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拒眾流，方為江海。歷史反覆證明，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今年以來，外國政要密集訪華尋求交流與合作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過去，對外開放是中國取得卓越發展成就的制勝關鍵；如今，高水準對外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法寶。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對外開放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的高水準對外開放承載了哪些新使命和新要求？中國應如何深度參與全球産業分工和合作，用好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助力高品質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共同繁榮？近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係列研討會”在深圳前海舉行，與會專家就相關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百年大變局下更要“拉手”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正面臨一種‘有限全球化’的挑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從國際局勢現狀著眼，分析了堅持高水準開放的客觀因素。
圖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他認為，一方面，在經濟民族主義的推動下，西方世界將經濟和産業問題泛安全化，導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迴圈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另一方面，在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搞經貿和技術係統“脫鉤”之時，世界迫切需要中國提供“開放”這一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國際公共品。
而從自身來説，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改革、開放、創新這三大法寶，其中開放尤為重要。“開放是改革和創新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中國過去的幾十年都是以開放促改革。改革的動力往往來自開放，更大的開放才能倒逼改革。”鄭永年説。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看來，要做到中美“掛鉤”不“脫鉤”、合作不對抗、開放不封閉、有飯大家吃，兩個大國真正走向合作共存。同時要把握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在基礎技術實力上跟上不掉隊，在新基建上加大追趕，在應用場景和平臺上開放競爭，在連接和應用上揚長避短，以中國的發展模式在數字賦能、綠色賦能和科技賦能中走出一條新發展道路”。
高品質發展需要制度型開放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對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闡釋了開放對于高品質發展的意義。“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需要開放，這個開放的過程是和平互利雙贏的。”林毅夫表示，中國的發展不僅提高中國人的收入水準，也會給其他國家提供一個越來越大的市場，幫助他們發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擴大市場準入，加大現代服務業領域開放力度”，“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做好外資企業服務工作，推動外資標誌性項目落地建設”……這一係列舉措，表明中國期望在市場型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制度型開放，走出一條以開放、創新驅動改革的高品質發展之路。
對此，張燕生認為，中國要打造一流的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要加強金融、人才和科研以及法治、制度和規則的建設，以“放管服”營造便利化，盡快補齊短板。他還指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這三個經濟合作圈對中國未來的開放至關重要，CPTPP將推動中國制度型開放，DEPA將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的開放，有利于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對接。
全球市場要維護多邊體制體係
近年來，一些國家想強推“斷鏈脫鉤”，構築所謂“小院高墻”，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逆流”。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副部長、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看來，這是由于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不確定性造成的。“要特別重視加強溝通，加強國家、企業、人民之間面對面的交流與合作，重新建立相互信任。”龍永圖表示，中美沒有歷史的恩怨，兩邊的民意基礎很好。現在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係依然很緊密，每天上萬個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頻繁交往。一定要營造良好的民意氣氛，使中美外交有更大的空間和回旋余地。
他表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際上為新的全球化指明瞭方向，中國在全球化方面起的作用就是堅持維護現有的多邊體制和多邊規則體係。他建議要繼續堅持以市場為基礎、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同時加強中美兩國關係的經濟基礎。
對此，鄭永年認為，規則的制定權已成為中美競爭的核心，中國最有效的應對方法就是實施開放，不僅要聚焦投資貿易的數量和品質、技術升級創新等傳統問題，更要注重話語權和規則問題，強化“規則就是生産力”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