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音樂響起來

　　從港&音樂人的粵語、閩南語歌傳唱於大街小巷，到如今越來越多以方言為主要載體的獨立樂隊成為年輕人追逐的潮流，方言音樂的聲量正在不斷增大

　　從自古以來的一次次民族大融合，到如今《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為代表的影視劇大火，也許，胡服騎射、套馬桿的漢子、粗獷的信天游、滑稽奔放的二人轉……本就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基因，這就是中國人的搖滾內核。如今，這份內核正在被喚醒

▲施鑫文月演出現場。受訪者供圖

▲蘇陽在巴西演出。受訪者供圖

▲五條人樂隊在美國紐約演出。新華社記者李睿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胡潔菲

　　“當未來的世界充滿了一些陌生的旋律，你或許會想起現在這首古老的歌曲。”羅大佑曾在《未來的主人翁》中唱道。

　　從港&音樂人的粵語、閩南語歌傳唱於大街小巷，到越來越多以方言為主要載體的獨立樂隊成為年輕人追逐的潮流。方言音樂從遙遠的民歌中汲取靈感，以傳統的中阮、嗩吶、馬頭琴為創作工具，將田野的風、山崗的土、小城的愁寫進鄉音裏。

　　如今，方言音樂的聲量正在不斷增大，成為中國流行音樂這條長河中極具標識性的一段。

方言音樂成“顯學”

　　長調、馬頭琴、呼麥、舌簧一出，現場幾乎雷動，所有觀眾都被點燃了，跟着音樂的節奏蹦起來……玩樂隊近20年，來自內蒙古的“安達組合”真正意識到自己“出圈”，是這兩年的事情。

　　“當時想的是，最多唱一首歌、露個面，就各回各家了，畢竟能聽懂蒙語的人不多，誰知道一下子就‘爆了’。”2023年，“安達組合”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第三季，第一期就拿下第一名。自那之後，隊長那日蘇明顯覺得年輕樂迷多起來了，以前一個抖音視頻評論只有幾萬，現在一下子能飆升到幾十萬。

　　其實，在真正被國內主流、尤其是年輕人“看到”之前，“安達組合”的成績已經足夠耀眼。他們拿過第12屆中央電視台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原生態組團體第一名，專輯《風馬》獲得世界權威音樂雜誌《Songlines》頒發的年度最佳唱片獎，常年在歐美等地巡演，登上丹麥羅斯基勒音樂節的舞&……但真正被國內年輕人看到，綜藝和社交媒體功不可沒。

　　同“安達組合”一樣，近幾年，很多方言音樂的“出圈”，都是依靠現象級綜藝節目、影視作品和社交&&。

　　以客家話為主要創作語言的林生祥，因在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創作的配樂《面會菜》爆火而為大眾所熟知；“還潮樂隊”因給電影《愛情神話》做了配樂《舊社會頂窮的人》，開始被越來越多的觀眾熟知；同樣唱蒙語歌的“杭蓋樂隊”參加綜藝《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吸納了一批“死忠粉”。

　　來自廣東、以海豐方言歌出名的樂隊“五條人”，也有相似的成長路徑。“五條人”成立於2008年，2020年參加了原創音樂綜藝《樂隊的夏天》，收穫大量粉絲。此前，動漫《刺客伍六七》選用了他們的作品《阿珍愛上了阿強》作為插曲，這首“神曲”瞬間紅遍了網絡。

　　如今，“五條人”在社交媒體上有上百萬粉絲。“跟着五條人游海豐”一度成為很多歌迷的選項，海豐這個低調的小城成為年輕人“逛吃逛吃”的熱門目的地。

　　在知名樂評人寧二看來，要論方言樂隊“出圈”的標誌，從傳統只能容納幾百人的livehouse（小型現場演出），到數千人、甚至上萬人的“正經”演唱會，演出規模的變化可被視為重要觀測點之一。

