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昔先子，有懷春游。
契茲言執，寄傲林丘。
森森連嶺，茫茫原疇。
迥霄垂霧，凝泉散流。
--東晉·謝安
一、真率會
人類歷史長河中出現了四大文明，但只有華夏文明能夠生生不息繁榮昌盛至今。在中華文明的滔滔江水中，曾經有那麼幾朵浪花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那就是幾次著名的文化沙龍，包括東晉的蘭亭會、中唐的香山九老會、北宋的耆英會和晚清的真率會等等。
蘭亭會。公元353年（東晉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請謝安、孫綽等42位名士，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修禊（xì）活動。修禊是古代春日祓除災邪的習俗，文人常借此聚會賦詩。眾人列坐溪畔，飲酒賦詩。據載，26人當場成詩，16人未成詩被罰酒。上面的詩就是謝安當場所作。王羲之之子王獻之因年幼未能作詩，亦被罰酒，成為後世趣談。參與者共創作37首詩，後彙編為《蘭亭集》。王羲之為詩集所作的序文，即“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蘭亭集序》書法飄逸靈動，筆法變化萬千，成為後世行書典範。唐太宗極度推崇《蘭亭集序》，派蕭翼智取真跡，臨終命陪葬昭陵，引發後世對其下落的千年猜測。
耆英會。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司馬光、文彥博等退居洛陽的舊黨名臣，效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會”，於洛陽組織耆英會。他們定期聚會於洛陽名園（如富弼的“富鄭公園”），飲酒賦詩，品評時事。司馬光曾作《洛陽耆英會序》，稱其“樂天知命，逍遙物外”，暗含對王安石變法的不滿。畫家鄭奐繪製成員畫像《耆英會圖》，司馬光執筆撰寫《洛陽耆英會序》和《會約》。《洛陽耆英會序》是一件精美的書法作品，是書法中的瑰寶。而《會約》則是對聚會的一個具體規定，共八條，全文如下：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會日早赴，不待速；
右有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會約》中“儉以養德”的思想，亦體現儒家士大夫的修身理念。司馬光因未滿70歲，參會時自稱“冒恥居其間”，文彥博笑答：“此會取德不取年。”司馬光雖然年齡最小，但其政治聲望和學術聲譽非旁人所能比，但他在《會約》中首先就提出“序齒不序官”，也充分體現了他一貫的作風和情操。耆英會因規則嚴格，後衍生出更隨性的“真率會”，司馬光亦參與其中。
真率會。真率會之名始於北宋司馬光等人的雅集，主張“真率簡樸”，反對繁文縟節。清代蘇州文壇盛行復古雅集，過雲樓主人顧文彬繼承此風，借“真率”之名，延續文人以文會友的傳統。顧文彬的真率會與其家族藏書樓“過雲樓”的收藏、交游活動緊密結合，展現了清末文人“隱於市”的生活理想。
顧文彬（1811—1889），字蔚如，號子山，晚號艮庵，江蘇元和（今蘇州）人，清末著名藏書家、詞人、書畫家。曾任浙江寧紹道&，晚年退隱蘇州，築“過雲樓”收藏古籍、書畫，為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
真率會成員以蘇州本地文人為主，包括吳雲、潘曾瑋、李鴻裔、沈秉成等藏書家、書畫家，他們多為顧文彬的密友或姻親。聚會多在顧文彬的過雲樓、怡園或蘇州其他名園（如網師園）舉行。他們的活動更廣泛一些，包括品鑒書畫、詩詞唱和、即興題咏，兼有飲酒品茗、賞花觀石等雅趣。真率會不設固定流程，強調“隨意而至，興盡而返”。雖然是隨意而至，但也不是一般的酒肉俗會，他們更注重學術與藝術的交流。顧文彬經常出示過雲樓珍藏的宋元書畫，供眾人賞評。要知道，顧文彬對於自己的收藏傾心得幾乎不近人情。都説“書非借不能讀也”，但顧文彬的藏書是絕對不外借的。至親至近有朋友要借閱，也只能上過雲樓來閱讀，而且不允許帶筆墨抄寫。
