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多年前“鄉建實驗”之地觸摸鄉村巨變

　　1929年，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運動之父”的晏陽初和金髮碧眼的妻子舉家遷居到河北定州市東亭鎮翟城村，一住就是近10年

　　在定州，他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同仁們，開啟了長達11年的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建設實驗。這場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實驗，或可稱為初級版的“鄉村振興”計劃

　　先行者們的探索，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績，如提高當地居民識字率、提升衞生保健水平、改良農作物等，但由於戰亂等原因，特別是缺少全國性的頂層設計、系統支持，終究無法突破“盆景”的局限

　　可以告慰先賢的是，得益於頂層設計，輔以嚴密組織、系統推進、久久為功，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已歷史性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他們耿耿於懷的“貧、愚、弱”等病症已基本“治愈”，他們念茲在茲的吃飽飯、識字率等問題，已不是問題，昔日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已站穩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謝銳佳 高博

　　在冀中平原，有一座梨園，因一個人而出名。

　　這座梨園在定州市東亭鎮翟城村附近的黃家葡萄酒莊內，這個人是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運動之父”的晏陽初。

　　90多年前的秋天，晏陽初來了，穿着藍布長衫，騎着小毛驢，首次出現在翟城村村民面前。

　　又是一年金秋，梨子又熟了。

　　“果肉細膩，甜潤可口！”果園主人黃成立咬開一顆黃澄澄的定州鴨梨，忍不住讚起來，“這老樹上結的品質好，有知情的外地人專門來買呢。”

　　“梨樹快百歲了，這些就是當年晏陽初先生在這裡搞鄉村建設實驗時，用杜梨嫁接改良的。”在寫有“晏陽初梨園”的牌子旁，黃成立介紹説，“這梨後來推廣到河北各地，定州鴨梨如今是中國國家地理標誌産品。”

　　晏陽初當初在這裡開設“農事實驗場”，現在梨林屬於黃家營村黃家葡萄酒莊果園的一部分。鴨梨樹榦粗大遒勁，每年仍能開花挂果。

　　果園裏，還有晏陽初和夫人許雅麗親手栽植的一棵紫藤、三棵核桃樹，都還枝繁葉茂，透着滄桑。

　　歲月淘洗一切。90多年前那場風生水起的“實驗”留下的，梨林、紫藤、核桃是少數仍“肉眼可見”的“遺産”。

　　與黃家營村相鄰的翟城村，是當年鄉村建設實驗的“大本營”。1926年，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會）發起人，懷揣耶魯與普林斯頓雙料常青藤文憑的晏陽初説動一批學者名流，告別繁華都市，來到翟城村所在的河北定縣（今定州）——這個距北京200多公里、當時仍屬偏僻的縣，開啟了長達11年的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建設實驗。

　　為了使鄉建實驗“更接地氣”，1929年，晏陽初和金髮碧眼的妻子舉家遷居到翟城村，一住就近10年。

　　翟城村黨支部書記米木申説，目前村裏健在最年長的老人，也沒見過晏陽初先生。

　　晏陽初留在村裏的遺跡，多已無從找起。回望那段歲月，只能到新建的“晏陽初歷史文化街區”“晏陽初舊居”裏找尋。

　　近年來，翟城村通過盤活利用33處宅基地，打造了佔地8000平方米的晏陽初特色歷史文化街區。

　　走進復原的“老宅”，屋裏一件件刻着歲月痕跡的老物件，墻上一張張發黃的老照片，讓人的思緒一下子回到近百年前。

騎驢照

　　晏陽初選中的這個“實驗基地”位於冀中平原，是戰國時期中山國國都所在地。一張舊照顯示，民國時期定縣城門上還有“古中山國”四個字。

　　彼時，晏陽初，這位從四川巴中走出來的教育家，與在南方致力於平民教育的陶行知，並稱“南陶北晏”。

　　算起來，翟城村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時間還要往前推。在晏陽初到來前的一二十年，鄉紳米鑒三父子就在翟城村搞起鄉村建設、村民自治，可惜後來因戰亂等擱淺。也是在米鑒三兒子米迪剛的引薦下，晏陽初來到翟城村。

　　當年，參與這場“實驗”的平教會人員，堪稱“超級陣容”：前後共有500余名知識分子“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墻”，其中幾十名是畢業於歐美名校的博士，均為經濟學界、法學界、醫學界、文學界等領域的佼佼者，不乏著名的學者、作家，熊佛西、孫伏園、瞿世英、馮銳、李景漢等赫然在列。