　　2023年7月，“五條人”在廣州舉行了萬人級演唱會“大時代歌廳”。今年5月，同主題、同規模的演唱會在北京落地，預計今年下半年還將在國內其他地方複製落地。

　　“老樂隊”突然爆火，越來越多年輕的方言樂隊也逐漸誕生並嶄露頭角，凸顯出行業的熱鬧景象。

　　雖然已經解散七八年，但以唱滬語著稱的樂隊“頂樓的馬戲團”仍在社交媒體上被頻頻懷念。他們歌裏唱到的紹興路、福州路、昌裏路等關鍵地標也經歷多番變遷，讓聽歌的人對那些年的上海感懷不已。

　　2020年組建的寧波話樂隊“還潮”的團員也毫不掩飾對於“頂馬”（“頂樓的馬戲團”）的喜愛。如同“頂馬”把為申花“噶油”（加油）、“輸忒了”（輸了）寫進歌裏，他們也把寧波話“晝過”（中午）、“晏到”（遲到）寫進歌裏。黏答答、細膩的吳語風格吸引了很多樂迷，“頂馬”原主唱陸晨的朋友當中，真有人以歌為圖，按照歌詞去打卡了一遍寧波的三江口、府橋街、舟宿渡……

　　方言樂隊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國到底有多少方言樂隊？這可能很難回答。但毋庸置疑，它們的獨特性的確吸引了很多音樂廠牌的關注，包括方言音樂綜藝《十三億分貝》、致力世界音樂的北河三音樂廠牌、騰訊音樂人發起的“方言民謠”徵選計劃等，都希望將各地方言元素融入音樂創作，喚起城市人文記憶。

　　換言之，在我們所熟知的、泛化的流行音樂框架中，方言樂隊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姓名”和標籤。

中國人的搖滾內核

　　為什麼要聽、要創作方言音樂？

　　其實，不只是中國人喜歡用方言創作，在海外，用地方口音進行演唱至少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比如，曾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就帶有濃濃的家鄉明尼蘇達州口音；意大利民謠詩人法布裏奇奧·德·安德烈，也熱衷於用熱那亞方言演唱；早期起源於美國黑人奴隸的勞動歌曲的藍調（Blues）也多用方言進行演唱……

　　知名樂評人鄒小櫻覺得，當人們厭倦了傳統唱片工業、流水線式包裝出來的明星和歌手，就天然想要追求一種更加個性化、更有特色的審美體驗，在創作端和鑒賞端都是如此。尤其是在縣域經濟、小眾旅游、返鄉創業的時代浪潮下，方言與流行文化的結合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今年6月，來自四川成都的歌手施鑫文月的專輯《巴蜀文藝復興：第二章》在第二屆浪潮音樂大賞獲得年度其他地方方言專輯獎。被問及為什麼要創作成都方言歌，這位出生於1999年的年輕人的回答言簡意賅，“很簡單，就是好玩。”他説，成都方言裏那些幽默和俏皮，正好契合了他對巴蜀大地的認知，也是自我表達的一部分。

　　被意大利《晚郵報》譽為“當代音樂的馬可·波羅”，意中文化交流與發展中心中方主席張長曉認為，當前，中國年輕群體追求一種更具個性的表達，方言自帶各個地方的歷史基因和地理文脈，在表達上更佔優勢。

　　中山大學漢語語言學教授楊蓓介紹，當前仍活躍在我們生活中的方言，大多從中古音演變過來，各自保留的特色不太一樣。比如，以音調論，中古音共有8個聲調，吳語有5個聲調，同時保留了入聲字、清音和濁音，粵語共保留了9個聲調……由此，方言音樂一方面能喚起人們記憶中“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另一方面又能提供差異化的特徵，滿足人們求新求異的心理。

　　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傳統文化的復興也起到重要作用。寧二覺得，隨着非遺保護、舊城改造、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行，人們對地域文化、方言母語、少數族群、傳統生活等越發關注，大眾對傳統音樂和文化在日常審美層面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升，為方言樂隊的集體誕生提供了一定基礎。

　　被問及用方言創作的初衷，陸晨説，他一直記得自己的少年時代，張國榮、鄧麗君的粵語歌風靡全國，KTV裏，到處是蹩腳、力爭唱出原汁原味粵語歌的愛好者，所以，他也想試試自己的歌能不能唱出家鄉的味道。

