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極“科考聖地”，漫漫極夜裏的中國“守夜人”

　　11月10日，在挪威斯瓦爾巴的新奧勒松，北極黃河站越冬站長、中國極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斌在拍攝極光。

　　11月12日，在挪威斯瓦爾巴的新奧勒松，李斌在檢查設備。

　　11月12日，在挪威斯瓦爾巴的新奧勒松，李斌（右）與西班牙科考隊員蘇珊娜·加西亞·埃斯帕達交流。

　　11月12日，在挪威斯瓦爾巴的新奧勒松，李斌向記者介紹如何防北極熊。

　　在人類對極地的探索中，一個名為新奧勒松的小鎮扮演着重要角色。這裡不僅因極北的地理位置而世界聞名，還因深入的極地科學研究而備受矚目。屹立於這裡的北極黃河站，是中國在極地科考中的最北據點。今年冬天，在太陽從不升起的漫漫極夜裏，越冬站長、中國極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斌成為黃河站唯一的駐守者，他與孤獨為伴，通過對極光的觀測，為中國空間物理研究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貢獻。

黃河站的“守夜人”

　　新奧勒松處於北緯79度，位於挪威斯瓦爾巴群島上的最大島嶼——斯匹次卑爾根，是人類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點。這裡有着長時間的極晝和極夜：從4月下旬到8月下旬，蜂擁而至的游客能在午夜看到仍未落下的太陽；而從10月下旬到次年2月下旬，這裡的居民要經歷長達120多天的連續黑夜。

　　如果不是因為發現了煤礦，人們可能不會在上個世紀初就來到這個極北之地。在因煤而興的同時，許多探險家也看上了這個離北極最近的人類定居點，他們在這裡整理裝備、躊躇滿志，準備前往1200公里外的北極點，將自己的名字寫在人類的榮耀簿上。1926年，已征服南極點的挪威探險家羅阿爾·阿蒙森（Roald Amundsen）與同伴一起搭乘飛艇從這裡出發穿越北極點上空，成為世界上首個到達南北兩極的人。

　　就在阿蒙森出發前往北極點的前一年，中國加入了《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有權自由進出北極特定區域，並依法在該特定區域內平等享有開展科研以及從事生産和商業活動的權利，包括狩獵、捕魚、採礦等。但在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這一權利只落在紙面上，中國未能在北極科考領域取得突破。

　　近80年後，中國人終於在這片被極地科學家稱為“科考聖地”的小鎮上佔據了一席之地。2004年，在一棟曾是煤礦工人宿舍的二層小樓門前，巍然屹立起一對石獅。走近這棟極具辨識度的建築，“中國北極黃河站”幾個字映入眼簾。

　　極地只有冬夏兩季，以3月和9月為界。新奧勒松的夏季是喧鬧的，在太陽永不落下的極晝時節，黃河站會迎來數十位來自國內各個研究機構的科考人員。他們徒步、乘車或乘小艇外出，進行冰川、土壤、大氣等各自研究領域的實驗，有時會與北極狐、海豹和北極熊不期而遇。

　　而在冬季，由於處於極夜，很難外出考察，只有進行空間物理觀測的研究人員才會留在這裡。而對於以極光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李斌來説，極光在極晝的夏季是無法觀測的，這讓他成了黃河站的越冬“守夜人”。

　　李斌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起床後，與國內的同事對接工作；在國內的下班時間過後，再與家人視頻聊天；晚上6點過後，他進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候，要操控分別設於新奧勒松、斯瓦爾巴群島首府朗伊爾城和冰島凱爾赫的三套極光觀測設備，直至深夜。這些觀測設備的數據會被上傳到中國南北極數據中心的網站上，供全世界極光研究者、愛好者瀏覽和下載。

　　如果當天有強烈的極光爆發，李斌還會拿起相機，走出溫暖的小屋，在數十厘米厚的積雪中安上三腳架拍攝極光。如果當天下起大雪，他還要冒着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的嚴寒，徒步數百米，檢查黃河站的天線和極光觀測設備，確保無虞。

　　新奧勒松有一個食堂，為各國科考人員定點供應早中晚三餐。由於不得不熬夜工作，李斌經常會錯過早餐。中午12點左右，他會走過僅有微光的小鎮，去食堂吃第一頓飯。而在深夜，飢餓難耐的他也時常會打開一盒泡麵，或一盒三文魚罐頭。

