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血性

　　1928年3月16日，魯迅在上海。新華社資料片

　　陳延年像（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4月5日，一些市民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的烈士紀念堂參觀。新華社記者陳飛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肖春飛、潘旭、孫麗萍

　　在一些語境中，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被打上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標簽。

　　然而，這些標簽與真實的上海人風馬牛不相及。只要嚴肅認真地走進上海的歷史，客觀公正地打量上海的現實，就會強烈地感受到一個事實：上海人的血性，是中華兒女血性的一部分。

他們給上海注入了血性基因

　　首先，需要對“上海人”做一個界定。

　　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通史》主編熊月之介紹：自1843年以後，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城市；1921年的上海人口已達250萬，幾乎是北京的3倍、蘇州的4倍，廣州的1.5倍，“1921年，上海人口中，83%為非上海籍”。

　　百年之後的今天，根據最新公布的上海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市常住人口為24870895人。100年，10倍。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滬常住人口為10479652人，佔比42.1%——“外省市來滬常住人口”，指的是沒有上海戶籍的人們，外省市落戶上海的不在此列。

　　這42.1%，也是“上海人”麼？答案是肯定的。熊月之説：“‘上海人’的內涵有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先是指狹義的、擁有上海籍貫的人，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內涵逐漸擴大，泛指一切在上海安家立業的人，到清末民初，這一觀念已被社會廣泛認可。”他舉例説，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代表13人，都是各地黨小組的代表，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是湖南永州人，李漢俊是湖北潛江人，都不是上海本土人，二李在上海工作、居住的時間都很短，不超過3年，但大家對于李達、李漢俊作為上海小組代表，從無異議。“這正好説明，當時及日後，人們對于什麼人可以算上海人的問題，有個不言自明的標準，即：不管籍貫何處，只要在上海生活、工作即可。”

　　決定一個城市品質的，最主要的是居住在這裏的人。自開埠以來，大量移民持續涌入上海，“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上海獨特的歷史造就了上海人鮮明的特點，比如精明、務實、重視規范、遵守契約。同時，上海又“城以人興”，來自五湖四海的上海人，給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氣質、血性基因。

　　首屈一指的，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壯大。“七一”前全新開館的中共一大紀念館，有一個專門的章節來呈現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發祥地的上海。上海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工業基地，這使得上海擁有中國工人階級最龐大的一支隊伍：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上海工人總數約65萬，佔上海城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佔全國工人總數的五分之一。在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以上海工人罷工活動為標誌走上了政治舞臺，這也是中共建黨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上海作為全國多功能經濟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出反映。”熊月之説。

　　在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殘酷壓迫下，工人階級革命意志堅定、徹底，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工人階級成為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的階級。在上海，從響應五四運動，到席卷全國的五卅運動，再到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再到上海解放前夕的護廠運動……上海工人階級，是當時上海最有血性的一個群體。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徐光壽説，如果説上海人沒有血性，何以解釋中國共産黨為什麼會在上海誕生？

　　除了工人階級這個群體，還有眾多革命者個體，也給上海深深烙上了血性基因，比如陳獨秀。陳獨秀是安徽人，1913年在安徽參加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差點被亂軍槍斃，經人營救後移居上海；1920年，剛被北洋政府釋放的陳獨秀在武漢演講，引起震動，被勒令離開武漢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又遭警察監控，在李大釗的建議下，避到上海，從此走進歷史的聚光燈下。

　　當年上海“一市三治”，租界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政出多門、事權不一，自然形成了“安全縫隙”。不少革命者像陳獨秀一樣，在家鄉或外地不能容身，來到上海。《共産黨宣言》的翻譯者陳望道有一段話講得很生動：他與陳獨秀、施存統等人，都是因為思想激進，宣傳新文化，為他處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這類人物，“我們幾個人，是被趕攏來的”。這麼多血性兒女，匯集上海，風雲激蕩，對上海城市的影響是深遠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女性，也是在家鄉遭受保守勢力迫害被“趕攏”到上海來的，她叫王會悟，在開天辟地的關鍵時刻，她成為“紅船哨兵”。