　　“這是晏陽初先生在定縣留下的最經典的形象。”東亭鎮黨委副書記、鎮長邢佳指着墻上一張黑白照片介紹説。

　　頭戴禮帽、身穿長褂、騎着毛驢回頭粲然一笑——這張外國社會學者拍攝的經典照片，成了晏陽初這位留洋博士揮別城市舒適區、扎根鄉下振興農村的最佳“形象宣傳照”。

　　這張“標籤式”照片同時透露了很多“時代信息”。

　　驢蹄之下似有沙塵揚起，遠處幾棵禿樹，灰濛濛的背景——可以想象，“晴天灰、雨天泥”是當年鄉間土路的“標配”。

　　“道路高低不平，泥濘不堪”，這是1928年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對前往翟城村沿途道路的描述——其時，原在燕京大學教學的李景漢被晏陽初感染、説服，受聘平教會定縣實驗區調查部主任，雇了一輛大車從定縣到翟城村“赴任”。他回憶説，當時北京到定縣的火車，沒個準點，有時要走24小時。糟糕的是，那次他坐的還是敞篷車，又逢下雨，渾身透濕，火車走走停停，一天多才到。

　　百年滄桑，人間巨變。此次我們從北京到定州，高鐵只用了54分鐘；從定州市區到翟城村，全程都是平整的硬化公路。“翟城村附近有京港澳、曲港一縱一橫兩條高速公路，離京廣高鐵才11公里。城區到村裏有公交車，幾十分鐘就到了，自己開車更快。”聊起交通變化，米木申難掩笑意，“不少村民都買了私家車。”

　　放眼全國，2022年底，我國高鐵營業里程4.2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網全球最大，連西藏等祖國邊陲都實現了村村通公路……這可能是騎毛驢的晏陽初、坐大車的李景漢不敢想象的。如果他們能坐一坐那疾馳如飛、車上豎枚硬幣都不倒的中國高鐵，駛過那一座座跨天塹連峽谷的高橋，那該是怎樣的“心潮澎湃”！又想，我們今天擁有的這些先進、取得的這些成就，不就是不屈的先輩們，包括晏陽初們所要奮鬥的目標嗎？也正是一代一代不服輸的中國人，一點一滴壘起了中國高度、拼出了中國速度！

土制“床頭燈”

　　在晏陽初臥室，炕頭一個奇怪的裝置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屋頂垂下一根高粱稈，上細下粗，下端扎的釘子上係着一個小玻璃瓶，一塊帶小管的鐵片封住瓶口。

　　“這是土制的‘床頭燈’，像‘墨水瓶’的這個裝油，小管插燈芯……簡單但實用。”邢佳介紹説。

　　這個土制“床頭燈”，映現了當年這批下鄉知識分子工作生活條件的艱苦。多年以後，李景漢回憶説，平教會在翟城村的辦公室宿舍“設在幾間破舊的草房裏”。

　　儘管條件異常艱苦，但平教會人員的熱情擋不住。為了探索醫治舊中國“病症”的良方，幾百名知識分子放棄大都市優越的生活條件，自願跑到“窮鄉僻壤”，其中近百位甚至舉家搬到定縣，晏陽初一家更是直接定居農村，其勇氣決心，着實讓人心生敬意。

　　晏陽初認為“貧、愚、弱、私”是舊中國的四大病症，他提出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衞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

　　為了治“愚”，晏陽初與同道一起，編寫了《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市民千字課》等教材，幫助民眾識文斷字，提高文化水平。

　　在平教會舊址，一間屋子被佈置成當年村民學習的“教室”——一塊黑板，三尺講&，幾條飽經滄桑、風格迥異的長板凳，一盞自製的“高粱稈”燈，如此而已。墻上，“翟城村村民家庭識字”“翟城村村民伕妻識字”……一張張黑白照片生動地還原了彼時翟城村村民渴望知識、集體認字學習的火熱場面。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實驗也吸引了美國社會學者甘博、記者斯諾等外國人士的關注。4次來華、留下約6000幅照片的甘博是晏陽初普林斯頓的校友，曾任平教會研究幹事，1931年至1932年到定縣考察，拍攝了大量照片，生動地記錄了當時定縣鄉村的真實情景，包括平教會成員給農民授課的場面。晏陽初在定縣的很多照片就是甘博拍攝的，尤其是那張著名的騎驢照。甘博還撰寫了《定縣：一個華北鄉村社區》一書，率先向西方社會介紹“定縣實驗”。

