚴禁各地自行增設准入條件。在監管體制領域，應構建“事前精準引導、事中智慧監管、事後信用懲戒”的全鏈條體系，事前發布行業發展指南和合規經營指引，事中運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開展“穿透式監管”，事後將違法違規行為納入信用黑名單，實施聯合懲戒，改變“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慣性。
二是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同時破除民營企業在准入許可、要素獲取、公平競爭等方面的壁壘，讓民營經濟“輕裝上陣”；創新科技體制機制，推行“揭榜挂帥”“賽馬”等制度，由政府發布攻關需求，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聯合競標，賦予團隊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使用權，同時通過市場化激勵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完善價格形成機制，讓商品價格、要素價格更多由市場供求決定，比如深化電力、天然氣、水資源等領域價格改革，對高耗能行業實行差別化電價，通過價格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推動産業轉型升級。
三是提升政府“有為”的精準性與效能。政府要當好“戰略規劃師”，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領域超前布局，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前沿技術研發，通過搭建創新&&、完善配套設施等方式引導産業發展；當好“風險防控員”，在糧食、能源、金融等領域強化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當好“服務提供者”，通過數字政府建設簡化審批流程，將行業准入涉及的多個審批事項整合為一張綜合許可證，實現“一證”準營；以政策一致性評估避免“政策打架”，建立跨部門政策協調機制，對涉及市場主體的政策實行“合法性、合理性、協調性”三重評估；用法治保障市場主體産權與合法權益，同時建立“政策兌現清單”制度，確保政府承諾的稅收優惠、補貼扶持等政策及時落實到位，真正實現“管而不死、活而不亂”。
從三個方面推進浙江“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創新探索
記者：您認為，“十五五”時期，浙江應如何進一步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為全國經濟發展作更大貢獻？
張佔斌：浙江作為民營經濟的“沃土”和改革創新的“試驗田”，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上有實踐基礎，貢獻突出，更能在“十五五”時期創造新的經驗，率先突破、作出示範，重點可從三方面發力。
一是以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抓手，打造“親清政商關係”標杆。進一步破除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招投標、融資等領域的隱性壁壘，建立常態化政企溝通機制，比如推行“企業家早餐會”“親清政商關係負面清單”等制度，讓政府“服務清單”精準對接企業“需求清單”；依託義烏小商品市場等&&，探索民營經濟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路徑，推動“浙江製造”通過市場機制走向全球，同時政府搭建涉外法律服務、風險預警&&，為民營企業提供海外知識産權保護、匯率避險等服務，為民營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此外，推動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比如在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寧波前灣新區等重點區域，推出一批“民間資本參與特許經營”項目，讓民間資本在“兩重”“兩新”、未來産業等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建立民間投資項目全生命周期服務機制，解決項目落地中的用地、用能等難題。
二是以數字化改革為支撐，構建“智慧協同”治理模式。可依託“數字浙江”建設優勢，推動政府治理與市場運行深度融合。在要素配置上，完善全省統一的數據要素交易&&，探索數據要素質押融資、數據確權流通等創新模式，健全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動態監測與精準調控機制，比如通過大數據分析預判産業鏈關鍵要素供需缺口，提前引導要素向重點産業集聚；在監管服務上，全面推進政務服務增值化改革，持續推進省一體化在線服務&&（“浙裏辦”）實現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事項“全程網辦、跨省通辦”，同時通過大數據實現對市場主體的“無感監管”“精準服務”，例如對小微企業實施“信用+風險”分級分類監管，對高信用企業減少檢查頻次，對存在風險隱患的企業提前預警並提供幫扶，既減少對市場的不必要干預，又能及時發現並解決企業難題；在信用體系建設上，構建“政府監管、市場評價、社會監督”的信用機制，將企業信用與融資信貸、政府採購、招投標等挂鉤，同時引入第三方信用評價機構，發布企業信用監管指數，讓信用成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依據，推動形成“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的良好市場環境。
三是以共同富裕實踐為載體，探索“效率與公平”平衡路徑。立足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通過“有為政府”引導“有效市場”實現均衡發展。政府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區域協作政策，設立和完善山海協作産業基金，引導杭州、寧波等核心城市的龍頭企業、金融機構、科研資源向後發展的山區海島縣流動，通過市場化機制實現“強村富民”；可探索政府引導、企業主導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聯合高職院校與龍頭企業共建産業學院，鼓勵企業開展“訂單式”培訓，提高勞動者市場競爭力；同時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推進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探索民營企業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鼓勵機制，讓市場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全國提供“活力與公平兼顧”的浙江樣本。
此外，浙江還可探索“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的制度創新試點，比如在自貿試驗區開展市場准入效能評估改革，建立政府政策實施效果的市場反饋機制，定期邀請企業、行業協會對政策的科學性、有效性進行評價，動態調整優化政策措施。同時加強與長三角區域的協同聯動，推動要素市場一體化、監管標準互認，優化升級長三角數據共享&&功能與服務，形成區域協同、市場聯動、政府共治的發展格局，進一步提升浙江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輻射帶動作用，為全國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提供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來源：浙江日報，記者：潘如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