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鞦韆”

　
　　肖復興

我們自己的“鞦韆”

　　日本作家荻原浩的小説《海邊理髮店》，我很喜歡。小説情節很簡單，一對多年未見的父子相見卻並未相認的故事。作為老理髮師的父親，離開家鄉東京，來到僻靜偏遠的海邊，開了一家小理髮店，已經十五年。有一天，兒子突然來到理髮店，是來告訴父親他即將結婚的消息。幾十年所有跌宕的人生經歷和家庭恩怨，以及父子之間親情的隔膜與交融，都濃縮在這個小小的理髮店裏涌動。

　　小説開頭，先出現一架鞦韆，兒子一眼看到：“沒有鮮花的院子裏，立着一架被人遺忘的鞦韆，支架和鎖鏈上都佈滿了紅色的銹跡。”

　　這是作者有意的設置，方才如此先入為主。鞦韆，不僅起到小説情節的貫穿作用，更起到父子之間的感情，尤其是父親對兒子複雜感情的描摹作用。

　　兒子小時候，在河灘公園盪鞦千的時候，不小心摔了下來，河灘上都是石頭，傷了兒子，在他的後腦勺上留下了一道縫過針的傷口。父親擔心兒子再到河灘上玩鞦韆會跌傷，便乾脆買了一架鞦韆，裝在自家的院子裏。十五年前，父親從東京把鞦韆搬到海邊，安放在理髮店的小院裏。

　　小説結尾，父親為兒子理髮時，特意仔細看了兒子後腦勺上被針縫過的傷口，確認了這就是自己多年未見的兒子，禁不住突然問兒子：“您後腦勺上這縫過針的傷口，是小時候摔的吧？”

　　小説在這裡，讓兒子不禁望了望父親，逆光中的父親的臉變成一團黑影，他看不清父親的表情。這一筆寫得真好，看不清父親臉上的表情，其實更動人，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我們也就明白，為什麼要在小説開頭先設置一架鞦韆，而且，要讓兒子一眼看見。一架鞦韆，串聯起幾十年的歲月，勾連起父子之間的感情，如此簡潔，給漫長的時光和抽象的感情，都賦予了生動的形象。

　　讀完《海邊理髮店》，我想起了孫犁先生的小説《鞦韆》。看小説的題目，就可以知道，這篇小説也寫到了鞦韆。不過，寫法不盡相同，鞦韆只是在小説結尾才出現，不像《海邊理髮店》那樣首尾呼應。

　　《鞦韆》寫一個十五歲的姑娘，日本鬼子燒燬了她家的房子，爹娘早死，從小吃苦，但是，她有個爺爺，曾經開過一家小店舖，有幾十畝的地。農村定成分的時候，有人提起她爺爺的陳年舊事，要定她為富農地主。她一下子委頓了，和她一起的女伴們也一起失去了往日的快活，紛紛替她鳴不平。最後，她爺爺屬於上一輩的事，她被定為普通農民。立刻，她和女伴恢復了往日的快活。那麼，這快活勁兒怎麼寫？因為這不僅關係着她和她的這一群女伴的心情，還關係着她們的形象。

　　在這裡，孫犁先生也運用了鞦韆這一形象化的細節，作為她們心情和形象的載體：

　　她們在村西頭搭了一個很高的鞦韆架。每天黃昏，她們放下紡車就跑到這裡來，爭先跳上去，弓着腰往上一蹴，幾下就能和大橫樑取個平齊。在天空的紅雲彩下，兩條紅褲子翻上飛下，鞦韆吱呀作響，她們嬉笑着送走晚飯前這一段時光。

　　鞦韆在大道旁邊，來往的車輛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糧的。戴着氈帽穿着大羊皮襖的把式們懷裏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着鞦韆上面。其中有一輛，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上翻了，白菜滾到溝裏去，引得女孩子們大笑起來。

　　有了鞦韆，一下子，就有了心情，有了場面，有了主客觀兩方面的鏡頭，姑娘們一掃以往的陰霾，那樣明亮而生動起來。姑娘們的心情和形象，都在鞦韆上面閃現，要不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車把式觀看，更不會有人翻車了。

