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漢代金印在東瀛的傳奇之旅

　　▲漢委奴國王金印。

　　▲漢委奴國王金印。福岡市博物館供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子江 楊汀

　　踏上位於日本福岡市的志賀島，人們很容易發現一枚漢代金印帶給它的光環：環島公路叫作“金印海道”，島上的溫泉名為“金印之湯”，島上的美食有“金印飯”“金印面”，島上最知名的景點是“金印公園”。

　　這枚金印，就是1784年在島上發現的“漢委奴國王”印。它是日本最小的國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國寶之一，更是研究日本歷史無法回避的重要文物。

　　“我小時候，金印的故事就登上了教科書。”87歲的松田利之説。松田利之是土生土長的志賀島人，他與83歲的弟弟松田長之以及80歲的木梨菅子都是志賀島歷史研究會的成員，自願擔任我們這次採訪的嚮導。

“金印發光之處”

　　金印公園就建在金印出土的地方，背山面海，公園入口處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一行隸書大字“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這是福岡藩第12代藩主黑田長知的長子黑田長成所書，石碑背面記載了金印發現的經過。

　　這座石碑建於1922年。松田利之説，上小學的時候，他和小夥伴們每天都要經過石碑，那時候碑前還是一條土路。1973年，文物部門對這裡進行考古發掘，之後碑前就填海建成了環島公路。1975年，金印公園落成。

　　從石碑拾級而上，首先經過的是一個小廣場，上面立着兩塊石碑，一塊上面刻着“帶水橫陳，兩市相望，友誼永恒”，這是楊尚昆1979年為紀念福岡與廣州結為友好城市書寫。另一塊石碑上刻着郭沫若1955年訪日歸途經過福岡時寫的一首七律，在金印公園落成前他親筆寫就寄來，詩中寫道：“此來收穫將何似，永不重操室內戈。”

　　利之老人曾三次中風，但看上去精神矍鑠。他頂着烈日，拄着拐杖，爬了上百級&階，登上了曾攀登過無數次的金印公園的最高&&。&&中央有一塊巨石，上面是一方放大的青銅金印銘文。巨石旁邊立着兩塊黑色大理石，左邊是金印的簡介，右邊條石上鑲嵌的玻璃盒子內，一枚複製的金印在陽光下閃閃放光。舉目望去，海面上大型輪船來回穿梭，更遠處是高樓林立的福岡市區。

意外的發現

　　古時“倭”與“委”通用。《法華義疏》中，就曾將“大倭國”寫作“大委國”。在武則天之前，日本一直被中國歷代王朝稱為“倭國”。最早關於“倭”的記載出自《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

　　《後漢書·東夷列傳》同樣有關於“倭國”的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建武中元二年是公元57年。正是這段文字，讓“漢委奴國王”印散發出奪目的歷史光輝，也讓志賀島登上了歷史舞&。

　　一切只能用奇蹟來形容。1784年農曆二月二十三，志賀島的農民甚兵衛在修整農田時，發現石下有一塊金印。他將金印送交當地的郡政府，隨後金印又被轉交到福岡藩主黑田家，成為黑田家的傳家寶。

　　金印的發現過程，在福岡藩保存的一份公文中有詳細記錄，這份公文名為《志賀島百姓甚兵衛金印掘出候付口上書》，意思是甚兵衛本人的口述報告。他在文中説，因為自家稻田流水不暢，他試圖修復水溝，但發現一塊石頭太大，需要兩個人才能移動，於是用鐵鍬撬開巨石，“發現石頭中間有東西閃閃發光，我拿起它，用水沖洗乾淨，一看像金子，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於是把它帶回了家”。他還説：“我應該在發現後的第一時間上交。對於消息傳播後才上交的舉動&&歉意。”

　　日本當代研究金印最權威的學者、二松學舍大學名譽教授大谷光男在著作《金印物語》中説，甚兵衛在挖出金印後，與哥哥一起找學者進行了鑒定，有人還出100兩銀子來收購它，這可能是他在公文中道歉的原因。這份公文是寫給郡長津田源次郎的，日期是農曆三月十六，也就是金印發現近一個月後。