　　當然，説起給上海注入血性基因的個體，又怎能不提一個光輝的名字：魯迅！今年9月25日，是魯迅先生140周年誕辰。他的人生最後10年，是在上海度過的。這也是魯迅以筆為槍戰鬥最為激烈的10年，上海是他一生鬥爭的最後一道壕塹。他遍體鱗傷，卻傲然獨立，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無上光榮。毛澤東評價説：“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江南人血性源頭之一可上溯到方孝孺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一周後，人們在南市南車站路190號原國防部保密局舊址，挖出了黃競武的遺骸，慘不忍睹：屍體口目洞穿，手足殘斷，指甲俱脫……可見臨終前遭受了多麼殘酷的折磨。

　　後人説起黃競武，皆喟嘆不已，稱他是“與新中國擦肩而過的人”。黃競武出身上海川沙名門，從小聰穎，清華大學畢業後，公費赴美留學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畢業回國，痛感時局糜爛、社會黑暗，在父親黃炎培的言傳身教下，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活動。

　　1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崩潰在即，處于末日前的瘋狂，黃炎培此時已前往北京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黃競武深知自己處境，仍然不肯離滬避難：“現在的工作很重要，我絕不能因個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頓。越是危險時刻，越是緊要關頭，越要堅守崗位。”他得知國民黨政府準備把中央銀行的黃金財物全部偷運到臺灣的消息後，挺身而出，予以揭露，使國民黨政府偷運金銀計劃未能全部實現，蔣介石十分惱火，將他視為眼中釘。

　　上海解放前15天，黃競武被綁架；上海解放前7天，受盡酷刑、始終不屈的黃競武被活埋，時年46歲。他看到了舊世界的毀滅，卻沒有等到新世界的到來。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在兒子肖像照背後，深情寫道：“我們每一回走過北京天安門，望見高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想起千千萬萬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生命者之間有一個是你……”

　　翻開上海史，有多少黃競武這樣的熱血兒女！

　　上海人來自五湖四海，又以江南人士居多。1958年，中央將原屬江蘇省的寶山、嘉定、上海縣和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劃入上海市，上海的行政區劃一下子擴大了10倍，基本奠定了今天上海的規模。有趣的是，至今上海遠郊農村的老人到市中心城區，還説“去上海”。人們説起江南，多認為婉約文弱，殊不知，江南也有剛烈勇猛的一面。明末清初，八旗鐵騎在江南遭到了極其猛烈的抵抗，“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悲壯成為中華民族的永不磨滅的記憶。

　　熊月之研究認為，江南人血性的重要源頭之一，來自方孝孺，就是那個誓死不對“篡位者”朱棣屈服、結果被滅了十族的方孝孺。方孝孺是浙江臺州府寧海縣人，1402年遇難。方孝孺案發生時，就已激揚了江南舍生取義、剛正不阿的浩然之氣。昭雪以前，其影響早已潛藏人心，昭雪以後，更是光焰萬丈，深刻影響了江南地區的士風、民風與學風。清兵南下，江南志士無不以方孝孺為榜樣，誓死抵抗。康熙年間松江知府魯超曾精辟地分析這一影響：“方正學先生殉節于靖難之時，至參夷九族而不悔，純忠大節，震爆天壤，童孺婦女皆知感慕而稱述之。其文章具在，炳炳烺烺，揭天地，昭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

