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名何時定？“科學”原是中國詞！

　　周甲祿

　　“中國”作為國名是什麼時候確定下來的？為什麼西方稱中國為China？“民主”“科學”是外來詞語嗎？

　　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與聶長順博士合作推出新著《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對中國文化30個核心概念追溯其生成、演變歷程，揭示其內涵本質和流變，為我們呈現出別開生面的中國文化概念史。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內涵總是通過語言這個思想的符號表現出來。研究文化概念史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馮天瑜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致力於中國文化史核心關鍵概念的研究，先後出版了《新語探源》《“封建”考論》等著作。

　　馮天瑜教授告訴記者，30多年來，他一直沒有停止研究明清以來特別是近代“西學東漸”時，中國文化中出現的“文明”“社會”“經濟”“民主”“自由”等新詞的産生和演變。他先後研究了50多個文化核心概念。這些概念的産生和演變，反映着中國社會、文化和思維的演進、變化。他説：“打開關鍵詞這扇窗口，歷史的蒼茫雲海、文化的游龍飛鳳，漸次展開眼前，令人心曠神怡，浮想聯翩。”

　　翻開近700頁的《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那些耳熟能詳的詞語概念，經作者辨流溯源，探幽發微，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名稱的由來

　　我們國家的名稱“中國”是什麼時候確定下來的呢？

　　馮天瑜教授考證，雖然“中國”這個詞在我國的文獻中出現很早，但作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是在與近代歐洲國家建立條約關係時出現的”，也就是説，“中國”作為國名是近代才確定下來的，近代之前，我國其實沒有固定的國名。

　　近代大學者梁啟超對我國歷史上“無國名”一事痛心疾首。1901年，他在《中國史敘論》中説：“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更早的時候，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激憤地寫道：“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

　　既然沒有國名，那麼，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國是如何稱呼自己的呢？名稱很多：赤縣、神州、海內、華夏、中夏、九州、九牧、九區、九域等。更常以朝代作國名，如大漢、大唐、大宋、清國。

　　由於沒有固定的國名，古代外國稱呼中國也五花八門，希臘、羅馬稱中國為“賽裏斯”，意謂“絲國”；古印度稱中國為“支那”“震旦”“脂那”等，這大約是“秦”的音譯變異而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早於秦的“周”或“姬”兩個中國西部古國名的波斯語和梵語的音譯；日本曾長期稱中國人為“秦人”，稱中國為“漢土”“唐土”，明治時期稱中國為“清國”，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叫“日清戰爭”。

　　清末外交家薛福成在《出使四國記》中説：“歐洲各國，其稱中國之名：英曰‘採依納’，法曰‘細納’，意曰‘期納’，德曰‘赫依納’，拉丁之名則曰‘西奈’。問其何義，則皆秦字之音譯……”

　　“中國”衍為正式國名，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據馮天瑜考證，“中國”一詞較早出現在周初，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依據是，1963年在陜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內底有銘文122字，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翻譯成現代漢語意思是：武王打敗了商國，就在廟裏祭告上天説：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由此統治民眾。

　　這是迄今所見最早有“中國”一詞的文獻，“中國”在這裡的意思是“天下的中央”。此後，先秦典籍《尚書》《詩經》《左傳》《孟子》等也多次出現“中國”一詞。據學者統計，有“中國”一詞的先秦典籍25種，共出現177次，一共有4種含義，分別是“京師”（9次），“國境內”（17次），“諸夏領域”（145次），“中等之國”（6次）。

　　由此可見，古代文獻中“中國”一詞主要是一個空間方位和地理範圍的概念，最初的意思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

　　隨着歷史的發展、疆域的變遷，“中國”所指的地域範圍也不斷擴大。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國”指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統一天下後，“中國”範圍擴大到長城內外、臨洮（今甘肅）以東廣大地區；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疆域範圍達到頂峰，北起薩彥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帕米爾高原，東極庫頁島，約1380萬平方千米。

　　秦漢至明清，這樣的地理中心概念逐步發展出華夏中心的世界觀念和華夷二元對立的國際觀念，形成一種封閉的自我中心主義。

　　馮天瑜在新著中説，“中國”以非正式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於《史記·大宛列傳》，該文記載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有這樣一段文字：“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