　　在陸晨看來，與其説是用方言唱，不如説是用母語唱，“那種親切感，以及所能表達的意蘊，有時候是普通話所不能替代的。”就像他的《上海童年》裏寫到的“六月裏，落雨”，如果用普通話，變成“六月份，下雨”，就很難將江南地區這種獨有的氣候、扎根於上海人記憶裏的那種味道展現出來。

　　那日蘇也琢磨過一陣子“安達組合”“出圈”的原因，他説：“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草原夢’。”點開音樂播放&&“安達組合”的評論區，“我先低頭吃草了，各位隨意”“把車賣了去買馬”“也聽不懂在唱啥，但是坐在上班的地鐵上眼淚唰唰地流，太感動了！”……大量聽眾的熱情被激發出來。

　　這套理論也得到了鄒小櫻的認同。他覺得，也許這就是中國人內心最本源的驅動。從自古以來的一次次民族大融合，到如今《山海情》《漫長的季節》《我的阿勒泰》等為代表的影視劇大火，也許，胡服騎射、套馬桿的漢子、粗獷的信天游、滑稽奔放的二人轉……本就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基因，這就是中國人的搖滾內核。

　　如今，中國人的搖滾內核正在被喚醒。

唱自己的歌

　　如果説20年前，聽眾耳朵被傳統唱片工業下的流行音樂所“馴化”時，突然有一批人開始用方言寫歌，可以稱之為一件很酷的事情。今天，僅僅是用方言唱歌這件事，可能已經不那麼時髦了。與所處的這片土地最真實的牽絆，對方言背後的山川地理、行為生活、地域文化的描寫，成為更多音樂人的追求。

　　提及上海，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會是陸家嘴“三件套”、“梧桐區”的city walk，或者是濱江的國際社區，鮮為人知的是，在滬郊，農業一直有着綿延的生命力，來自上海青浦的一首“田謠”記錄下了這些。

　　2020年，音樂人小河的“尋謠計劃”來到上海，陸晨作為本地音樂人也參與其中，他們在青浦區金澤鎮楊灣村找到了80多歲的倪明生。“狂風暴雨落下來，東南角萬頃枯苗救活來……”從倪明生老爺爺口中，人們聽到了過去上海農民在田間地頭幹活時常唱的《救枯苗》，滬普獨特的發音和節奏下，一段鮮活的歷史得以重現。

　　“用方言寫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意味着你必須挖掘出與這個方言緊密關聯的土地和人文，或者説，創作者首先面臨着‘這首歌為什麼必須用方言唱’的問題。”鄒小櫻説。

　　毋庸諱言，對於中國大部分的方言音樂創作者來説，從“模仿”西方搖滾樂到逐漸找到自身的主體性，最終回歸自我幾乎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回想起來，歌手蘇陽覺得自己創作生涯中，特別值得慶幸的一點，就是生活在西北的小城市，被“投喂”的西方搖滾理論比較少。印象特別深的一次，是30多年前，倒了幾趟公交去一個朋友家借搖滾學教材複印，由於太過珍貴，這位朋友“全程陪同”，生怕弄丟了教材。不過，因為缺乏一些基礎知識，又有語言障礙，蘇陽學得懵懵懂懂，“現在想想，得虧那個時候沒學明白，才有了自己解讀和創作的空間。”

　　蘇陽坦言，自己也曾一度亦步亦趨追逐西方搖滾的那一套玩法，後來逐漸發現“越演越松懈，沒勁，沒意思”。什麼是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歌？他漸漸與過去的自己“決裂”，剪掉了長髮、穿起了黑T、布鞋，像一個真正的西北“老漢”那樣，從西北大地的原生態民歌藝術形式“花兒”“秦腔”“道情”“坐唱”當中尋找到答案。

　　“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旋律都帶有自己的特點，這是我們的基因。”在蘇陽看來，中國人的音樂不是按照規劃的節奏系統，而是派生於語言的。從《詩經》時代，人們反復吟唱“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開始，“比興”的手法就一直貫穿於中國人的文學和藝術表達，如今這種手法被大量保留在“花兒”“秦腔”及一些民歌小調中，這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他想把這種正在流失的、舊有的表達方式找回來。

