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推動前沿藝術觀點的交流，新華網文化書畫頻道特推出《名家藝思錄》欄目，輯錄和展示當代文化大家的文化藝術思想成果。言恭達先生作為著名書法家、文化學者，多年來以其雅正、高格的書法藝術聞名於世，又以其豐富的學識、對書法藝術獨特的見解影響着無數同仁與後輩。其在傳承書法藝術、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績，可謂有目共睹。而《書學散步》正是言恭達先生近年來書學思想的一份結晶之作，將傳統文脈與時代風貌呈現於其中，構成了一道道筆尖上的文化風景。故，《名家藝思錄》欄目特將《書學散步》進行連載，逐期發布，以饗讀者。
言恭達
哲思為文
文/言恭達
哲學的真正價值正在於它具有“無用之大用”。這種“大用”，就是通過“形而上”探索宇宙萬物與人生的“大道”，使人的心性昇華而達到“大智”。被稱為“群經之首”的《易經》，它的基本精神演化於代表中國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道釋之中，而這三大支柱各自有所發展。這三種代表性的哲學思想，包含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中。
中國文化是道的文化。“道”是源頭，是人文世界的源頭。這個“道”逐步抽象並昇華為規律、法則，就是“形而上”的意義。中國書法是線條的藝術，這線條正是“道”的濃縮與符號。中華文化的傳統帶給我們“悟道”——形而上則為道，形而下則為器。“器”的認識容易，古人講“格物致知”，而形而上的“道”要體悟。而中國文化藝術的核心是“中庸”，古人講“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即性，庸即道”，可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中國哲學講“道”。孔子説：“下學而上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表現了一種對超越的追求。“聞道”是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聞於道”“立於道”“志於道”“合於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就是超越的原則。有了道，就獲得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意義。
以人為本的文化建設同樣不能忽視“形而上”的觀照與哲學的論證。鋻於此，心性、人性、生命與人生成為中國傳統哲學核心的問題，形成了以人生哲學為前提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社會的和諧文明，首先當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於人格的分裂與衝突。“大道廢，有仁義”（老子《道德經》）。儒家講求“內聖與外王”。“內聖”——道德修養；“外王”——道統為王。
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揭示文明興衰的謎題， 啟發人類對未來道路的探索。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與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庫與思想資源。他認為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使得中華文明符合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而中國的道教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合理性發展觀的哲學基礎。
中國文化的價值本原，則是一種以儒學為主流的哲理系統。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問題。孔子儒家學説“唯天為大”，這就是中國文化取法“天道”，道生一（天）生二（陰陽）生三（陰陽和）生萬物。“和”是萬物化生的前提與根基，是萬物化一的條件。“取法天道”，天是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故“天道”為“中道”，以天道安排人道，天人溝通，一以貫之。
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想、精神、信仰構成“道”的內涵。孔子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作為人一生精神價值的追求。旨在澄懷，意在明志，不求聞達，更無關涉利。藝術創作具有相對的超功利的純粹性。對“道”的追求，無疑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具特色的價值取向，從而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品質。
言恭達 隸書自作詩《燕剪春風》四條屏
儒家學説的“仁”包容對宇宙萬物的愛。孔子不僅主張將仁愛由親人之情逐步向外擴展，惠及整個人類，還主張“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與自然規律，將對人類的道德人文關懷推及自然萬物，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世界與社會的和諧。這是何等了不起的思想！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歷史和時代的價值！
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孔子關於“仁”（或者説“同理心”）的思想尤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識重新認識人類社會和整個自然界。“同理心”——“仁”，幫助世界凝聚與和諧，組成更大的經濟單元，可以説，同理心就是文明，中國傳統核心文化——“仁”就是文明的象徵。
中國人的理想人性是“仁”，昇華出中華民族“道”的精神。中國人的“文”是“禮”，中國古人是以“禮”來為實現“仁”而服務的。“仁”表現在“愛人”，愛人則通過“忠恕”。“仁”強調的是有愛之心、有親之情，而此愛心與親情則是通過“給予”“奉獻”“尊重”與“寬容”將仁愛精神與情懷錶現出來的。這就是仁道、仁愛，就是中華人文精神、文明的方向。