　　漢唐時期，也有以“中國”為世界諸國並列一員的用法，如《後漢書》以“中國”與“天竺”（印度）並稱；《唐會要》以“中國”與“波斯”“大秦”（羅馬）並稱。但這種用例，當時並不多見。

　　“中國”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家概念，萌發於宋代。馮天瑜對此時“中國”概念發生變化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漢唐時中原王朝與周邊維持宗主對藩屬的冊封關係和貢賚關係，並未以對等觀念處理周邊問題；趙宋王朝則不同，北邊出現與之對峙的契丹及党項羌族建立的王朝——遼與西夏，這是兩個典章制度完備、自創文字並且稱帝的國家，又與趙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宋朝一再吃敗仗，以致每歲納幣，只得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以對等的國與國關係處理與遼及西夏事務，所以宋人所用“中國”一詞，便具有較清晰的國家意味。

　　宋初學者石介專門寫了一篇《中國論》，其中説：“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石介雖然仍持“內中外夷”觀念，但已經有了國家疆界分野的觀念，強調彼此獨立，“各不相亂”。

　　一個朝代自稱“中國”，始於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國書，稱己國為“中國”，將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鄰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襲“內中外夷”的華夷世界觀，有時也在這個意義上使用“中國”一詞，但仍未以之作為正式國名。

　　近代，西方列強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突破了中國是天下中心、在世上“定於一尊”的傳統觀念。

　　清末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論“公法”時指出，國人必須“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方能改變“孤立無援，獨受其害”的窘況。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隨着國門打開，清朝需要與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打交道，須以一個正式國名與之相對應，“中國”一詞開始在這種交往中使用。

　　因為俄國是離我們最近的西方國家，所以，這種國際關係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彼得一世（1672－1725）時，俄國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時的清朝軍隊爭戰，雙方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條約開頭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俄方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

　　之後，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這樣的話：“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這裡“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對應的國名。

　　但從歷史文獻看，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這種用法還是個別事例。當時的清政府還是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交事務。比如，乾隆皇帝八十大壽時，與英王喬治三世的往還信函中，英王國書稱“向中國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稱清方為“中國”，而乾隆皇帝復喬治三世書從未稱己國為“中國”，通篇自稱“天朝”。此種情況一直延及嘉慶皇帝與英王喬治三世的來往文件中。可見當時中國朝野只有內華外夷的“天下”觀、“天朝”觀，沒有權利平等的國家觀、國際觀。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言及中方，雖然仍有“大清”“中華”等多種提法，但用“中國”自稱逐漸多了起來。林則徐的對外信函，一再用“中國”與“外國”對舉，以“中國”稱自己國。如，林則徐所擬致英吉利國王的檄文説：“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

　　與英方談判的清朝全權大臣伊裏布給英軍統帥寫信，也稱己國為“中國”，與“大英”“貴國”對應，文中有“貴國所願者通商，中國所願者收稅”的説法；英國欽奉全權公使璞鼎查發布告示中，將“極東之中國”與“自極西邊來”的“英吉利國”相對應，文中多次出現“中國皇帝”“中國官憲”“中國大臣”等説法。可見，這時候自稱“中國”的開始多起來。

　　漢文“中國”一詞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於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中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的對稱，又有“中國”與“英國”的對稱，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此後，清朝多以“中國”名稱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中國”對應“合眾國”，以“中國民人”對應“合眾民人”。

　　近代中國面臨東西列強侵略的威脅，經濟及社會生活又日益納入世界統一市場，那種在封閉環境中形成的虛驕的“中國者，天下之中”的觀念已日顯其弊。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意識應運而生，以爭取平等的國家關係和公正的國際秩序。而一個國家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個恰當的國名至關重要，“中國”作為流傳久遠、婦孺盡知的簡練稱號，就自然而然地被朝野所襲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國際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中國”，英文為China。自此，“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中國”為其簡稱。

　　馮天瑜在書中寫道，“中國”一名，於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其詞義屢有遷衍：由初義“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為“萬邦之一”的正式國家稱號。“中國”詞義的演繹，昭顯了中國人國家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的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的標誌。