　　如今，蘇陽的不少歌都脫胎於“花兒”及一些西北小調。比如，最為人所熟知的《賢良》就脫胎於寧夏南部山區的民歌小調《十勸人心》，“石榴子開花嘛葉葉子黃呀，姨娘嘛教子女賢良”，也是用了比興的手法。“就像當代文學特別提出了‘通感’的修辭手法，中國傳統文藝作品，也是觸覺、視覺、聽覺、甚至嗅覺同步的，古老的歌謠裏，這些都有。”蘇陽説。

　　對獨特的節奏和韻律的找尋，也是不少本土音樂人決心要“唱自己的歌”的重要原因。

　　在寧二創辦的“土地與歌”論壇上，很多本土民間音樂愛好者都提出了一個非常共性的問題——沒法用節拍器和校音表。蘇陽覺得，這是因為中國民歌實際上是相對音準，而不是絕對音準，“玩外國人的音樂，不是我們嗓子不夠沙啞，也不是我們不夠玩命，是因為我們的語言和音樂形式是脫節的。”

　　這些年，蘇陽開始確信，每個族群都有自己最舒適的音階，找到那個點，作品就會更有感染力。他也漸漸意識到中國傳統的十二平均律對音樂的貢獻有多大，對於一些探索將民間音樂和現代音樂結合起來的人來説尤甚。

　　施鑫文月也關注到了中國傳統五音“宮商角徵羽”的魅力，並找到它頗具世界性的一面。

　　“人的一生就那麼多時間，與其花時間成為別人，為什麼不花足夠多的時間成為自己？”施鑫文月13歲就去美國讀書，在海外呆了十幾年又回到成都，這種跨文化的經歷讓他對自己出生、成長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讓他更篤定，要寫最熟悉、最讓自己感動的事物，“純粹的國風、不加活化的傳統也不會有生命力，在傳統與現代中尋求一種融合，是致力於吟唱地域文化的歌手永恒的課題。”

同一個世界，同一種感動

　　也許正是因為擁有足夠的主體性和本我特色，中國方言音樂在海外市場的受歡迎程度要遠高於早些年流行的藍調、嘻哈等音樂。

　　包括“二手玫瑰”、“蘇陽樂隊”、“五條人”、“安達組合”、“杭蓋樂隊”、“賽努拜爾”等都有豐富的海外演出經歷，足跡遍佈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蘇陽一直記得2016年去美國的演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舉行了《黃河今流》項目分享會，跟外國人談中國的花兒、秦腔和皮影；舉行了地道的西北風搖滾演出，在金髮碧眼的觀眾面前唱“石榴子開花嘛葉葉子黃呀”……

　　今年7月中旬，蘇陽再度去哥倫比亞參加第34屆麥德林詩歌節的演出。作為詩歌節現場唯一的音樂人，蘇陽最後一個上場，中文歌詞“咿呀咿得兒喂”被翻譯成“yeah yeah，in the wish”，帶動全場大合唱。原定的5首歌唱完，觀眾還久久不願離去，熱情的呼聲中，他又返場唱了一首中國民歌《藍寶石》。

　　與很多具有強烈地域特色的民族音樂組合一樣，“安達組合”在海外出名比在國內出名早。

　　2006年，上海國際藝術節的一天，在看到“安達組合”的演出後，來自美國的蒂姆·皮爾斯萌生了要在美國推廣“安達組合”的想法。隨後，他帶着一群人來到中國，花了3個月時間拍了一部關於“安達組合”的電影。

　　“這個電影當時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各大電影節上播放，甚至製作成了DVD，後來還在網絡電視台進行播放。”蒂姆·皮爾斯説。

　　張長曉長期致力於推動中意文化交流。十幾年來，在他的協調下，包括蘇陽、崔健、張楚等音樂人和“痛仰”、“草東沒有派對”等樂隊都多次在意大利的音樂節上演出，同時，他也積極把意大利的特色音樂引入中國。

