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譜新歌長短句，南朝樂府肇胎初

　　▲2023年10月15日，葉嘉瑩在中華詩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華社記者孫凡越攝

　　【編者按】2022年年初，本報《草地》周刊開始連載葉嘉瑩先生講授詩歌的課程，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到2023年底，這一系列課程已全部刊載完畢。徵得授權，《草地》周刊將繼續連載葉先生早年講授唐宋詞的課程。葉先生從詞的起源講起，將唐五代兩宋著名詞人的生平及詞作特點一一道來，帶領我們了解詞的源流演變，感悟詞的美感特質。讓我們跟隨葉先生的講授，繼續領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美。

　　葉嘉瑩講授

　　陸有富整理 於家慧審校

詞産生的時代背景

　　詞的産生是從中晚唐開始，到五代才興盛起來。唐以後就是五代，包括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為什麼都加一個後字？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已經有梁、唐、晉、漢、周這幾個朝代。跟五代同時的，在南方有所謂十國，這段時間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漢唐是中國歷史上最興盛、最光榮的兩個時代。中國從那麼興盛的、統一的大唐時代，怎麼就演變到這樣的一個大分裂時代呢？唐朝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以後的唐朝，有幾大政治上的弊病，一個是宦官專權，一個是藩鎮割據，還有朝廷裏面大臣們的黨爭，李商隱（李義山）就是陷身於朝廷的黨爭之中的。

　　李義山寫過一首很長的詩，他説那些老百姓，餓死在道路上都沒有人管，大白天的正午就有人來搶劫你，而搶劫你的人有時候是沒有飯吃的貧苦的人民，有時候是那些做官的人，他們以巡防、巡守之名行搶劫之實。李義山的那首長詩是“行次西郊”，就是寫他在長安附近的西郊所看到的亂象，一共押了一百個韻，所以叫《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唐朝末年天下大亂，皇帝的權勢完全失去了，藩鎮一個接一個起來了，最後朱溫把皇帝廢了，自己做皇帝。地方的軍閥也割據一方，造成一個又一個分裂的小國，就是五代十國。而詞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中産生的。

　　既然當時是在這樣的戰亂痛苦之中，那麼詞豈能不反映民間的戰亂和疾苦？可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晚唐五代的詞彙編成的一本很有名的集子，叫作《花間集》。裏面晚唐五代人的作品，內容很多是男女的閨情，有的是離別相思，有的是歌舞宴樂。除了《花間集》，還有一本王重民編輯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曲子詞集》裏面收的很多是民間的歌謠，所反映的方面比較廣，有反映邊疆戰爭的，有反映戰士思鄉的，有表現忠愛的，還有佛教的歌曲。當然，古今中外一切歌謠都免不了的是，一定要有愛情的歌曲。因為愛情是人類最原始、最基本的感情。無論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無論是文士，還是民間，都不能避免。《敦煌曲子詞集》裏面反映的方面比較廣，可是到了《花間集》這個文士的作品裏面，它的內容就比較狹隘了，就大半是男女離別相思的曲子了。

　　為何如此呢？中唐以來，宦官之專權、藩鎮之割據、朝廷之黨爭，養成社會上一種風氣，就是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享樂。而且有時候越是在戰亂之中，越是沒有希望、前途的時代，如果有人能茍安一時，更會追求享樂的生活，而人民當然是痛苦流離的。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偏安在一個角落的小朝廷，因為覺得國家、朝廷是沒有出路的，所以那些在上面的人，那些士大夫階級的人，那些做官的人，就一心一意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享樂。當時大部分人民沒有受教育，不認識字，不會把自己的作品用文字記錄下來，沒有人把他們的作品收集起來編輯整理。而《花間集》是後蜀的趙崇祚編選的，他是屬於士大夫階級的，《花間集》中所收的作品都是五代十國這些士大夫的作品，而這些小朝廷的士大夫所追求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和享樂。所以越是這樣戰亂的時代，越沒有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

詞與絕句之關係

　　我們説了詞的內容形成的原因，可是從詩歌形式的發展歷程看，為什麼在晚唐五代的時候，忽然間有一種不整齊的長短句、流行的歌曲興起來了呢？如果説我們中國舊詩的傳統，除了漢朝的樂府有那種完全自由的雜言體式之外，大半都是五個字或七個字整齊的齊言，那麼中晚唐以後突然産生了這樣長短句不同的歌曲，原因是什麼？