“科學”並非日本創造的詞

　　不少關於外來語的辭書和論著認為，“科學”是從日本輸入中國的外來語詞，馮天瑜認為，“此説似是而非，需要加以辨析”。

　　“科學”是古代漢語中就有的詞，其內涵是“分科舉人之學”，指圍繞科舉考試的學問，其外延涉及與科舉取士相關的經學、策論乃至書法等。

　　馮天瑜在書中説，以他所見，“科學”作為一個詞組，早在唐代就有。唐昭宗光化年間，詩人羅袞的《倉部柏郎中墓誌銘》開篇寫道：“近代科學之家，有柏氏倉部府君諱宗回。”這裡的“科學之家”意思是：致力科舉之學的家庭。

　　南宋陳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説：“自科學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這裡的“科學”也是“分科舉人之學”的簡稱。由於古漢語的“科”有目、類的意思，所謂科目，科類。所以“科學”又含有“分科立學”的意思。

　　唐宋時期，科舉制被日本引進，“分科舉人之學”的概念漸傳日本。但在日本，英文Science較早的漢字譯名是“學問”，見於日人堀達之助1862年刊行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同時代稍晚的高橋新吉等人編的《和譯英辭書》、荒井鬱之助的《英和對譯辭書》等，都沿用此一譯名。日本還曾以“文學”譯Science。

　　日本近代哲學家西周具有較深厚的漢文基礎，知曉古典漢字詞“科學”的“分科之學”含義。他又是最早系統接受並譯介西方哲學的日本學者，受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關於知識應當分六類的觀點影響，提出“大凡學問，皆有學域之分”，並以“一科一學”意譯Science，這裡強調的是“分科之學”，仍沒有脫離漢語“科學”的含義。

　　直到1881年，日本井上哲次郎等人編纂的《哲學字彙》，才將Science譯為“理學、科學”，自此，日本學界把“科學”一詞固定下來，其字面意思為“分科之學”，內涵則是關於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實證知識體系。此後，冠以“科學”之名的文章及書籍在日本大量出現。

　　可見日本“科學”一詞與漢文化密切相關。

　　明清之際，西方知識傳入中國，與Science對應的漢語譯詞是“格致”，這是由《禮記·大學》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一句縮略而成的詞語，是意譯。

　　明末學者徐光啟將歐洲耶穌會士帶到中國來的幾何學、物理學、天文曆法、地理學、機械技術等統稱為“格物窮理之學”。明朝天啟年間，意大利入華耶穌會士高一志編譯的《空際格致》出版，“空際”意謂自然，“空際格致”就是“自然科學”較早的表述。

　　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科技知識大量涌入中國，“格致學”成為清末對“科學技術”的表述語，相當普及。

　　民國初年，學界又將Science音譯作“賽因斯”。這便是新文化運動呼喚的“德賽二先生”（民主與科學）中的“賽先生”。語出陳獨秀為《新青年》所作辯護詞《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以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巨大影響，“賽先生”連同“德先生”廣為傳播。

　　近代中國最早從日本引入並使用作為Science意譯詞“科學”的，是康有為。1896年，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收日譯“科學”類圖書目錄多種，其中“理學門”列有：《科學入門》《科學之原理》。

　　康有為1898年6月進呈光緒皇帝請求試士改用策論的奏折中，也多次出現“科學”一詞：“假以從事科學，講求政藝”，“從此內講中國文學……外求各國科學”，“宏開校舍，教以科學”。

　　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初具近代綜合大學規模，《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分預科、大學專門、大學院三級。預科分政、藝兩科，藝科包括聲、光、化、農、工、醫、算學，將科學技術各科列入。1910年開辦經科、文科、法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七科，設十三門，其中格致科含地質、化學學門，農科含農學學門，工科含土木、礦冶學門。這些學門屬今天的“自然科學”類，較“格致”有所擴大。

　　嚴復又將“科學”一詞的內涵從自然科學擴大到社會科學。他在論述“群學”（即社會學）時指出：“群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科學之律令”即科學方法（實證的、理性的方法），將此種方法運用於社會問題，便是社會科學。嚴復據此將群學（社會學）與農、兵、醫、化等自然科學一起納入科學範疇，統稱為“西學”。

　　“科學”一詞在清末漸趨普及，不過“科學”與“格致”並用，“格致”使用率更高。

　　到20世紀初葉，隨着日本科學書刊大舉進入我國，國內一些宣傳科學救國的團體紛紛標舉“科學”。魯迅、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黃摩西、任鴻雋等文化名人也紛紛撰文闡釋“科學”。