真率會成為過雲樓藏品的展示&&。顧文彬與友人共同品鑒、題跋古書畫，許多珍品（如宋版《錦繡萬花谷》）的流傳與真率會成員的記錄密切相關。顧文彬輯有《過雲樓書畫記》，收錄藏品題跋，其中部分內容源於真率會上的討論。此外，成員間的唱和詩詞亦被整理成集，如《怡園詞》等。
司馬光真率會暗含政治隱喻（反對新法），而顧文彬的真率會則更多聚焦文化傳承，反映清末文人遠離政壇、寄情藝文的心態，體現不同時代的文人風尚。
顧文彬在真率會上展示的藏品，許多今為國家級文物，如唐寅《黃茅渚小景圖》、倪瓚《竹枝圖》等。真率會影響下，顧文彬之子顧承等人延續雅集傳統，形成“怡園詞社”，推動晚清詞學復興。真率會模式被近代蘇州文人效仿，成為江南士紳維繫文化身份的重要方式。
顧文彬的真率會是晚清江南文人文化的縮影，將藏書、園林、詩詞與交游緊密結合，既延續了古代雅集的精神，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過雲樓與真率會的互動，不僅保存了大量文化遺産，更塑造了蘇州作為“文人隱逸之都”的城市氣質，至今影響深遠。
蘭亭會留下了《蘭亭集序》，香山九老會留下了《香山九老圖》，洛陽耆英會留下了《洛陽耆英會序》和《會約》。同樣，真率會也留下了《吳郡真率會圖》和眾多的詩篇。
過雲樓珍藏的這幅《吳郡真率會圖》其實並非顧從他處購得，而是他們共同倡議策劃的真率會時的肖像寫真，有如我們現在的立此存照。光緒五年（1879）重陽節，文彬邀請真率會的朋友們在怡園雅集，特別邀請了常熟籍著名畫家胡洤為他們集體畫像，然後每人各持一幅。圖畫完成後，顧文彬發現一個問題，即與會的七位坐姿過於正面，“畫皆正面，不能顧盼生情”。於是他與另一位著名畫家任薰商量，在畫卷中補上三名仆僮，“一摘阮，一撫琴，一吹笛”。十一月二十三日，顧文彬將真率會圖分送給各位好友。遺憾的是這七幅真率會七老圖，除了顧氏後人收藏外，其餘均不知下落。這也充分證明顧文彬營建過雲樓的必要性。七老之一的俞樾為圖專門題詩，把真率會與白居易的香山會並論——
清時嘯咏一尊同，大有香山七老風。
他日衣冠傳盛事，休忘高會在吳中。
二、過雲樓
晚稻收完麥種齊
茅龍新換屋山衣
屋前面圃後臨溪
婆鴨引雛爭浴水
童牛隨母學扶犁
閒看過客逐輪蹄
——顧文彬
過雲樓是晚清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顧文彬顧承父子始建於同治年間（約1870年代），以收藏古籍、書畫珍品聞名，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其名取自“過眼雲煙”之意，既暗含對藏品聚散無常的感慨，亦彰顯主人“藏而不私”的文化情懷。顧文彬以過雲樓為依託，將藏書、鑒畫、雅集融為一體，讓過雲樓成為清末江南文人文化的標誌性空間。
晚清戰亂頻仍，大量文物散佚，顧文彬深感“古籍日稀，書畫漸湮”，立志搶救珍品。顧氏為蘇州文化世家，顧文彬祖父顧沅已有藏書傳統，過雲樓實為家族文化理想的延續。樓中藏品為顧文彬與友人（如吳雲、李鴻裔）舉辦“真率會”提供了物質基礎，成為江南文人交游的核心場所。
營建過雲樓，從起意到完工，顧氏父子前後花了十多年的時間。顧文彬在《過雲樓書畫記》中稱“書畫之於人，子瞻氏目為雲煙過眼者也”，所以為自己的藏書樓取名為過雲樓。顧文彬曾言：“收藏乃天下公器，吾暫為守護耳。”為了保護好這一大批收藏，顧文彬早就想建 一棟類似天一閣那樣的藏書樓。他在給顧承的書信中坦露自己的心跡：“我家收藏，費父子數十年心力。近更不惜重資，前後統計不下一二萬金，以故群相推服，推為江南收藏第一家。然既聚此尤物，保護之言尤須盡善。我素有起造小天一閣之願，常耿耿於心，所難者，無此地步耳。”又説自己“畜意欲構此樓十餘年矣”，”汝若能為我設法造成，則夙願已償，心中大悅矣。”