　　1931年2月7日夜，龍華上海警備司令部，密集的槍聲中，一群革命者高呼著口號倒下，其中就有著名的“左聯五烈士”。魯迅先生悲憤寫下：“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他還寫了《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特別提到柔石回鄉見母親的事。在獄中，柔石千方百計托人帶出紙條，讓自己的戰友們無論如何要瞞著在鄉下已經瞎了眼的母親，萬一自己犧牲，決不能讓母親知道這個消息……此後，魯迅與他的朋友們一直替柔石贍養母親，她到去世還不知道兒子早已遇害。上海學者吳基民深入挖掘這段歷史細節時，感慨道：“這是一段多麼令人感慨的往事啊，不能現在一提及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總是津津樂道于歌舞升平，而不觸及這樣悲愴的往事，否則，真是歷史的悲哀！”

　　柔石是方孝孺臺州同鄉，原名趙平復，“柔石”是他的筆名，取自他家鄉一座紀念方孝孺的名為“柔石金橋”的石橋。柔石曾自述，取此筆名就是為了繼承方孝孺精忠報國的精神。

　　熊月之説：“方孝孺書寫了江南文化中剛強勇猛的壯美篇章，他的事跡極大地豐富了江南文化的內涵。眾所周知，江南文化既有小橋流水、鳥語花香、庭院深深、斜暉脈脈的優美，也有獨立潮頭、劈風斬浪、金剛怒目的壯美。優美與壯美，共同成就了江南文化的優良品質。”

　　精神傳承的力量是無窮的。電視劇《覺醒年代》熱播，熊月之也追劇，説起陳延年慷慨赴死、誓死不跪的往事，他感慨説，陳延年是一個共産主義戰士，也是一個在江南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優秀青年，“他就是方孝孺式的人物！”

不逞匹夫之勇，不負家國大義

　　2020年疫情期間，有人援引數據調侃，説“上海口罩購買人數第一”。有一句話刷屏了：“很喜歡一個城市的兩面，一點的事就怕死，如履薄冰；天大的事不怕死，舍生取義。”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口罩供應一度緊張。2020年2月，上海松江區車墩鎮的一家口罩廠來了一群身份各異的“臨時工”——外企財務總監、全國三八紅旗手、創業者、大學生、聽障人士……他們從各區驅車前來，不眠12個小時，生産了30萬只口罩。

　　上海人很少逞匹夫之勇，但是，面對家國大義，毫不含糊。

　　1955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學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定，毅然西遷至西安。1400多名教工，特別是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率先垂范，近3000名學生義無反顧地登上“向科學進軍”的西行列車。學校領導、學術帶頭人身先士卒，17位黨委委員中有16人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等佔教師總數70%以上。當時西安各方麵條件還很艱苦：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用水非常緊張。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園草叢中亂跑，半夜甚至能聽到狼嗥；冬天教室僅靠一個小爐子取暖，洗臉水得到工地上去端……但這些都難不倒以江南籍貫為主的交大師生，很快，一首《憶江南》唱遍西安：“長安好/建設待支援/十萬健兒湖海氣/吳儂軟語滿街喧/何必憶江南！”

　　西遷時，交大王季梅教授的夫人剛做完腦部手術，身體極度虛弱，他完全有條件申請留在上海，但他踴躍報名隨校西遷，第二年又將全家遷居西安。他在大西北從事真空電器和熔斷器教學研究工作50余年，桃李滿天下，研究論著等身，多項科研成果填補國內空白，為交大真空電器教育事業及中國電真空工業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被譽為“中國真空電器之父”。1957年剛滿38歲的陳學俊院士，是當時西遷教授中最年輕的一位。臨行前，他與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慶，將他們的房子無償上交上海房管部門，帶著4個孩子隨校西遷。

　　許多交大教師，從此扎根在西北大地，為一事，盡一生。

　　上海人愛説，“上海是全國的上海”。國家是“大家”，上海是“小家”——並非虛言，在這個巨大的移民城市，居民對上海與老家往往是“雙重認同”，愛上海、愛老家、愛國家，渾然一體。