　　同樣是鞦韆，孫犁先生的鞦韆，和荻原浩的鞦韆，不完全相同。荻原浩的鞦韆，原來在海邊並沒有，是作者明顯有意的設置，讓鞦韆前後兩次出場，讓小説有了懸念和起伏；孫犁先生的鞦韆，原來就在村西頭，只是最後出場，自然妥帖，恰到好處，點到為主，戛然而止。

　　可以看出，鞦韆作為小説中的細節，就是這樣不可或缺，牽一髮而動全身，起到情節所難以起到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忘記小説中具體的情節，卻難忘這樣動人的細節。

　　想想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也有類似鞦韆的細節，足以打動我們自己，令人難忘。我們在自己的回憶中，或在向他人的訴説中，便可以不再只是説感動、難忘這樣抽象的詞語，而多了這樣動人形象又格外特別的細節。

　　是的，要相信，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鞦韆”。

邱方和曾孝濂

　　邱方的新書《花城拾花》，和她的上一本書《花有信，等風來》一樣，還是頑強於看花、拍花、畫花和寫花的執着之中。稍有區別的是，這本新書集中於廣州的群芳譜，讓其中一百六十余種廣州人熟悉和不熟悉的花卉，爭奇鬥艷地綻放在一本圖文並茂、印製精美的小書裏。這本小書，讓秦牧那本有名的《花城》的書名，有了還魂的魅力；讓廣州這座花城的別名，得到一次芬芳四射的彰顯。可以説，這是一本比植物園導游圖更豐盈別致的廣州尋芳圖，是一本繼清人屈大均《廣東新語》後嶄新的嶺南新語。

　　讀這本《花城拾花》，我想起曾孝濂先生。

　　曾先生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學家。之所以想起曾先生，是因為發現邱方和曾先生，真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一樣熱愛並執着於看花、拍花、畫花和寫花；他們一樣都是在退休之後，集中精力做這些事情的。只不過，邱方早，五十五歲退休後；而曾先生是在八十歲之後。在此之前，曾先生曾為《中國植物志》繪製植物標本，是其工作，而在八十歲時有了自己的時間，方才為自己的鍾愛拾花試筆揮毫。

　　我不知道邱方退休之後的第一張畫，畫的是什麼花。曾先生畫的是雞冠花。在這本新書中，邱方也寫到了雞冠花，她説：“雞冠花可能是我們最為熟悉但又最沒存在感的花了。公園裏、路邊有時會種上一片，貌不驚人甚至有點面目模糊，沒人會為它呼朋喚友或停下腳步去細細觀賞。”

　　曾先生最先畫的，就是這種最不起眼的雞冠花。雞冠花，又叫雁來紅，還叫老來紅。知道了它的別名，我們也就明白了，曾先生為什麼老來八十之後最先畫了雞冠花。儘管他早已經是有名的植物學家和畫家，他為我國設計的花鳥郵票曾經風行一時。邱方在她的這本新書中説得對：“花的世界，就是我們人生的一面鏡子。”花與人，鏡像互映。

　　邱方和曾先生還有相似之處，是他們對花的認知。邱方説：“花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交流媒介，承載着對生命的和世界的認知，也附着了人們的萬千情愫。”曾先生為他八十歲後所畫的90種花和100種樹出版畫集，命名為《極命草木》。他説：“‘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是我們所的所訓，極命草木，就是極盡所能地珍惜愛護一草一木、一鳥一蟲，乃至所有的生命。”

　　邱方和曾先生更為相同之處，是他們對花的熱愛，對畫的熱愛，是發自深心的，是致命的，是一生的。在談到為什麼如此鍾情畫花畫樹的時候，曾先生説：“我真的就是為畫畫這件事而來，為做這件事而去的。老了，病了，都不在話下。我只要一畫畫，就什麼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我想，這也是邱方心裏要説的話。她還不老，遠不到曾先生一樣的年齡，也沒有病，如今腿腳爽快，還在四處亂跑，更是應該以曾先生為榜樣，要“不在話下”地多畫多寫。因為，她和曾先生一樣，都是為一生所鍾愛的這件事而來的。《花城拾花》，不過是邱方所做的這件事中愉快的一筆。相信她會再接再厲。“對於愛花人來説，居花城是幸福的。”期待着她和曾先生一樣，都抒寫幸福的下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