同治十年二月初八，顧文彬游杭州，見到好友鄭蘭的四面樓，頓時眼前一亮：這不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過雲樓的樣子麼！當天他就在日記中&&“可謂先得我心！”但苦於當時自己的財力不濟，他只能一方面繼續籌劃，一方面為理想中的過雲樓集句題聯。此後，他多次在與兒子顧承的家書中談到造樓之事，並安排顧承到杭州去實地考察四面樓。同治十二年二月起，顧承在寧波陪父親呆了一個多月，期間兩人就營建過雲樓的具體事項進行了仔細謀劃。顧承回到蘇州就着手買地買房，籌集建材物料。一切籌措妥當，秋天，顧承就在蘇州自己家購買的怡園地塊上動工。當年十月十三日，“花廳、過雲樓俱已上樑”。過雲樓建成，顧文彬去意已決，即辭官回家，開始“隱於市”的收藏、鑒賞生活了。上面這首《浣溪紗》就是顧文彬“閒看過客逐輪蹄”的真實寫照。
過雲樓建於蘇州護龍街（今人民路），與顧氏家族園林“怡園”相連，形成“前樓後園”的格局。全樓分上下兩層，上層藏古籍，下層儲書畫，設專室陳列青銅器、文房雅玩。為防潮防火，樓板採用杉木與方磚鋪就，窗戶設計兼顧通風與避光，體現古人對文物保存的智慧。樓名匾額由清代學者俞樾題寫，楹聯“一藏於密，萬卷琳瑯”點明其藏書之豐；室內懸顧文彬自題“煙雲過眼”匾，暗含豁達的收藏觀。
宋《錦繡萬花谷》書影
過雲樓收藏的古籍善本，以宋元刻本為珍，如宋版《錦繡萬花谷》（現存南京圖書館），被譽為“宋版百科全書”。 明刻本、稿抄本亦豐，如《元詩選》稿本、汲古閣影宋抄本《金石錄》等。 書畫珍品為唐、宋、元名家之作，如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銘》摹本、元代倪瓚《竹枝圖》、明代唐寅《黃茅渚小景圖》。清代文人手跡收有阮元、何紹基等名家題跋，部分作品輯入顧文彬所著《過雲樓書畫記》。過雲樓收藏的還有金石碑帖、古琴、文房四寶等，如顧文彬珍藏的“天籟”鐵琴，今存蘇州博物館。顧文彬編撰《過雲樓書畫記》10卷，詳錄藏品信息及考訂，為後世研究提供重要依據。
過雲樓是“真率會”雅集的核心場所，文人於此品鑒書畫、詩詞唱和，推動晚清江南文化圈的活躍。古董商們紛紛向顧氏父子推薦書畫作品，與顧文彬交好的達官貴人都在過雲樓借閱過書畫，吳昌碩等一批書畫名家也多次光顧過雲樓。連維新名士康有為都期待與過雲樓的第三代主人顧麟士相見，足見即使是在當時，過雲樓的文化地位之重要、影響力之巨大。抗戰時期，顧氏後人將部分藏品密藏於上海租界，避過戰火。20世紀50年代，顧氏後人分批捐贈藏書於南京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少量留存後於2012年拍賣，引發學界關注。
過雲樓舊址與怡園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蘇州博物館常設過雲樓藏品專題展。2012年，過雲樓藏品拍出2.16億元天價，創中國古籍拍賣紀錄，喚起公眾對古籍保護的重視。《過雲樓書畫記》被整理出版，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的重要參考文獻。南京圖書館設“過雲樓文獻研究中心”，推動藏書數字化與學術研討。
過雲樓被視為江南士大夫“藏以致用”精神的典範，其“以文養德、以藏會友”的理念影響當代私人收藏與文化空間建設。過雲樓藏品的流轉（如《錦繡萬花谷》分藏南圖與北大）恰應“過眼雲煙”之名，引發我們對文物歸屬與共享的思考。
過雲樓不僅是一座藏書樓，更是晚清江南文人精神世界的物質載體。顧文彬以藏鑒之精、交游之雅、著述之豐，將私藏轉化為公共文化資源，其家族跨越時代的守護，為中國文化遺産的存續樹立了典範。今日過雲樓之名，已超越建築本身，成為中華文明傳承與文人風骨的象徵。