　　全世界可以研究極光的地方有很多，但新奧勒松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北緯79度的高緯度。“極夜在正午也是黑夜，我們可以在黃河站看到日側極光，這與其他地方看到的夜側極光不同。”李斌説，日側極光指的是正午時分的極光，科學家可以通過觀測，了解地球粒子逃逸的過程，“簡而言之，通過日側極光，我們才能了解地球大氣消失的過程，知道地球大氣是在凈流入，還是在凈流出。”

　　黃河站是我國緯度最高的極地科考站之一。但得益於北大西洋暖流，這裡的冬天並不像南極腹地那麼寒冷。李斌告訴記者，雖然下雪頻繁，但這裡冬天的平均氣溫大約零下十幾攝氏度，如果不颳風的話，體感溫度並不算太低。而在相同緯度的南極大陸，冬季氣溫可能低至零下60攝氏度以下，要在那裏越冬非常困難。直到現在，中國科考隊員只在長城站、中山站等南極科考站越冬，還未實現在崑崙站等南極內陸站越冬。

“半路出家”的極光研究者

　　很多人看過極光，但對極光有更深層次了解的，一般是空間物理的研究人員。李斌試圖用淺顯的語言給記者解釋：極光是一種等離子體現象，主要發生在具有磁場和大氣的行星上。地球上的極光，是由於來自磁層和太陽風的帶電高能粒子被地磁場導引帶進地球大氣層，並與高層大氣中的原子碰撞造成的發光現象。

　　極光通常為綠色和紅色，“美麗”“神奇”往往是許多人對極光的第一印象，而身為研究極光的科研人員，李斌時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研究極光有什麼用？”

　　“研究極光從通俗意義上來説，無法解決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但對於空間物理來説，它為無數科學家提供了重要的數據，也豐富了人類對地球磁層的了解。”李斌説，通過了解地球磁層的狀態，人類才能更好地掌握地球空間環境的規律，而這對衛星發射、航空航天通訊等領域都有重要的意義。

　　李斌説，極光就好像地球高緯度空間的“雨雪”。對於高緯度地區的電磁設施來説，會受到空間環境的影響，比如一些通訊導航衛星、輸電網絡等，受周圍的電磁環境影響都比較大。如果人類能通過極光觀測，推算出空間中磁爆發生的時間和強度，採取一系列應對措施，就能降低磁暴對電磁設施的影響。

　　“人們出行都會看天氣預報，極光就是地球空間的一種‘天氣預報’。”李斌形象地解釋，“當人類能夠比較頻繁地離開地球，去月球和火星旅行，我們對於空間的‘天氣預報’就會有更大需求。在並不遙遠的未來，我們會需要關注太空中的‘風雨雷電’，並依此調整自己的太空旅行。而對極光的觀測和研究，正是空間‘天氣預報’的必經之路。”

　　“我們不能因為極光目前‘沒有用’，就不去研究它。你去探索自然界一種未知的現象，這就是科學的本質——滿足人類的好奇心，而不是去應用。我們只有先去了解，才能討論如何利用。”李斌説，作為自然科學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滿足自己對自然界的好奇心。能讓工作與愛好相結合，其實是件很幸福的事。

　　與“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員不同，李斌在本科時的專業是印刷工程，碩士期間的專業是等離子物理，直到博士才開始涉及空間物理。他研究極光，不僅用實驗設備，還用自己的單反相機。他會用幾分之一秒的短曝光來連續拍攝極光的瞬間，從中找尋極光的變化規律。在研究極光的過程中，攝影、等離子物理、空間物理，本科到博士的專業課都派上了用場。

　　2018年在黃河站越冬時，李斌在一次拍攝極光時發現，極光弧的底部有一些小的極光帶。從極光的原理上這是不應該出現的，他立刻用相機拍下來。隨後他請教了眾多業內專家學者，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新發現。經過幾年的觀測與研究，他把這種現象命名為“極光漣漪”，目前正着手撰寫論文介紹這一現象。他認為這一現象有可能反映磁層和電離層如何作用於大氣環境。