　　第一位給金印作出權威鑒定的，是福岡著名儒學家龜井南冥，龜井當時是福岡知名學堂甘棠館的祭酒（校長），他在仔細觀看金印後，寫了一篇名為《金印辨》的文章。他引用《後漢書》的原文，對金印做了定性。

“福岡的寶貝”

　　金印問世後一直被當作私人物品收藏在黑田家。明治維新後，日本撤藩設縣，黑田家搬到東京居住，金印被放到東京國立博物館展覽。1931年，金印被日本政府定為國寶，但所有權仍然屬於黑田家。1978年，借福岡市美術館建成之機，黑田家族將金印捐贈給福岡市。1990年，福岡市博物館落成，金印從此落戶此館。

　　金印在過去的200多年裏接受過很多次檢測，根據1966年日本通商産業省工業技術院計量研究所的測定，金印每邊寬2.3477厘米，連蛇鈕通高2.236厘米，重108.7297克，用篆書分三行撰寫了“漢委奴國王”5個字。1994年，經過日本權威部門的X光透視分析，金印的成分為金95.1%，銀4.5%，銅0.5%，另外還有水銀等雜質，從成分上來説，與出土的東漢同時期金製品大體一致。

　　為了體現國寶的價值，福岡市博物館為金印設計了兩個展廳，金印被單獨放在其中一個展廳的展櫃內，除了集中到印上的一束亮光，展廳內燈光昏暗，游客一進展廳就能體會到什麼叫“金光燦燦”。另外一個展廳內，博物館通過文字、圖片和視頻等多種形式，對金印的來龍去脈進行了詳細介紹，展廳觸屏上還有放大的金印細節。

　　博物館研究課長松村利規告訴我們，之所以為一個拇指肚大小的金印設計如此大的展館，是因為“金印只有福岡有，它是福岡的寶貝，來觀看的游客特別多，應該用一個大的房間，在比較昏暗的燈光下，突出金印的光芒”。

　　200多年來，金印是每個志賀島人的驕傲。金印也是福岡的象徵，今年夏天，福岡舉辦世界游泳錦標賽期間，游泳賽場外的馬路上都畫着金印的圖片。

　　日本各地的博物館都希望將金印借去展覽，但福岡市博物館不捨得出借，現在大概四五年才外借一次。每次到外地臨時展出，參觀者總是人山人海。博物館主任文化財主事米倉秀紀説，有一次他到京都國博觀看一幅名畫，快下午五點了，展館外排隊的人數還在增加，他以為大家都是和他一樣去看畫展，當得知人們是為了觀看金印臨展而來時，“心裏非常自豪”。

　　京都國博館長松本伸之告訴記者：“在日本沒有人不知道金印的，所以不管在哪展出，都是盛況空前。”

真偽之爭早已結束

　　金印出土之後，爭議也隨之而來。有人提出金印是在日本江戶時代偽造的。1836年，松浦道輔第一個提出金印“偽造説”，他之所以持懷疑態度，是因為當時中國尚未發現帶蛇鈕的漢代諸侯國或者藩屬國金印。另外，漢代諸侯國的官印，都不帶“漢”字。

　　隨着中國多枚漢代金印的出土，這些懷疑不攻而破。1956年，雲南省昆明附近的石寨山遺跡中，刻有“滇王之印”字樣的蛇鈕狀金印出土，第一個疑問被消除了。而1890年在重慶出土的“漢歸義賨邑侯”印，讓第二個疑問也自然消失。不過，讓“偽造説”最終破産的，是1981年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縣甘泉鄉“廣陵王璽”的出土，這方金印的主人是光武帝劉秀之子劉荊。

　　據中國歷史學家們的考證，“廣陵王璽”和“漢委奴國王”印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具體表現在：兩顆金印的大小，均基本符合漢制邊長一寸、&高四分的標準。兩顆金印的鈕上都布有大小和特徵相同的魚子紋，而且都是在金印鑄好之後，用工具鏨上去的。這是東漢初年金印所具有的一種特徵。兩顆金印都是用刀雕成的，技法也相同。字體的每一筆劃都是方筆起，方筆落。兩顆金印的成色也相同。