其實，過雲樓除法書名畫以外還有顧氏喜愛的古錢幣、玉器、秦漢古璽、彝鼎古玩、文房四寶等諸多名類。正是因為顧氏收藏門類的豐富多樣和藏品的高雅品味，才贏得“江南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的美譽。顧雲彬家書中就説：“過雲樓自在必傳，所藏書畫、金石、書籍、古玩悉已歸之。”對於藏品，他要求顧承“託人廣為收羅，以冀多多益善。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湖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也。”
對於藏品的保護與防匪防盜，顧文彬也是反復叮囑兒子須仔細小心。他在信中説:“我家與眉生，蘇城富名不亞盛氏，難保無暗中算計之匪徒，汝可與眉生熟商。前後街道，應增添看守之人，選擇精壯。厚與卒工。家中與松坡熟商，添高坐夜之人，預備金鑼手槍之類，一有警信，鳴鑼放槍，與眉生家聲勢聯絡，是亦守望相助之意。此等小費，必不可惜，否則恐為小而失大也。”可見顧文彬人在外地做官，心卻時刻無不惦記這些來之不易的藏品，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叮囑到位，包括夜晚的值班、與鄰居的呼應，甚至到購置武器、早晚鳴槍示警等一一交代清楚。
如今，大家只關注過雲樓的書畫和古籍，其他重要的收藏不被留意。其實，在過雲樓藏品中，晚清文人金石書畫家所珍愛的秦漢古璽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三、秦漢印
璽愛周秦章愛漢，旁收印記到泥封。
陳吳南北爭雄長。畀汝區區作附庸。
——顧文彬悼兒詩
1997年，由葉潞淵先生主編的《鶴廬印存》在北京榮寶齋出版社正式出版。鶴廬，即顧文彬之孫顧麟士（1865年-1930年），字鶴逸，名麟士，自號西津漁父，別號西津，鶴廬。這本印譜雖然名《鶴廬印存》，其實印譜所集藏的一千多枚印章是顧雲彬、子顧承、子顧滎、孫顧麟士傳授三代，歷時百年精心收集的匯粹珍品。《過雲樓家書》和《過雲樓日記》中，記錄顧氏父子書畫收藏買賣的內容最多。但同時，也可見到很多收藏古璽的記錄。
同治九年，顧雲彬在京城候缺的十個月時間裏，京城琉璃廠街的博古齋、松竹齋、論古齋、潤鑒齋、德寶齋等古玩店舖是顧雲彬經常光顧的地方。《顧文彬日記》記載：同治九年四月初“午後，至博古齋取回漢印一方，獸頭雕琢渾樸，紅白分明，晶瑩透澈”。十六日又記，“往松竹齋，取回石谷《竹趣》卷，往博古齋取回漢銅印兩方，滇（田）黃馬鈕印一方”。同治九年五月三十日，在寄給家裏的字畫和古泉金石雜項家書清單裏，有一項“蠻夷印一方，（一兩五錢）此為秦漢印甚少，價亦不賤，因思唐蕉翁與沈小梅令郎之物，難得如此精而且多，不買畢竟錯過也”。信中提到的蠻夷印，可能是印譜中唯一的一方“魏蠻夷義仟長”官印，此印在顧雲彬九月二十日日記中也有記載，字裏行間可見顧雲彬對古印的喜愛程度。秦漢古印之珍稀，使他又想起一位唐姓藏家的古印，數量多，且都是精品，不買擔心錯過了。這批精品銅印是他心心念念的銘心絕品，於是在同治十年五月廿七日，在家書裏叮囑其子顧承：“宋元其物在唐蕉庵處，蕉庵丁艱閒居，藏物肯散，亦不可知，何不與其所藏漢官印並圖之？胡月樵處漢印已問過，大約已散失，此等物求之不易矣，買物乏資，當向阜康匯付四五金也。”家書中數次提到富藏漢印的唐蕉蓭，即嘉興豐鎮的唐翰題（1816－1882），字蕉庵，曾佐曾國藩戎幕。《嘉興市誌》雲其“收藏在同光間實可甲於一郡也”。信中特別強調不要錯過收藏這批漢印的機會，而且準備重資不能失去這樣的精品。
同治九年十月十一日家書中有記：“又秦印一方五行二字，惜已磨去古銹，得價四金，漢印兩方（一臨水亭侯)，各譜皆未見過，一蠻夷魏印，似我家尚缺此一種，價六兩，又秦印一方，篆文不識，惜已稍磨，張姓所贈，又像形小印一方，不知是秦印，賤值得之”。信中可見彼時得一古印之價昂，也從中可見顧氏收秦漢古璽、肖形、官印、私印的多樣性可見一斑。信中提到的一方“臨水亭侯”官印，在《鶴廬印存》也有記錄，也是唯一的一方“臨水亭侯”，而且“各譜皆未見過”。可見顧氏買下這方印後查閱大量的印譜，未曾刊印過，屬未曾流通過的生貨。同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家書記載在杭州一次購入漢印十余方，精者過半，並且價不貴，得到朋友的嘆賞。