　　1933年，斯諾到定縣採訪後記錄了農民識字情景：“黃土之中，一個年輕的農民用鋤頭寫出：在中國掃除文盲。旁邊一位姑娘則寫道：為國家塑造新公民。”

　　為達到更好效果，晏陽初們還創新多種教學手段，如利用流動書箱巡迴於各村，將各類圖書送到農民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平教會還設立了一個縣級電台，在一些村莊建立村級收音場，農民可以在“大廣播”下收聽各類消息與知識。據稱，這個電台是目前所知中國第一座應用於教育的縣級無線電廣播電台。這或許也是中國最早的農村“大廣播”。

　　這些教育成果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有影響。據20世紀80年代的統計，定州是當時河北省內唯一一個無文盲縣。

　　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只有少數人能接受教育，絕大多數農民是文盲，而目前全國文盲率已下降至2.67%；當時，像晏陽初、李景漢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可謂鳳毛麟角，而現在，全國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超過2.18億……

　　如今，不僅接受教育，享受書香、“舞文弄墨”也不再是鄉村的奢侈品。“這裡的書可以隨時免費借閱，村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高質量的文化服務。”在翟城村農家書屋，米木申指着滿屋圖書説。書屋裏，4000余冊圖書分類整齊，擺放在書架上，有經濟、種植、養殖、文化及兒童繪本等眾多種類。“我們還依託深厚的歷史文化，成立了‘新民詩社’，目前有骨幹詩人30餘人，詩文愛好者100餘人。”米木申説。

跑到縣城洗個澡

　　一個炕、一桿“高粱稈”燈、兩把葫蘆瓢、磚砌的灶&……這是“李景漢辦公住所”展現的簡單傢具擺設。

　　李景漢是中國社會學調查與中國社會調查學學科的先驅者之一，他以翟城村為基點，帶隊在定縣進行長達7年的社會調查。這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系統的實地調查，李景漢據此編寫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定縣經濟調查》等著作，為平民教育運動提供了實踐基礎，在國內外産生了深遠影響。

　　在李景漢撰寫的回憶文章中，多個側面反映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基層異常糟糕的衞生條件：他夜宿定縣縣城旅館，半夜被臭蟲咬得睡不着，只好“躲”到桌子上去睡；到翟城村農戶家訪問，“那家人為對我&&尊敬起見，燒水泡茶，並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壺、茶碗，上面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那家人用一條又臟又黑的毛巾反復擦凈擦亮，倒上茶水請我喝……”

　　為改善落後的衞生狀況，平教會開展了衞生教育：為減少通過飲用水傳染的疾病，指導農民修建井蓋和豬圈，適時消毒滅菌；訓練公立師範學生和平民學校學生進行免疫接種；着眼於建立農村醫藥衞生制度，設立村、區、縣三級衞生保健網……平教會的衞生教育取得了一定效果：種痘區域推廣到全縣430余村，控制了天花的流行；翟城村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時到縣裏治療……

　　不過，當時翟城村連洗個澡都沒條件，平教會成員要跑到幾十里地以外的縣城去洗澡。

　　“現在別説洗澡，廁所也跟城裏沒太大區別了。”米木申頗為自豪地説，“全村推廣使用水沖式廁所，常住農戶實現了衞生廁所全覆蓋。”

　　90多歲的村民徐青果，見證了翟城村廁所從糞坑到茅井再到旱廁、沖水廁所的一步步變化。“剛用沖水馬桶時，我有點不習慣，如今已經很熟練了。”徐青果腿腳不便，“坐馬桶”替換“蹲坑”，讓她每天少受很多“折磨”。

　　行道樹、小花園、硬化路，這些原來城裏“專屬”的基礎設施，在翟城村也都成了“標配”。“如果晏陽初、李景漢先生再進村，保準碰不到‘塵土飛揚’‘高低不平，泥濘不堪’的‘名場面’了。”邢佳打趣説。

　　近年來，全國包括農村廁所改造在內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讓鄉村更衞生、整潔、漂亮，提升了農村居民的幸福感。

小麥畝産不足300斤

　　“小麥，每畝産量4斗—8斗；穀子，每畝産量14斗……”這是李景漢編寫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一張記錄當時定縣主要農作物産量的表格。以一斗小麥30斤、一斗穀子32斤計算，那時定縣小麥畝産僅120斤—240斤，穀子畝産400來斤，棉花畝産則只有50斤—80斤——生産力水平着實低下。