　　上海解放之初，全國支援上海，打贏了經濟仗。接下來，工業化始終居于全國前列的上海貫徹中央指示精神，從“全國一盤棋”戰略出發，盡心盡力支援全國。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到1958年，上海動員支援內地的勞動者共計150多萬人，為各地培養藝徒13萬人。支援人才中，包括很多領導幹部，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黨委書記趙明新就是從上海調過去的，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從1953年到1962年，上海一些大型企業，每每組成幾套同樣的領導班子，然後成套地輸送到各地，幫助建設如洛陽柴油機廠、武漢機床廠、武漢造船廠、哈爾濱電機廠等大型企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根據中央做出在全國建設大小三線的決定，上海全力參與了共和國經濟史上這次極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過程，承擔了大三線建設的304個搬遷項目，小三線建設的55個項目，一大批上海人“打起背包走天下”，奔赴生活、工作條件遠差于上海的內地和邊疆。除了工廠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上海商業企業、文化單位、學校、醫院等，先後遷往內地，為推動中小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加快國家工業化進程，做出特殊貢獻。

　　沒有血性，能做到這一點麼？

沒有點血性，談何“先行先試”？

　　在上海閔行區的上海電氣上重鑄鍛有限公司裏，足足有六層樓高的萬噸水壓機，歷經一甲子鐵與火的洗禮，仍然威武雄壯。

　　萬噸水壓機是上海先行先試、改變新中國落後面貌的一個典型案例。

　　大水壓機在工業領域幾乎是“下蛋老母雞”一樣的存在，但在沒有大水壓機的年代，我國想要制作大機器，大型鍛件就得從國外進口。外國人知道奇貨可居，就處處卡中國。不能受制于人！1958年，時任煤炭工業部副部長的沈鴻寫信給中央領導，建議自行建造萬噸水壓機。很快，中央批準同意，並把任務下達到上海，白手起家制造中國第一臺1.2萬噸水壓機。

　　當時，設計人員幾乎沒親眼見過萬噸級的水壓機，可以參考的資料少之又少。上海集合了來自江南造船廠、上海重型機器廠等幾十個工廠的技術力量，創造了許多“土洋結合”的方法，因陋就簡，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攻關過程中，上海一批優秀的技術工人也因此脫穎而出。萬噸水壓機從1962年6月正式投産以來，滿檔工作至今，曾為我國第一個核電站提供大型鍛件，為“兩彈一星”提供制造支撐。

　　“關鍵時刻，上海總是承擔國家使命。”著名學者、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統説，回望百年，上海有兩次歷史性的轉型。第一次是1949年共産黨解放上海，遇到很多新問題，黨的幹部表現出了很強的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比如，鑒于當時上海治安惡劣，搜捕盜匪的同時，人民政府開展戶口清查，通過校正、增補、實時記錄，上海逐步建立起全新、嚴密、完整的戶籍管理制度，為新中國的社會治理起了示范帶頭作用。可以説，從不會到會，從接管到創新，上海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和城市管理方式，直接影響到新中國的建設管理。第二次轉型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改革開放全面起飛，上海從後衛變前鋒，承擔使命，先行先試，從土地批租到引進外資再到全面開放，向全世界敞開胸懷，人才匯聚，萬商雲集，迎來了又一次騰飛。

　　土地批租，在當年屬于“破冰”性質，有人認為搞土地批租就是搞“租界”，甚至還有人説不能當“當代李鴻章”。主持此項工作的同志，不得不反覆解釋：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通過轉讓獲得建設資金，這是世界上包括發達國家在內通行的辦法；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與“租界”和“治外法權”有著本質的區別，“租界”是把中國的主權出賣了，而土地批租是要投資者接受我們國家的法律和管理，只享有使用權，到期土地仍由國家收回。

　　“破冰”需要勇氣，也沒有辜負勇氣：浦東開發開放的第一步，其原動力就是土地制度創新。當時，開發開放浦東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缺乏資金。缺錢，但是有土地，土地能不能生錢？1993年，浦東在全國率先嘗試“土地批租、滾動開發”的創新開發模式，吸附並聚集了大量開發資金和長期投資項目，點石成金，攻克了資金短缺的難題，一舉激活這片沉睡的土地，才有了後來的“浦東奇跡”。