美國學者傑裏米·裏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書中提出了“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識”。他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而深刻地描述了同理心。道德生活的關鍵在於“恕”，如果一個人站在他人立場設身處地思考問題，那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孔子思想在現代社會還被詮釋為：同理心意識的培養與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家庭、學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這揭示了同理心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明智地告誡人們，同理心是道德生活的關鍵，是衡量人們仁愛之心的標準，它引導我們去追尋人文的精神。
孔子倡導的“仁”的思想，這種“同理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孔子相信，人類個體的自我發展取決於能否促進他人的發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人類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個人只有承擔起個人責任，照顧他人利益，才能促進自我發展。
“大中之道”即中庸之道，這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理念。“中”為適中（不是中央、中心，它不是科學）而取其中點。“恰當的時空限度乃為中”（馮友蘭）。“庸”為按合適的方式做事，是規律或常然之理，常行不變之謂，故“規律”與“常理”是“庸”的內涵。“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程頤）。中庸即是“序”“和”（“序”即“禮”的基本精神，“和”即“樂”的基本精神），所以，中國文化就是禮樂文化。
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説過：“禮和樂是中國社會的兩大支柱。禮構成社會秩序條理，樂涵潤群體內心的和諧與團結力。然而，禮和樂的最好根據則在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一個理想的人，—個理想的社會必須具備禮和樂的精神。
“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心誠的含義不單是誠實無欺，更重要的是虛靈不昧。心誠，必然會有許多神奇不可言喻之藝術感知，才能做到無名有品、無位有尊。
以人為本的文化建設同樣不能忽視“形而上”的觀照與哲學的論證。鋻於此，心性、人性、生命與人生成為中國傳統哲學核心的問題，形成了以人生哲學為前提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社會的和諧文明，首先當是“心性文明”，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個民族如果都充斥着市場化的拜金主義，那是一定沒有希望的！文化的終極目標是文明，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大公”社會的追尋。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對言偃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段話，收在《禮記·禮運篇》，其核心就是“大同理想”。但是“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在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孔子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進而提出“小康之治”。我們現在的小康目標與孔子的“是謂小康”有根本區別，但是“小康之治”畢竟為我們民族帶來實實在在的一步步前進。“小康之治”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的“大順之境”。大同理想—小康之治—大順之境，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追尋。
言恭達 隸書自撰聯
“中庸思想”對書法藝術的創作審美奠定了基本理念，同時，書法藝術形式演變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因此，儒家文化是形成書法法度的基礎。
中國書法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達“極高明”。《禮記》中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由中致和”的書法道路，求“和”，亦即求“無所乖戾”；求“中”，亦即求“得所宜”。
道家的無為思想深深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形成。《老子》中説“道法自然”，《莊子·人間世》中説“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大宗師》中又説“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老子的“玄鑒”、莊子的“心齋”“坐忘”，進入物我齊一、自然超脫的精神境界，均是以虛靜作為把握人生本質的功夫，稱為“大本大宗”。它對書法藝術境界的營造和闡述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老子講“知常復命”“歸根曰靜”。從藝、從文均要回歸到生命的原始，回歸到人生活的常態和常容。心胸開闊，操守嚴謹，道是體，德為用，保持從藝單純的心情、好思的習慣。在求學問、立理念的多重思維選擇中保持“知常復命”，這是中華傳統文化帶給我們的生存智慧。