　　魯迅1907年撰《科學史教篇》，蔡元培寫有《美術與科學的關係》，胡適有《〈科學與人生觀〉序》，任鴻雋撰《説中國無科學之原因》，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專設“科學”條目，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更是撰寫多篇文章倡導科學與民主。

　　經過這些文化大家的闡發、宣傳，“科學”的含義漸明，並取代“格致”，成為20世紀初以來中國最具有權威的概念之一。

　　所以，“科學”實則是一個中國古典詞，唐宋時期傳入日本，19世紀末，日本用“科學”翻譯西方的Science一詞，到20世紀初，這一翻譯又被引進中國。“科學”一詞經歷了一個“出口轉內銷”的過程。

　　仔細研究明清至民國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就會發現類似的情況非常多，馮天瑜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分析。比如，清民之際被認作從日本入華的大批漢字新名詞：自由、社會、真理、法律、小説、機器、石油、方法、衞生、參觀、代表、發明、革命、共和、講師、標本、規則、傳播、物理、數學、解剖等，究其本源，皆來自中國古典詞，後來傳到日本，近代經日本改造後，作為西學譯名又“逆輸入”中國。

　　還有一批新概念實際上是來自我國早期出版的漢譯西書。據馮天瑜考證，以前一直認為是來自日本的概念，比如植物學、醫學、力學、地球、熱帶、溫帶、南極、經線、緯線、細胞、大氣、飛機、鐵路、鋼筆、真理、公理、定理、記者、權利、立法、公法、選舉、國會、法院等，實際上是在明清時期，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人合作創制的，這在他們合作翻譯的漢文典籍中都可找到。這些概念後來傳播到日本，民國初年又被翻譯到中國。

　　學界不少人看到民國初年中國許多介紹西方知識的新詞來自日本，以為這些概念是日本原創，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是對這些新詞的源頭沒有深入探究所致。

　　所以，學界一度流行的近代中國所用新名詞“七成來自日本”是不正確的。劉正埮、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編《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古今漢語外來詞萬餘條，內有800多個來自日本，對它們加以辨析便會發現，有將近200個是中國文獻固有的，約500個是賦予中國古典詞新義或借用明清中國翻譯西洋概念創制的漢字詞，真正的日制漢字新詞僅百個。

　　張莉博士在《新青年》（1915－1926）中，抽取中日同形二字詞2912個，發現2165個是古漢語已有的詞，都是近代以前日本從中國引進的。

　　馮天瑜説，這樣分析，並非為了證明“老子先前比你闊”，而是要避免“老子天下第一”和“數典忘祖”兩個極端，復歸漢字文化史的實態。

“民主”：從“民之主”演變為“民作主”

　　“民主”一直是個很熱的詞，是政治術語的核心概念，也是一個內涵爭議不斷的概念。

　　“民主”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的演變很獨特。這個詞今天的含義與它在古漢語中本來的含義完全相反。也就是説，這個概念在發展中，其內涵逐步走向了它原始義的反面。

　　“民主”是漢語的古典詞，最早見於《尚書》和《左傳》。《尚書·周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意思是上天當時為老百姓尋求賢明的領導者，於是就降光榮又重大的使命於成湯，湯後來就消滅了夏朝。《左傳·文公十七年》：“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意思是齊國國君的話極不嚴肅，臧文仲曾説過：“百姓的主人説話不嚴肅，必然很快就會死。”

　　從上面兩例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指最高統治者，與“君主”同義。《文選·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資治通鑒·晉惠帝太安二年》：“昌遂據江夏，造妖言雲：‘當有聖人出為民主’。”

　　此外，“民主”在古代也用來指稱官吏，《三國志·吳書·鐘離牧傳》：“仆為民主，當以法率下。”這裡的“民主”為官員的自稱，相當於“百姓首領”。

　　現代“民主”的概念，其內涵是人民當家作主。英文詞是democracy，包含“人民”（demo）和“治理”（cracy）兩個詞根，意為“人民治理”，即指公民通過民主程序行使國家治理權力。

　　西方“民主”（democracy）概念清朝晚期傳入中國，最早見於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22年編的《華英字典》，但是當時還沒有將democracy譯為“民主”，只是被解釋為：“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這種解釋並沒有揭示出democracy本質含義，還有些不知所云。稍後，1847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的《英華字典》則將democracy解釋為：“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理。”比馬禮遜的解釋更具體更明確，向“民主”的現代含義進了一步。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精通漢語，他在1864年翻譯《萬國公法》時，用“民主之國”對譯“democratic republic”（今譯“民主共和”），這是最早用“民主”去譯democracy的例子。1867年，德國籍傳教士羅存德編的《英華字典》將democracy譯作“民政”，已接近後來的“民主”含義了。