　　詞是按曲填詞的歌詞，它的特色是先有曲調後填詞。像《詩經》和漢樂府，是先有歌詞後譜曲子的。如果把這种先有曲調後填詞的起源，推到更早去，什麼時候中國流行了先有曲調後填詞呢？是南北朝的時候。南北朝的齊梁也是偏安的，也是小朝廷。齊梁的君臣，也耽迷在這種歌舞享樂之中。所以詞從最早的起源到《花間集》，都是受到這個影響的。

　　詞又被稱為“長短句”，體現了詞的文體形式上的特色。從詩的七言、五言到詞的“長短句”，關於詞體的興起與詩的關係，有很多不同的説法。有人認為唐詩絕句這種體裁本來也是可以吟唱的，唱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有泛聲，有的時候有聲詞，有的時候有疊句。

　　泛聲，即有聲無字，歌者有時只是拖長一個音，可是沒有一個實字。聲詞，就是樂府詩裏的“妃呼豨”“上邪”；還有唐朝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竹枝》《楊柳枝》等曲調，這類絕句是加有聲詞的。有時在每一句的後面加兩個字：“竹枝”或“女兒”。唱一句詩，後接“竹枝”，再唱一句詩，後接“女兒”。“竹枝”和“女兒”與詩歌本文沒有很密切的關係，就是一種聲詞。

　　關於疊句，唐朝“旗亭畫壁”的故事可以證明。高適、王之渙等詩人在旗亭聚會時，隔壁歌女也在飲酒唱歌，唱的就是當時的絕句。於是，他們幾個詩人就比賽，歌女唱到誰的詩，誰就在墻上畫一條線，看誰的詩最受歡迎。由此可知，唐朝的七言絕句是可以歌唱的。唐朝詩人王維的《渭城曲》，別名《陽關三疊》。近代的歌曲家還曾經把這首詩譜成可以歌唱的歌曲，叫做《陽關三疊》。這首詩是這樣寫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句頭兩個字是“渭城”，所以就叫做《渭城曲》。而最後一句有“陽關”，唱的時候又有三次重疊，所以又叫《陽關三疊》。是怎樣的重疊呢？本來有很多種説法，有人認為最後三句整句都重疊，有人認為只有最後三個字重疊。現在一般比較通行的説法，是從第二句以後，每一句的最後三個字都重疊。無論如何，都有三次重疊，所以叫做《陽關三疊》。以通行的説法來比方，“渭城朝雨浥輕塵”，是七個字，但是第一句不重疊；“客舍青青柳色新”也是七個字，重疊“柳色新”，那就變成另一個三字句，即“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接下來是“勸君更盡一杯酒，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這樣就叫做疊句。

　　很多人以為詞的興起是受了唐朝唱詩方法的影響，可是這種唱法跟我們所説的填詞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因為不管是《竹枝詞》後面加了聲詞“竹枝”“女兒”，或者是王維《渭城曲》的疊句，基本上還是一首七言絕句的形式，並不是按照曲調來填寫歌詞。

詞與俗曲之關係

　　先有曲調後填詞的方法，叫做“按曲填詞”。其源起是在南北朝齊梁之間，而我們現在所要講的詞的時代，是晚唐五代和北宋南宋。

　　南北朝的時候，齊梁之間已經有了按曲填詞的風氣，歷史上記載了很多例證。梁武帝曾經作《江南弄》一曲，這並非他首創，曲子的來歷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個民間流傳的曲子叫《三洲曲》，一個叫釋法雲的和尚把它改成了《江南弄》。與此類似，齊武帝時還有一個和尚叫釋寶月，他也曾經作過一個曲子，叫做《估客樂》。為什麼這些老和尚對這些歌曲有這麼大的興趣呢？

　　詞的起源與和尚有很密切的關係。大家會覺得這很奇怪，因為詞在開始的時候大多都是很香艷的、寫男女愛情的歌詞。敦煌曲子詞是詞現知的最早形式。在敦煌石窟裏發現了很多唐朝抄寫的佛經，也發現了與佛經同時抄寫的當時流行的俗曲。很微妙的一點是，這些俗曲往往就抄寫在佛經手卷的背後。僧人與流行音樂的關係，不止在敦煌石窟裏可以看到，事實上早在齊梁之間，僧人就跟音樂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因為佛教很講究梵唱，就是一種佛經的吟唱，而中國的詩歌注重平上去入四聲的分別，也是從齊梁之間開始的。當時，中國開始反省語言文字的特色，發現中國的語言文字是聲母和韻母的結合，是單音的，可以有四個聲調。為什麼齊梁間才注重到呢？這也與齊梁之間佛教盛行、流行梵唱有關係。因為要學一種外來的語言——印度的梵文，要學它吟唱的方法，對這種語言的規律有了解之後，有所對照，才開始有反省，才注意到中國的文字可以分為聲母和韻母及平上去入四個聲調。此種機緣的産生，事實上是因為齊梁這兩個朝代的皇帝都非常信佛，唐朝的杜牧有一首詩，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煙雨中”。因為南朝的皇帝們推崇佛教，民間就注重佛教的梵唱，也因此就對中國文字的聲調、對音樂有了更精密的講究。而僧人們因為精通梵唱，所以對音樂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作了很多曲子。