莊子説：“水靜猶明，何況精神？”守望“清流”，秉持“靜氣”，書家應以平常心走平常路，顯常態而得常容，“知常復命”“歸根曰靜”。明中出凈，必須在靜氣中求得清凈。“靜”與“凈”，前者易，後者難，這就是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淡定、從容的“君子之風”。
説到老子的無為之境，“無”和“為”都是相對的，也是虛實相兼的。這裡的“無”有時是無的“無”，有時是有的“無”，有時是無的“有”。有時又是物質的，有時又是精神的。這裡的“為”也是為而“不為”，不為而“為”，表面看是追求一種“不為”，而又是不為之“為”。其實，這種“無為”思想才是世界的真實的存在，是一切宇宙的秘密所在。
老莊之道，本質上是最高的藝術精神。藝術精神離不開美，離不開樂（快感），藝術創作也離不開“巧”。老莊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是否定世俗浮薄之美，否定世俗純感官性之樂，輕視世俗矯造蓄意之巧，從世俗感官的快感超越上，去把握人生之大樂。要從“小巧”進一步追求“驚若鬼神”與造化同工的“大巧”。老子所追求的由“致虛極”“守靜篤”而來的返璞歸真的人生。我們説，希臘藝術之美在於其“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這種觀念轉移到人的自身，則是與最高藝術合體的人生，純樸淡泊的人生，這種人生即是美，即是樂。
書貴虛靜。老子曰：“知白守黑。”寫實顯動易，留虛得靜難。音樂中有“此時無聲勝有聲”。故無虛安能顯實，無實安能存虛？寫虛時，要寓實於虛，輕中見重，重中見輕，幹筆不枯，濕筆不爛，濃淡見骨，雖拙亦巧，真力瀰漫。
“精、氣、神”人生三寶中，“神”最為重要。養神即養心，心安則神安，神安則體安。所以書家要做到“心態平和”——恬淡虛無，真氣從之（《黃帝內經》）、“心情快樂”——快樂在於發現，在於轉換思維、“心地善良”——智者樂，仁者壽，仁者心地純靜、“心胸開闊”——“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黃帝內經》）、“心靈純凈”——道、儒、釋追求的最高境界，佛家有虛空之心，道家有虛無之心，此比恬淡更高。
虛靜坐忘。“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老莊思想，將“虛靜”作為中國書法追求的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認為“水靜猶明，而況精神？”“精”指虛靜之心，“神”指虛靜之心的活動。虛靜之心，自然而明。這“明”是發自與宇宙萬物相通的本質。此“明”又叫“光”，是人與天地萬物通乎一切，成就一切。這種“明”“光”乃是以虛靜之體為依據的知覺，是感性的，同時又是超感性的。這種“虛靜為體”的藝術心靈，體現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超越性，在有限中呈現無限的生機。
古人有“以天合天”的説法，就是以自己虛靜的天性冥和而為一的“天地之性”。通俗説，藝術技巧的進程先要有法度、有規矩，由法而進入無法，在無法中而又有法。“有法而無法”是將法的規格性、局限性化掉了。這是超越了法的無法，所以在無法中又自然有法。因此，書法藝術創作上貴在“虛處”，而非“實處”，貴在“留白”“造虛”，這是中國書法寫意精神的必須要求。
致虛極、守靜篤，這是每一位文化人最基本的治學態度。養靜氣、信大道，保持單純、恬靜、恒定、誠實與厚重。道為體，大道決定一切，本質決定現象。“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就是古人勸導我們如何在求學問、立理念的多元文化選擇中立住腳跟。
中國書法包蘊的人格理想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藝術創作的心理體驗是書法家對宇宙生命和自我生命的雙重感悟。中國古代對書法的理解是以人文理念為根本支點，從書法的內在精神到技法體系，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內涵。其思想根源是老莊的“天人合一”，其審美情趣是“虛靜”。因此，當代書法的歷史使命是用中國人文藝術的“元語言”融合時代精神去構建當代書法藝術語言與視覺圖式。
言恭達 篆書自作詩《季翁讚》
佛學主張“定生智慧”。定力強，才能有心智了解所未曾了解的。清澈身心，去除邪氣，證悟本源。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佛學教人“一切放下”，其文化價值是彰顯優質人生的入世姿態，即提得起，放得下。
在中國佛家境界中，圓融的境界是一種圓滿的聖境，是最後的正果，上上的境界。這種圓融的境界是書法藝術的“華嚴境界”，它涵蓋了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光明妙境，是一種“道”的顯現。圓融應該是道法自然式的終極境界。所以説書法的終極境界是一種自然圓滿，得大自在之所在。達到心手雙暢、翰逸神飛的境界。
大凡從事書法的人要求他的文化心理境界即書法心態須努力做到“四凈”，即凈心、凈目、凈耳、凈手。唐代大畫家王維提出“審象於凈心”。凈心，既與禪宗思想相通，又吸收老子的“滌除玄鑒”和莊子的“虛靜”思想，強調審美觀照中的虛靜心態，拋棄一切雜念，達到精神的寧靜與純粹。“凈”正是紮在“靜”的根基裏。
嚴羽《滄浪詩話》中評説：“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歷代書家論書講妙悟，品神韻，論理情，更須隨時代。“筆墨當隨時代”最重要的是從作品的線條筆墨中所透析的文采精神是時代的，是時代特質的提純與鑄造。
“書者，心之跡也。”蛻庵太師雲：“書道如參禪，透一關，又一關，以悟為貴。”所謂“悟”者，渙然冰釋，豁然貫通是也。這是一種厚積薄發的境界，是從內心深處爆發出來的一種創作靈感。數十年來學書體會最深的則是“悟道”。書須靠“悟性”之發軔。按米芾所説書家要追求“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的理想境界。
筆法、線條和詩律韻致的交響，這是經歷人世滄桑後禪修外化為鮮活的生命，既豐富又簡約。禪是心境，是生活態度，是對純凈與智慧的追求。尤其詩書中留白造虛的玄妙，以人文的本真，還原為對美的原始衝動和對世界的善待，呈現出樸素的大美。詩書合一的生命感悟，錘煉到終端的就是那充滿個性的墨線與詩韻。看似靜穆卻張揚，看似平淡卻濃烈。當世界華美的葉片在熱鬧中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注：《書學散步》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