　　根據《後漢書》記載，光武帝賜“漢委奴國王”印是在公元57年，而漢明帝賜廣陵王璽是在永平元年，即公元58年，前後只相差一年。很多中日學者認為這兩顆金印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甚至將兩方印稱為“姊妹印”。

　　儘管鐵證如山，從10多年前開始，又有少數日本學者對金印的真假提出懷疑。日本明治大學教授石川日出志兩年前發表長文，堅決駁斥這些吹毛求疵的觀點。他説，考慮到18世紀末落後的信息傳播方式，日本人僅憑有限的資料絕無可能仿製出漢代的金印。

　　除了真假的爭議，還有日本學者無法接受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中國藩屬國的事實。這一派以曾經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內藤恥叟為代表，他不否認金印是一件古董，但認為倭奴國並不代表日本。還有持相同觀點的日本學者甚至叫囂：“應該把金印砸碎，日本怎麼能是中國的藩屬國呢？”

　　對於這些觀點，松村利規告訴記者，金印的時代，中國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人們無論怎麼看當時的中日關係，都不會影響到金印的價值。考古出身的米倉秀紀則認為，金印是證明日本歷史的物件，如果不是中國文獻的記載，沒有人知道倭奴國存在過，金印就是中日交往悠久歷史的證明。

半生情懷

　　大谷光男為研究金印耗盡了大半生。2009年，他因為這方面的貢獻獲得日本文化獎章。前段時間，已經96歲高齡的大谷先生收到我們希望採訪的信件後親筆回信，回答了我們的全部問題。

　　他在信中説：“中國古代以來對周邊國家稱呼東夷或者蠻夷，我不認為稱呼倭奴國是對日本的貶低，日本在文字、風俗習慣、飲食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中國的關照和培養。”

　　為研究金印，大谷先生曾先後100多次到福岡、志賀島和韓國進行實地調查，他還協助志賀島歷史研究會做了15次講座，對於金印有很多獨家的研究成果。為了研究的準確性，他還深入研究了天文學，他認為要想研究中日古代交流史，不掌握天文學方面的資料是絕對不行的。為此，他還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寫信請求幫助，並獲得了非常積極的支持。

　　近日，我們應邀去他家拜訪，儘管無法站立，聽力嚴重障礙，他還是坐在大門口的椅子上接受了我們的採訪。臨別的時候，他説，希望金印的歷史能夠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

浪漫的旅程

　　從公元57年在洛陽誕生到今天，金印已經走過了1966年的歷程。金印為何被埋在志賀島，可能永遠是個謎，但它出現在志賀島，又似乎是偶然中的必然。

　　福岡所在的九州地區自古處於中日交流的前沿，當年鑒真大師第六次東渡成功，就是在距離福岡不遠的佐賀登陸的。在佐賀的新北神社裏，一棵樹齡大約2200年的古柏依然蒼翠茂盛，當地傳説它是徐福東渡日本後親手栽種的。這棵柏樹與北京天壇公園的柏樹是同一品種，但這一樹種在日本非常罕見。新北神社裏現在還供奉着徐福的雕像。位於福岡市的承天寺內，豎立着三塊石碑，紀念聖一國師從宋朝帶回的製作饅頭、餛飩、麵條、羊羹、麝香等重要技術。

　　“志賀島曾是連接日本和中國的航路上最重要的入口，是日本進入亞洲的門戶。因為這樣的地理位置，金印在這裡被發現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們能夠相聚一樣，將近2000年前金印來到這裡也是一種緣分，金印將中日&&在了一起。”木梨菅子説。

　　松村利規在福岡市博物館已經工作了29年，每次想到守護多年的金印，他就覺得那背後是一場“浪漫之旅”。“當年人們從洛陽到日本，路上肯定經歷了千難萬苦，給我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米倉秀紀的名片上方，就印着金印的銘文。他曾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歷史非常熟悉。他説，想到古人在那種艱苦的條件下求取到金印，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他認為，金印的歷程，堪比“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或是鄭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