　　這種佛教跟歌曲的關係一直到唐朝也是如此的。根據《高僧傳》和《續高僧傳》記載，在唐朝的時候，很多老和尚在佛寺裏面講經，他們不僅唱佛經的曲子，也唱俗曲。當時有一種高僧講經梵唱的聚會，叫“落花大會”。這些老和尚上&去講經梵唱的時候，説“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隨物讚祝”就是他隨便找一個物、找一個題目，就可以把它描寫、吟唱一番；“其紛若花”是題目各色各樣、各種內容；“士女觀聽”，這些男士女士來聽梵唱；“擲錢如雨”，把錢丟到講&前面去，像下雨那麼多。當時有幾個非常受歡迎的老和尚，這些老和尚出場，坐在那裏還沒有張嘴，台下丟的錢就把他的座位給蓋滿了，可見聽眾甚多。

　　現在我們舉兩個齊梁之間這種曲子的例證。梁武帝寫過一首曲子《江南弄》：“眾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眾花雜色滿上林”，是説有很多花開了，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開滿上林。上林就是上林苑，皇帝的花園。“舒芳耀綠垂輕陰”，“舒”是展開、打開，“芳”是香氣。這句是説花的舒展，發出香氣。“耀綠”，“耀”是很有光彩，綠的葉子很有光彩。“垂輕陰”是説不但枝葉有光彩，而且有很茂密的樹蔭。“連手躞蹀舞春心”，宮中的這些女子們就把手拉在一起，“躞蹀”就是一種向前走向後走的跳舞動作。“舞春心，臨歲腴”，是説她們跳舞時表現了春天百花齊放的盛時的欣喜和快樂，而且她們正遇到一個美好的豐收的盛世，這當然是歌功頌德了。“中人望”，“中人”是皇宮裏的人物，他們就看這些人跳舞。“獨踟躕”，這是帝者自況，説我目睹此景，就走來走去很得意的樣子。

　　看這首曲子的形式，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是七個字，後面有四句三個字一句的句子，整首曲子是七七七三三三三的形式。當時有一個大臣叫沈約，他也作了《江南弄》，形式跟梁武帝一樣，也是七七七三三三三。可以去看一本書叫《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裏面記錄了這《江南弄》，也記錄了釋法雲把《三洲曲》改作《江南弄》的事，裏面收的南朝梁國君臣所作的《江南弄》的曲子很多，所有《江南弄》的形式都是七七七三三三三，也就是説，所有人寫的形式外表都是一樣的，這是按照曲調來填寫詞句的一個非常好的證明。

《花間集》的編選

　　當時還有一些民間流行的俗曲，也是同樣的曲調配以不同的歌詞，比如《五更轉》《十二時》等。很多俗曲都是如此，可是我們現在所念的詞為什麼沒有這些俗曲呢？

　　後蜀趙崇祚在編選《花間集》時寫了一篇序文，解釋他編選的態度和緣由。“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這個集子裏所收的是什麼環境中的作品？是“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這些歌詞是寫在這一葉一葉，我們現在用“頁”，就是一張一張、上面有印花的美麗的箋紙上的。而這些花箋上的曲詞，是交給美麗的歌女，讓她們敲着檀板的節拍去歌唱。“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之所以要寫成美麗的歌詞，為的是增加女孩子美麗的姿態。“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庶”是希望，“資”就是增加，“西園英哲”是貴公子。為什麼説“西園英哲”是貴公子呢？中國的文章喜歡用典故，在三國曹魏的時候，曹丕、曹植兄弟們跟當時文士常常飲宴聚會的那個地方就叫西園。曹植寫過兩句詩，“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他們所游的那個地方就叫西園，他們游的時候都坐著車，車上都有車蓋。所以趙崇祚説這些美麗的歌詞是讓那些西園的貴族們，那些有才學的人們用來增加他們坐車游玩時的歡喜和快樂，南方那些美麗的女孩子，就不要唱坐船採蓮時唱的俗曲了。