　　沒有點血性，談何先行先試？

　　2021年7月15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援浦東新區高水準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正式發布，賦予浦東新區改革開放新的重大任務，其中有這樣的話：支援浦東“勇于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要當“開路先鋒”“排頭兵”。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説：浦東要打造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基于原來的新區，它的特點非常突出：一是浦東新區從誕生起就有引領的基因。浦東新區啟動開發時，上海是全國范圍內經濟受指令性計劃管控最嚴的地方之一。上海都能做，全國也能做。從浦東建設全國第一個新區開始，現在的國家級新區已達到19個。2013年全國第一個自貿區落戶浦東以來，全國范圍內的自貿區已達到21個。可以説，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和這個地方先行先試的發展歷史是一脈相承的。

　　沒有血性，談何擔任“開路先鋒、排頭兵”？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城市發展的定位，由國內多功能中心、亞洲經濟貿易中心，到一個龍頭、三個中心，再到一個龍頭、四個中心，進而到五個中心，內涵越來越豐富，等級越來越高，使命越來越遠大。這些中心既是國內的，又是國際的。作為國內中心，上海除了要在這些領域爭創一流，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即胸懷全國、服務全國。作為國際中心，無論是工業、金融、貿易、航運，還是科技創新，上海都必須代表中國到國際舞臺上去發展與競爭。大體上每隔10年，上海城市定位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每一個新的臺階，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上海的自覺。

　　沒有血性，談何承擔使命？

精神之力，生生不息

　　1927年7月2日傍晚，上海大雨滂沱，一個英俊青年匆匆回家，渾然不知家中已經布滿了特務。情急之下，這位青年的岳母趁敵人不備，撲向窗臺，用力把花盆推了下去，發出警報信號。然而，大雨的聲音淹沒了花盆掉落地上的聲響。青年沒有聽見，照舊像往常一樣走進了家門，他被捕了。17天後，他從容走上龍華刑場，一路上鎮定從容，高呼口號，劊子手們為之戰栗，狂叫“砍，拿刀砍……”

　　這位青年就是趙世炎，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領導者之一，時任中央委員、江蘇省委書記，犧牲時，年僅26歲。

　　現在的上海，正在迎接國慶節，秋高氣爽，滿城繁華，一派歲月靜好。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悲壯往事，已經非常遙遠。但是，這座城市從未忘記那些犧牲者，紅色，是上海的底色。在龍華烈士陵園，一個當代青年給趙世炎烈士寫去跨越時空的信件：“我知道你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我還是希望你有來生，能夠和我們一起看今天的上海。”

　　今天的上海，精致、華美、雍容。但是，行走在這座城市，觸摸她的脈搏，能夠清晰感受到她深沉的精神之力，她的血性。

　　因為有血性，中華民族才能歷經磨難，延續至今。因為有血性，上海才能打破一個舊世界，建設成一個新世界。相比于國內不少城市，上海歷史不長。風雲際會百余年，上海賡續了中華民族的血性，又因為歷史機緣，讓這份血性具有了上海特色。

　　“85後”上海舞蹈演員朱潔靜，是上海歌舞團原創舞劇《朱鹮》的主演，輕靈飄逸，但她同時又是上海原創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的主演，在兇險的白色恐怖中，她的舞姿張力十足，英勇無畏。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取自地下黨員李白的故事，李白倒在上海解放前夕。朱潔靜説，她先被《永不消逝的電波》劇中人的信仰所打動，繼而又感染了無數的觀眾。她在巡演過程中光榮入黨。今年，建黨百年，《永不消逝的電波》男主演王佳俊也在巡演過程中成為預備黨員，介紹人就是朱潔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