　　李斌經常説，自己是“半路出家”研究極光的人，因此比較理解一個普通人對極光能理解到什麼程度。“我不會像一些科班出身的人，描述極光都用非常專業的詞彙。我希望用生動的、能讓人聽懂的語言來描述極光，讓更多的人了解極光。”

　　在新奧勒松，研究極光設備最全的是中國北極黃河站。此外，挪威極地研究所等機構也在研究極光。李斌認為，不同國家在這一領域不存在明顯的競爭。“對於自然現象的觀測，大家都是‘做加法’，希望獲得更多的數據，包括黃河站在內，大家都會把這些數據與同行共享，這對科學研究是更有利的。”

與危險和孤獨相伴的科考隊員

　　對人類來説，極地總是與危險相伴，即使有着豐富的經驗，也難免遭遇意外。1928年，功成名就的阿蒙森為營救自己的好友、曾一同前往北極的意大利探險家翁貝托·諾畢爾（Umberto Nobile），乘飛機前往北極地區，從此失蹤。

　　近100年後的今天，儘管科技水平和保障能力已經大幅提高，不期而遇的風險仍然是每個極地科考人員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新奧勒松所在的斯瓦爾巴群島，幾乎每年都有北極熊傷人的事件發生，也有一些人為了自衛，不得不開槍射殺突然遭遇的北極熊。因此，包括黃河站在內，新奧勒松小鎮上所有建築都不上鎖，以供遭遇危險的人進屋躲避。所有的房門都向外開，因為北極熊只會推門，不會拉門。

　　黃河站夏季站長、中國極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何昉講述了今年夏天發生的一件事：一天早晨，科考隊員們乘船去冰川做實驗，而他在站內留守。另一個科考站——德國法國聯合站的一位隊員急匆匆跑來告訴他，冰川附近的觀測小屋附近發現了一頭正在撕咬馴鹿屍體的北極熊，可能對科考隊員造成威脅。由於當地沒有手機信號，他立即用對講機緊急通知考察隊員們盡快回到站裏，幸好提醒及時，隊員們避免了與北極熊“狹路相逢”。

　　冰川融化也是夏季科考的一大挑戰。“我們有很多的科考項目需要走到冰川的前緣，甚至在冰川上進行一些採樣作業，夏天冰川融化比較厲害，風險就很大。”何昉回憶説，冰川裂隙有時候光憑肉眼看不清楚，行走時有可能失足跌入裂縫。

　　在醫療條件有限的極地，當意外發生時，不同國家的科考隊員會守望相助，共渡難關。李斌記得他2015年至2016年在南極中山站時，遇到一起某國科考隊員受重傷的緊急情況。當時鄰近的中國、俄羅斯、印度三個科考站的隨隊醫生會診，對該隊員進行緊急搶救，為其轉運回國贏得了時間。當得知該隊員回國後歷經多次手術終於轉危為安，每位參與救治的隊員都松了一口氣。“救治他的時候，我一直在手術室，當時非常緊張，傷者手臂的骨頭伸出來把隊服都戳破了，讓我非常難過。”李斌回憶道。

　　除了危險的考驗，人在長期處於極夜時，心理和生理上都會面臨巨大挑戰。這一點，在南極中山站、長城站和北極黃河站均有過越冬經歷的何昉深有體會：“尤其是在北極黃河站越冬時，站裏往往只有一個人，要在沒有白晝的情況下待好幾個月，需要很好地調整自己的心態，並時刻校準自己的生物鐘，才能適應這種不分晝夜、與世隔絕的環境。”

　　確實，在這個冬季僅有數十人的小鎮上，在漫長的極夜中，能做的消遣也實在有限，就連食堂裏過期雜誌上的數獨填字游戲，都被這些科考隊員填得滿滿當當。

　　李斌説，自己每天都會收到國內同事的信息，與家人也會每天視頻連線。與此同時，在人跡罕至的北極，不同國家的科考隊員會更加抱團互助。每天去食堂吃飯時，如果看到有其他國家的科考隊員心情不好，或者幾天沒來吃飯，大家都會關心詢問。