　　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公開的報刊還將President（總統）譯為“民主”。如1872年1月13日，上海《中國教會新報》載《美國近事（二）》説：“美國，民主之國也，傳賢不傳子。凡立君，則臣民集議，選於眾。眾服其賢者，立為君，以四年為期，屆期又選。”1874年12月19日，上海《萬國公報》載《大美國事：選舉民主》雲：“美國民主，曰伯理璽天德（President音譯）。自華盛頓為始，已百年矣。例以四年換舉。或有在位深得民望者，再行接立四年，亦曾見過。”

　　這裡“民主”的含義與我國古代的“民主”本義密切相關，但又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變化，即由古代的“民之主”演變成“民選之主”，融入了現代“民主”中包含的 “選舉”義。

　　20世紀最初的幾年，仍可見到“民主”的這一用法。如1902年7月《萬國公報》載《美國：民主演説》，1905年9月8日南京《南洋官報》載《美利堅民主林康傳》（即林肯傳）等。

　　馮天瑜説，作為民選總統意義上的“民主”，既沿襲了“民之主”這一古典義，又吸納了民選“公舉”這一近代義，也很好地體現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特點，達成了古今中西有機結合。

　　與此同時，中國近代思想家也開始在近代意義上使用“民主”一詞。較早的是鄭觀應，他在光緒六年（1880）刊印的《易言》中説：“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這裡的“民主”擺脫了傳統的“民之主”（君主）之意，而是指“民作主”“民為主”。

　　1903年，《江蘇》雜誌第一期專論“民主政體”的文章説：“民主雲者，非不立君主之謂也。有立君者；有不立君者；有立君而使議會監督之者，或不事監督者。合而論之，厥類有三。特以民意立君，而主權在民；雖戴君，仍不失為民主耳。”其中“以民意立君，而主權在民”，一語道破了近代“民主”之精義。

　　1908年，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以“民主政體”對譯democracy之後，“民主”就成為democracy專屬譯詞流傳開來。

　　“民主”一詞發生古今演變，形式上由偏正結構變為主謂結構，詞義上由“民之主”變為“民作主”，前者的權力主體是君主，後者的權力主體是人民，詞形一致，經結構改變，含義恰成相反，這種詞義發展走向反面的情況，看似不可理解，實則有着中國文化內在的邏輯與思想淵源。

　　馮天瑜解釋説，從“民”的方面來説，中國自古就存在“民本”思想。《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戰國竹簡（五）《厚父》：“民心惟本，厥作惟葉。”《尚書·周書·秦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對此唐人解釋説：“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這説明，在古人心目中，“民心”為“天命”的實際來源，是“天命”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並將其視為政治的根本。

　　從“主”的方面來説，中國自古強調“君德”。君主須有足夠的德行。《尚書·大禹謨》：“帝德廣遠，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説得更明確：“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就是説“主”必須為“民”，“主”的目的、價值在“民”。

　　從“民”和“主”的關係看，中國古代就有“君民一體”論。《禮記·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這裡雖然仍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但在“民”與“主”的關係上，強調了“民”的重要性，對“主”的決定意義。這與近代“民主”內涵存在一定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民主”這一古典詞，正是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被逐步注入了現代意義，最終完全走到了本義的反面。透過“民主”詞義的演變，可以看到政治史、思想史波瀾壯闊的歷程。

　　《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還對文化、文明、革命、教育、倫理、自由、共和、社會、心理、宗教、天主、歸納、演繹、國學、幽默、中華民族、腦筋、幾何、邏輯、哲學、美學、元素、地球、物理、衞生、小説、經濟、形而上學等詞的生成、源流演變進行了梳理考證，恰如陳寅恪所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這些細密的分析，使人們對那些耳熟能詳的概念的內涵和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語言中的關鍵詞總是蘊含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構成人類精神網絡的紐結。透過這些關鍵詞的“窗口”，可以窺探到中華文化的另一道風景，也有助於對中華文化的深刻了解。

　　參考書目：《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