　　“每當有中國人演出，當地就有一波小小的轟動，火車站等重要公共場所貼滿了海報。”張長曉説，音樂是一種不管在哪、戴上耳機就能聽的載體，客觀上有利於拉近不同國家人民的距離。

　　為什麼這些帶有強烈地域特色的作品在海外市場格外受歡迎？

　　形式上、唱腔上符合海外人士“想象中的中國”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對於本土方言音樂人來説，在個性之上尋求共性、描寫人類共同的情感，這種追求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底層的邏輯。

　　“五條人”的主創曾多次提到，他們最初的音樂啟蒙不少來源於小語種音樂，然後才是各類實驗音樂和先鋒搖滾。如今，他們也會從愛爾蘭作家貝克特、塞爾維亞導演庫斯圖裏卡、芬蘭導演阿基·考裏斯馬基、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等的作品中尋找靈感。

　　蘇陽也時常覺得，他能在一些非洲音樂中聽到西北民歌的旋律，一些美國的聽眾也反饋，在聽到他的音樂時，會産生一些來自家鄉的熟悉感覺。“今天我們有印第安人的音樂，也有來自中國黃河的音樂，這些都是有個性的，但是我們追求的音樂性應該是一樣的。”

把如水歲月譜成歌

　　如今，方言音樂的價值正得到更大範圍的認可。

　　專業層面，“五條人”、“蘇陽樂隊”和“玩具船長”都已經先後獲得過華語音樂傳媒大獎中的重要獎項；商業上，地方文旅部門加大了對地方樂隊的支持，遍地開花的音樂節和不斷增加的livehouse也增加了方言樂隊展示的舞&；社會層面，將拯救方言的工作寄希望於方言歌曲，當然顯得不那麼實際，但多位方言學研究學者都認為，流行文化對方言的活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汪瑩看來，語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日常使用，方言帶給我們的是多樣性的體驗。隨着現代社會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不斷增大，方言的消損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方言樂隊對地域文化的挖掘延緩了方言消逝的速度。

　　張長曉則認為，唱片工業時代，大眾所能看到的都是唱片公司製作、分發、營銷的內容，人們能做的就是被動接受，但隨着抖音、微信等社交&&出現，方言樂隊這類小眾文化開始獲得流量，受眾可以篩選喜歡的音樂品類，這體現了行業非常進步的一面。

　　方言音樂人也保持着對行業變化的敏感，在紛擾中做出自己的判斷。

　　比如，人工智能時代來臨，創作者會不會感到焦慮？

　　今年4月，“五條人”在社交&&發布了一條試聽AI創作歌曲的視頻，聽完之後，“五條人”主唱仁科長舒一口氣，“看它寫成這樣，我就放心了，踏實了。”在他看來，人工智能創作的歌曲，“就像是雞精和味精撒在橡皮筋上，沒有任何人類可以食用的東西，全是塑料。”

　　如何在擁抱商業的同時擁抱人文主義、人本主義，追尋一些不那麼“塑料”的東西？

　　對此，施鑫文月立場鮮明。他覺得，有時候，一個新鮮的潮流出來，大量的人蜂擁而上，就像100匹狼去搶一塊肉，但沒有人去思考，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好東西，就像midi音樂合成器和AI，看起來很好用，但缺乏了對音樂和生活本身最基本的敬畏。

　　“話説回來，如果你寫的東西還不如AI寫的，那就該自己反思了。”施鑫文月笑説，不管如何，不能讓聽眾吃“發黴的麵包”。

　　悠悠歲月，漫長又短暫。今天，方言樂隊的熱鬧可以持續多久，又如何應對不斷變幻的外部環境？面對越來越挑剔、被新鮮感“慣壞”的耳朵，是該迎合還是固守？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充滿了不確定性。

　　但無論如何，在城市與鄉村，在高樓大廈與阡陌田野間，方言樂隊始終展現的是對今天所處時代的關照。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像寫詩一樣寫歌，像生活那樣唱歌，唱歷史變遷，唱山河歲月，方言歌曲的回音恒久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