　　有人選擇離開。李斌的好友、意大利科考站隊員西蒙內塔·蒙塔古蒂（Simonetta Montaguti）已經決定辭職，不再從事極地科考工作。説起西蒙內塔，李斌眼中滿是敬佩。這位年近五旬的意大利女隊員，曾在南極內陸協和站越冬，冒着零下六七十攝氏度的嚴寒外出檢修設備。儘管經驗豐富、功勳卓著，但西蒙內塔有些厭倦極地的生活了，“我現在想轉換一下自己的人生賽道”。她告訴記者。

　　在記者結束黃河站採訪時，一位管道工程師也結束了自己在新奧勒松的工作，與記者搭乘同一班飛機離開了這個北極小鎮。

　　更多極地工作者選擇留下，包括李斌。“我想，我還是會堅守，我喜歡極地，也喜歡極光。”李斌説。

北極深處的“小聯合國”

　　與在南極相比，李斌更喜歡在黃河站越冬的感覺。這裡溫度相對舒適，最冷也就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在南極時，各國科考隊員一般只在自己國家的科考站裏，與其他國家科考隊員交流不多。而新奧勒松則像個“小聯合國”，不同國家的科考隊員一起吃飯、健身、交流工作和生活。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分享共同的經歷。“大家都是極地工作者，聊起來，有些人上個月還在南極，現在就在北極。”李斌説，“只有在這裡，我才能找到有這麼多共同話題的人。”

　　各國科考當然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合作。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關注的議題，也是各國極地科考人員熱議的話題。由於地理原因，兩極地區往往是受全球變暖影響最大的地區，相當於溫室效應的“放大器”。

　　在斯瓦爾巴群島首府朗伊爾城的北極探險博物館，工作人員伊達·瑪麗·艾勒森(Ida Marie Eilertsen)告訴記者，自己2011年剛到這裡時，一個夏季只有一兩天最熱的時候能穿短袖，每次只能穿一兩個小時；但近兩年，她每年都有至少半個月可以穿短袖外出。“在北極生活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李斌記得，自己2018年來黃河站越冬時，新奧勒松的海面有部分封凍，但今年沒有凍上。這説明全球變暖是切實存在的，而且在北極更為明顯。根據一些研究海冰的氣候專家所做的學術報告，北極地區海冰的縮減非常快，威脅到北極熊、海豹等當地動物的生存。

　　何昉告訴記者，氣溫的大幅升高，對於北極圈內動植物的習性和微生物的繁殖都會造成很大影響。各國科考人員在北極能夠觀測到更明顯的氣候變化及其對生物圈的影響。全球變暖在極地對冰川運動的影響也相當顯著。“由於在極地溫度上升更多，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全球變暖對極地生物圈和冰川的影響，來預測如果全球變暖繼續下去，幾十年後會給地球氣候和環境造成怎樣的重大影響。”何昉説。

　　黃河站的不少科研成果不僅造福中國，也為其他國家所共享。何昉介紹説，黃河站近年來一直在做北極污染物監測。這些污染物都是從人類活動較多的地方，經大氣和海洋環流來到北極。通過監測數據，科考隊員會研究這些污染物的構成、傳播路徑和對環境的影響。“污染物的傳播是不分國界的，所有國家都會不同程度受到影響，所以外國科學家對黃河站的監測情況和研究成果也很感興趣。”

　　多年來，像何昉和李斌一樣，中國極地科考人正不斷用自己的勇敢和努力，在地球兩極書寫着新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極地科考事業進入了“快車道”。1984年至今，我國相繼在南極建成長城站、中山站、崑崙站和泰山站。如今，我國第40次南極科學考察隊正日夜兼程奔赴南極，建設羅斯海新站，這將是我國在南極的第五個考察站。與此同時，我國對北極的考察也在持續推進。2004年7月，我國第一個北極考察站黃河站在新奧勒松建成；2018年10月，我國在冰島北部的凱爾赫建成中國—冰島聯合北極科學觀測&。

　　“上天、入地、登極、下海，是人類探索自然奧秘的極致挑戰，是智慧和勇氣的體現，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直接反映。”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劉嘉麒在一篇名為《極地科考 造福人類》的文章中介紹，我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夠在極地獨立開展科考工作並建立科考站、持續進行科學觀測的國家之一，正在國際極地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明年是我國開展極地科考40周年，也是黃河站建站20周年。隨着我國對極地研究的日益重視，我相信黃河站的未來會更好，更堅信中國極地研究未來可期！”何昉説。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玉亮 馬志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