　　甘博拍攝的一組反映秋收的照片可以佐證：農戶們赤裸上身，手持鐮刀，收割的穀子高矮不一、稀稀拉拉，目測産量不會太高。

　　為提高産量，幫農民增收，參與定縣實驗的農學家們，做了很多探索：成功育成“四號中棉”及“平教棉”，引進波支改良豬，改良雞舍，改良白菜……這些都有一定的增産增收作用。而用杜梨嫁接改良成的鴨梨，如今仍枝繁葉茂、開花挂果，造福後代。“9月初老梨樹果實就上市了，因品質好，價格比普通鴨梨貴一倍。”果園主人黃成立説。

　　“使農業科學深入民間”，這是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意識到，當時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大都在城市，“農業科學家與農夫，各自為謀，不相聞問”。他提出，欲教化農民，必先農民化。在他的動員下，留美農學博士馮銳等農業專家也來到定縣，與農民一起摸爬滾打，多年後，終於“使自己從原來‘道貌岸然’的學者變成了地道的農民”。

　　晏陽初的兒子晏振東回憶：“在田間地頭，不抽煙的父親會拿過農民嗆人的旱煙管猛吸，還誇讚‘味道不錯’。”

　　這種理念、作風在今天仍彌足珍貴。當前，一大批農業科技工作者捲起褲腿扎根基層，在村寨建起“科技小院”，把論文寫在大地上。走出象牙塔才能産生接地氣的科研成果，才能端牢中國飯碗。

　　“現在小麥畝産普遍都上千斤。”邢佳説，“比李老當年調查的，翻了好幾番。”

　　此前本報恰好刊發過一組“種業振興”報道，還記得燕趙大地上，在以郭進考、趙國忠、趙治海為代表的一批本土育種專家的接續努力下，華北的小麥、棉花、穀子畝産都很可觀：小麥“澆一水保千斤、澆二水一千二”，大面積畝産最高能達1600斤；棉花畝産輕鬆就達300斤；穀子畝産普遍超過1000斤，甚至創下了畝産811.9公斤的世界高産紀錄——這比《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記載的，畝産都提高了數倍甚至10倍。

　　如今，不僅困擾千百年的“吃飽飯”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中國還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雜交水稻、菌草等大量農業技術援助，助力世界人民將飯碗端牢。

在路上

　　1937年，日寇大舉入侵，晏陽初及平教會被迫帶着遺憾撤離定縣。

　　持續11年的定縣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實驗，就此中斷。

　　這場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實驗，或可稱為初級版的“鄉村振興”計劃。

　　先行者們的探索，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績，如提高當地居民識字率、提升衞生保健水平、改良農作物等，但由於戰亂等原因，特別是缺少全國性的頂層設計、系統支持，終究無法突破“盆景”的局限。

　　對於民國時期包括“定縣實驗”在內的鄉村建設運動，《劍橋中華民國史》評論説：“從總體上看，各種鄉村建設試驗最終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們迅速煙消雲散。保留下來的只是人們對鄉村社會是國家建設的根本這一見解的廣泛興趣。”

　　可以告慰先賢的是，得益於頂層設計，輔以嚴密組織、系統推進、久久為功，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已歷史性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他們耿耿於懷的“貧、愚、弱”等病症已基本“治愈”，他們念茲在茲的吃飽飯、識字率等問題，已不是問題，昔日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已站穩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感慨於今昔巨變，走出“晏陽初歷史文化街區”，我們又回到現實中的翟城村——一座如今被花木包圍的村莊。

　　近些年，苗木花卉成了翟城村的亮麗名片、村民的致富産業。目前，翟城村苗木花卉種植面積達7000多畝，有1000多個品種。全村1200余戶，約八成村民從事苗木種植及相關産業，光景好的時候一畝地能掙一萬元。

　　“鄉村現在漂亮了、宜居了，村民生活好了。”談及現狀和未來，邢佳“實話實説”，“但人氣不足是個隱憂，這可能是鄉村振興一個普遍難點。”“的確是。晏先生搞實驗那會兒，我們村300多戶，2000餘人，現在戶籍人口增到5260人，但實際常住才2700人，近一半人在外謀生。”米木申接上話茬。

　　鄉村空心化、老齡化、少子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課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鄉村建設、鄉村振興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