顧文彬收藏古印的記載在其家書和日記裏還有很多，只是書畫和古籍是顧文彬的收藏大宗，聲名之盛淹沒了他其他門類的影響力。
顧雲彬之子，顧承是過雲樓第二代主人，詩文書畫無所不精，特別是在古印方面造詣極深。顧承受其父輩影響集拓《畫余盦印譜》，過雲樓建成後更名為《過雲樓印譜》。可惜顧承英年早逝，顧文彬白髮人送黑髮人，忍痛寫下了上面的悼兒詩。如假以天年，顧承當獲與陳介祺和吳雲一樣的金石學成就。
顧文彬兒輩老幺顧滎於金石書畫亦很有成就，篆刻方面與吳昌碩、趙穆、王大忻交往甚密，其印譜《漢玉鉤室印存》七冊現藏於蘇州博物館。內收顧滎篆刻三十多方，有倣漢印、倣瓦當、倣浙派黃易等多種風格。
過雲樓第三代主人顧麟士秉承家學，耳濡目染過雲樓中各種名藏珍品，在書畫、鑒藏、金石學方面均有極高的成就。著有《過雲樓續書畫記》《鶴廬印存》《鶴廬題畫錄》《因因庵石墨記》等，並出版多種畫冊。與吳大澂一道在怡園創建怡園畫社，畫社吸引了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書畫名家，如吳昌碩、陸恢、金心蘭、楊峴、任伯年、於右任、黃賓虹等。顧麟士作為晚清民國時期的著名畫家，其畫作更是受到時人的追捧，求畫者絡繹不絕。其書畫成就和過雲樓收藏的影響力，使他成為當時畫壇盟主地位。
1889年，顧麟士在“怡園”創建怡園畫社，吳大澂是畫社第一任社長，相互交往甚密，他們常在怡園詩酒唱和，探討金石書畫。後來，顧麟士得到一批吳大澂舊藏的璽印合輯《甄印閣印譜》。1905年，吳昌碩建議改為《鶴廬印存》，但由於客觀因素影響，其生前沒有刊印，直到1997年才由北京榮寶齋出版社正式出版。顧麟士孫輩顧榮木在前言中説起《鶴廬印存》的集藏經過：印譜中有一部分是顧雲彬和顧承集藏，初名《過雲樓印譜》，後傳承至顧麟士。顧麟士將得到的一批吳雲和吳大澂的舊藏，合過雲樓舊藏而輯成《甄印閣印譜》，吳昌碩建議顧麟士付印，並改題為《鶴廬印存》，且為印譜作序。解放前夕，由於戰亂原因一直沒有刊印，直到一九九七年才正式出版。葉潞淵先生在編纂序言中説，吳門望族蒐集金石璽印著名者有二百蘭亭齋、十六金符齋、觀自得齋、攀古樓等，相繼有印譜流傳，各有千秋，而過雲樓金石收藏冠蓋吳門，蔚成大觀。
吳昌碩是對近代海派藝術産生過巨大而深遠影響的人物，是中國近代書畫印的一代宗師。他的藝術成長的中年關鍵階段，就是在蘇州度過的。眾所周知，明清時期蘇州是長江以南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大量文人、官員富商雅聚於此，築園、鑒賞、收藏及詩書畫印的創作。其濃厚的文化氛圍，形成了鮮明地域特色的“吳門派”：繪畫有“吳門畫派”，書法有“吳門書派”，篆刻有“吳門印派”。其藝術成就之高、人員之眾、歷史之久遠和規模之大在中國藝術史中實屬罕見。中年的時期，吳昌碩辭去安東縣令後以敏銳的目光選擇蘇州，他看重的是蘇州的人文藝術環境。在蘇州影響吳昌碩藝術成就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顧麟士。從吳昌碩寫給顧麟士的信札中，不難發現顧麟士對吳昌碩無論是書畫印的創作、臨摹學習、作品的銷售，還是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有極大的幫助和支持。吳昌碩雖然年長顧麟士二十多歲，他們以師友相稱，顧麟士毫不吝嗇地將過雲樓所藏名家字畫借與吳昌碩臨摹學習。可以説，吳昌碩的藝術成就與顧麟士的幫助是分不開的。當然，過雲樓收藏至顧麟士這一代達到最鼎盛時期，跟顧麟士與當時像吳昌碩這樣一批有影響有成就的藝術家相互交流學習，也有很大因素。
一峰亭長，鶴鶴逸，鶴廬主人吳昌碩為顧麒士刻的三方印現藏於過雲樓。