　　趙崇祚説他所要蒐集的是文學的曲子，是寫得非常香艷美麗的歌詞。因為詞在音樂上的起源是俗曲，這些曲調從音樂的性質來説是美麗的，可是從士大夫、貴族文人的眼光來看，這些歌詞是不美麗的。所以他們就把這些曲調拿來，由文士填詞，再交由歌女歌唱，《花間集》裏所編輯的大都是這樣的文士作品，都是香艷之詞。

文人詞的曲調來源

　　在文學史上，這些俗曲沒有流傳下來。大家所能夠看到的，最早的唐五代詞人的選本，是像《花間集》這樣由文士編選的香艷的歌詞。直到晚清敦煌石窟被發現後，我們才知道這些文士作歌詞以前，民間就有這麼多流行的俗曲歌詞，也都是按照曲調來填詞。關於這些曲調的來源，大家可以參考夏敬觀的《詞調溯源》，書的題目就是推求曲調來源的意思。

　　文人詞的曲調也來自民間，舉一個例證來説明。相傳李白作《菩薩蠻》，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龍榆生曾在《唐宋名家詞選》中説：“唐詩人以李、杜最為傑出。白所作詩歌，每喜沿用樂府舊曲。世傳《菩薩蠻》《憶秦娥》二調，黃花庵所稱為‘百代詞曲之祖’者，有人據蘇鶚《杜陽雜編·卷上》，以為《菩薩蠻》曲調，大中（宣宗）初始傳入中國，白不得預為填詞。然明皇時，正值新興樂曲盛行，《菩薩蠻》曲已見於崔令欽之《教坊記》。令欽亦開元時人。域外樂曲，隋唐間次第傳入者甚富。以白之天才橫逸，偶爾興到，依新聲作長短句，亦非絕對不可能。近人楊憲益主張‘菩薩蠻’乃‘驃苴蠻’或‘苻詔蠻’之異譯。其曲調乃古緬甸樂，開、天間傳入中國。李白原為氐人，或已於幼時熟習此種曲調。約當二十五歲左右，曾徘徊襄、漢間，可能於湖南鼎州滄水驛樓，題此曲辭云云。”

　　現在世上所流傳的李太白的這兩首《菩薩蠻》和《憶秦娥》，在黃昇所編《花庵詞選》中，被並稱為“百代詞曲之祖”，李白也因此是歷代詞曲最早的一個作者。但是民國初年，有人根據蘇鶚的筆記《杜陽雜編》來質疑這種説法。《杜陽雜編》説，唐宣宗大中初年，有女蠻國到中國入貢，這些遠方來的朝貢者，穿的衣服像佛教裏面菩薩的裝飾，所以《菩薩蠻》是因歌咏這件事情得名的。據此推論，李白在宣宗以前不能夠預先填這個詞，也就不可能是這首詞的作者。

　　可是龍榆生不這樣認為。他説唐玄宗時，正是新興樂曲盛行的時代。因為唐玄宗是懂得音樂的，曾為楊貴妃作《霓裳羽衣曲》，還培養唱歌的人才，即“梨園子弟”。唐人崔令欽的《教坊記》收錄了到唐玄宗為止的歌曲，其中就有《菩薩蠻》。龍榆生認為，崔令欽也是開元時代的人，而隋唐之間，中國和外國有很多交流，唐朝的皇帝也喜歡音樂，因此外國的樂曲隨之傳入。以李白的天才，偶然把一個新的曲調填寫成一種新的長短句，不是絕對不可能。楊憲益翻譯了全部的《紅樓夢》，他主張説“菩薩蠻”乃“驃苴蠻”或“苻詔蠻”之異譯。楊憲益懂很多種外語，他説這是緬甸話，因此可以推論是緬甸的音樂傳到中國來的。

　　關於《菩薩蠻》這個曲調的來源有多種説法，有的可以查考，有的不可以查考。不同詞牌的曲調來源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所以我推薦夏敬觀的《詞調溯源》作參考。

　　現在我們把詞興起的最早來源説了。那麼，在政治敗壞、戰亂頻仍的晚唐五代，《花間集》裏所收的男女閨情、相思怨別的歌曲，有什麼樣的價值和意義呢？我們將在下一講中解答。

（未完待續）

　　本文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託項目“‘中華詩教’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項目編號：18@ZH026）、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創新團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教育與研究”（項目編號：NMGGIRT2224）、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委託項目“中華詩教當代傳承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TJWHSX2301)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