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去年以來，消費品以舊換新等政策對於拉動消費起到了一定作用。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在以舊換新政策的帶動下，我國汽車、家電、家裝、電動自行車等銷售額超過1.3萬億元。目前，突出的矛盾是，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持續下降、消費信心不足的問題尚未有大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確立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重要指導思想。當前，我國仍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應當看到，以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消費結構轉型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集中體現。適應以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需求結構變化大趨勢，以全面“投資於人”實質性破解居民消費意願不足、消費信心減弱的突出矛盾，形成內需引領、消費拉動增長的新局面。這是未來10年我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以百萬億“投資於人”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14億多人口的消費結構升級蘊藏着巨大消費潛力。從現實看，拉動消費的重大任務，是提升廣大社會成員的消費信心與消費預期。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要貫徹落實“民生為大”的發展理念，以百萬億“投資於人”，着力做好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篇大文章。
第一、釋放14億人消費潛力重在“投資於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2007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承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託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提出，我國正處在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廣大社會成員的需求已從私人産品短缺轉為公共産品短缺，為此，要加快建立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近年來，中央在改善民生方面不斷&&新的重大舉措，並取得重要進展。從現實看，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在提升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的比重。據相關預測，2025年我國服務型消費佔比將達到50%。但受多重因素影響，2024年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佔比為46.11%，滯後預期目標。
居民服務型消費佔比提升不及預期，有周期性因素制約，但主要在於對人的投資長期偏低。例如，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社保、醫療、教育等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為15.4%；2019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同等口徑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10.9%。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物質型消費已達到城市居民的65%，但服務型消費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適應以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需求結構變化大趨勢，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社會保障水平，從根本上解決居民消費意願不足、消費信心減弱的突出矛盾，將形成充分釋放消費潛力的重要動力。
第二、用百萬億“投資於人”。“投資於人”就是適應國內需求，將資金資源投入到人的需求、人的發展和人的保障上。2024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44.5%，顯著低於2023年的82.5%，甚至低於2020至2023年均值47.7%。近幾年的實踐一再證明，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投資結構與政策調整，主要問題不是要不要加大投資，而是要尋求有效的投資空間。在傳統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服務消費如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初步測算，全面“投資於人”，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至100萬億元的投資規模。其中，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需要20萬億元左右；初步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30萬億元左右；另外，改造現有城市基礎設施也需要30萬億元左右的投入。
第三、以百萬億“投資於人”形成消費主導的增長新格局。2012年，中改院出版了“消費主導”為主題的改革年度報告，並提出“由投資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走向消費主導型的經濟增長，這既是經濟轉型的重頭戲，也是社會轉型、政府轉型的重要任務。”我認為，消費是生産的目的，也是生産的動力。短缺經濟階段，有多少投資就有多少增長，投資決定消費，投資決定增長；消費新時代，消費潛力的釋放對投資具有決定性影響。缺乏消費基礎的投資，其産出效益將持續下降。從現實看，投資結構調整滯後於消費結構轉型升級進程，加大了服務消費“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在這個背景下，要通過“投資於人”使得服務型消費成為主導性消費，使消費成為我國未來10年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有研究表明，政府對衞生等公共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提升1個百分點，私人消費將提升1.4個百分點。未來，若我國將4萬億元的政府投資用於公共消費專項衞生支出，將帶動12萬億元的私人消費。若以百萬億“投資於人”，將充分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並將明顯提升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
以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 形成消費與投資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
消費與投資是內需的兩大組成部分。但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投資與消費有不同內涵，有時候消費反而可能成為關鍵。當前，強調消費主導，不是不要投資，而是要實現“以人為中心”的投資轉型。從實際看，我國“投資於人”相對滯後與城市化水平偏低有關。未來，要以新型城鎮化為主要載體，實現消費與投資相互促進，全面釋放內需潛力。
第一、破解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突出矛盾。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後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後於工業化進程，並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率達到峰值時，城市化率一般達到70%左右。我國工業化率在2011年達到峰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50.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4%左右。並且2011年以來，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始終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7個百分點以上；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6.1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8.3%，兩者相差約18個百分點。這與中央關於“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有較大差距。
第二、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是釋放消費的主要載體。從消費來看，2024年我國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佔13.7%。根據測算，農民向城鎮轉移、成為常住人口後，人均消費將提高30%；在城鎮落戶後，人均消費將再提高30%。2023年，我國農民工月均收入水平還不到城市職工月均收入的一半。但是，農民工的儲蓄率高達70%，是城市居民的2倍。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將使得農民工消費水平逐步達到城鎮居民的平均水平，由此每年將新增2萬億元左右的消費。從投資來看，相關數據顯示，目前仍有近2億農民工在城市沒有購房。按照2023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40平米的一半（20平方米/人）估算，其潛在住房面積需求為40億平方米左右，若其中五分之一的農民工在城市購房，即可大體消化目前城市待售住宅。
第三、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依賴於結構性改革的突破。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對落戶城市的需求日趨強烈。建議抓緊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全面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在不增加居民負擔的前提下，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補償標準，提高農村養老保險補貼、農村高齡補貼標準等。建議以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改變以往“以證管人”的傳統做法，實現基於“大數據”的人口服務的轉變。同時，在拓寬農村居民財産性收入渠道、盡快從法律上賦予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屬性等。
應以行政區劃調整為突破，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目前，我國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消費額合計佔全國消費總額的半數以上，成為拉動消費的主陣地。建議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的基礎上，將城市化發展規劃作為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安排，研究制定城市化專項規劃，加快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體的城市發展新格局。同時，通過統一規劃、統一土地利用、統一基礎設施建設、統一基本公共服務、統一環境保護，促進形成城市圈協同發展的新格局。
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在“投資於人”中的重大作用
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在“投資於人”中的重大作用，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讓廣大社會成員普遍分享國有資本增值創造的社會福利。
首先，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於人”的重大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據國務院國資委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産總額比2012年底增長3.4倍；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比2012年增長1.1倍、1.2倍；2012至2023年累計實現增加值146.9萬億元，年均增長8.1%。這就意味着，我國有條件拿出一定比例的國有資本“投資於人”、投資於城市化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特殊作用、提振消費、創造新需求的重大舉措。
其次，實現國有資本“投資於人”的新突破。一是劃撥國有資産“投資於人”，補齊公共服務短板。截至2023年底，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産總額達371.9萬億元。若將10%至15%的國有資産投資於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化，估計投資規模將達到30至50萬億元；二是，發揮國有資本在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中的特殊作用。建議將“投資於人”的城市化建設作為發揮國有資本戰略支撐作用的重大任務，加大對城市群、都市圈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同時，以國有資本跨區域、跨城鄉自由流動，影響社會資本投資和布局，促進各類生産要素有序轉移承接和高效流動，形成與城市群相適應的産業集群：三是，發揮國有資本促進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發展的特殊作用。例如，國有企業主導的各類産業園區要將業務主要限定在土地一級開發上，二級市場對民間資本全面放開。
第三、推進與“投資於人”相適應的國資國企改革。適應新階段央企國資的新角色、新任務，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優化評價標準，重點圍繞央企國資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維護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科技創新促進、吸引民企參與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開展戰略性、長期性、綜合性評價，並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考核標準。
未來5-10年是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鍵時期。實現以人為中心的結構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突破，不僅將有效緩解短期增長壓力，也將有利於釋放中長期增長潛力；不僅為加快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提供重要條件，也將在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建設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增強全球和區域合作的戰略優勢；不僅將形成強勁韌性的中國大市場，還將為世界經濟注入重要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