吳昌碩：“鶴逸先生如唔，來印無甚出色，然亦不忘，各二元一方肯售，遵命圈出來數方，祈酌行，‘唯’字清儀老人謂是應對之意，讀作上聲，山東王文敏為簋齋集漢印譜，將‘唯’字印收官印後，謂是漢時小官也，復請道安，弟俊卿頓首，十五日”。從此札的信息中我們得知顧麟士為收藏一方漢印向吳昌碩請教的內容，也可聯想顧麟士在輯纂印譜的過程中有多處吳昌碩的參考。同時吳昌碩也因此有機會接觸這麼龐大的古璽信息量，自然也為他的篆刻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學養。其實在當時，吳昌碩篆刻的影響力大於他的書畫，無論是本身的藝術成就還是作品的市場銷路都優於書畫。故此印譜輯成請吳昌碩作序，也就自然而然了。
我們來欣賞原藏於過雲樓的三方官印和一方私印。
軍假司馬印。此印為東漢早期銅質官印，印面長寬各2.3厘米，高1.9厘米，覆瓦鈕，高1.9厘米。印文為鑿刻，字口較深，文字篆法規整，布局勻滿，典型的流行於西漢後期至東漢時期寬肥滿白文風格。漢朝，司馬掌管軍事之職，假即副職之意，據《漢書·百官志》，將軍皆有部曲，屬官有軍假司馬、假侯，為常設武官。
軍曲侯印。此印為西漢銅質官印，鼻鈕，印面長寬各2.35厘米，高1.8厘米，《漢書·百官志》將軍屬官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比六百石。印文鑿刻比“軍假司馬”稍淺，篆文筆畫略細，結體方正樸素大方。
殿中司馬印。此印為兩晉時期銅質官印，鼻鈕，印面長寬各2.5厘米，高2.3厘米，印文為鑿刻。晉書職官志屯騎等五校尉下有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又輿服志中朝大駕鹵簿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參考羅福頤著《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該印兩行四字，筆畫平直纖細瘦勁，沉着穩健，結體大方，字形飽滿開張，線條鑿刻一絲不茍，章法更是該印的高明之處，四字平分整體偏上，下部大塊留白，形成上密下疏的強烈反差。
張弓始印。此銅質私印，橋鈕，印面長寬各1.65厘米，高1.2厘米。該印印&相對較薄，以篆文風格再結合鈕制，當為西漢中期的一方私印。印文為鑿刻，字體工整，方中略圓，線條粗深，章法上採用四等平分手法，印面布局飽滿。
以上各印包漿醇厚，印面保存非常完好，點畫清晰，古意盎然。四方印中有三方在《鶴廬印存》中有明確著錄，其中“軍曲侯印”雖然沒查到，但從傳世包漿與其他三方印相比較是完全一致的，以俟將來備查。
殿中司馬印還有吳大澂的收藏記錄。200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吳大澂手札》中的花箋上，發現了該“殿中司馬”鈐的印跡。一代金石大家吳大澂將自己集藏的古磚文、銅器、瓦當、泉文等印於自己的專用花箋上，有些在圖紋下面還特別標注題字，如“愙齋摹漢洗文”（吳大澂字號愙齋），有些還在花箋的左下角鈐上自己最喜愛的古璽珍品，且所鈐古璽每一頁都不重復，大多以官印為主。由此可以推斷該《吳大澂手札》所用花箋是吳大澂自己書信的專用箋。其中一張花箋的左下角鈐有“殿中司馬”官印，與《鶴廬印存》中的這方“殿中司馬”完全相合，由是可知該印曾經也曾由吳大澂收藏過。
過雲樓幾代人精益求精努力打造甲天下的收藏王國，其庋藏的法書名畫、古籍善本、金石、古玩等珍貴文物，如今大多收藏在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等國家文化機構。《鶴廬印存》收錄古璽數量達一千多方，吳昌碩在序言中的評價是“博而精”“未可與尋常印譜同類視也”。如今這些印璽分崩離散，大家只能通過《鶴廬印存》中的每一個朱跡去感受它前世今生與顧氏的緣分。
雖然東坡先生説“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但過眼，並不如雲煙。過雲樓，以顧文彬一家數代人的努力，為燦爛的中華文明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玉平，半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