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懷武侯報國志 翼展雲霄旌旗揚
——從稻田到雲霄，航空工業集團成都所，一部跨越半世紀的科技自強史詩
在中國的軍機研製領域，有這樣一家單位一直為人津津樂道。它很年輕，卻設計研製出了殲10、殲20等明星機型；它偏居西南，卻是撐起祖國藍天的“擎天玉柱”；它就是被人們稱為611所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以下簡稱成都所）。
人們不禁深思：“這閃耀於東方天空的成就，是如何做到的呢？”
這一切，或許要從55年前那個春天説起。
緣起：自立自強來時路，從“躬耕”與“結廬”開始
1970年5月，時值仲春，地處北國的瀋陽已是一片新生命萌動的景象，在一個無人注意的站&上，一輛載着300多人的神秘專列悄然出發，鏗鏘的車輪聲難掩乘客們的萬丈豪情，從東北一路南下，直奔成都。
這輛神秘專列的乘客們，正是為了推進殲9飛機研製工作而南下的“殲9大隊”。
1970年5月，成都所首批主力隊伍和物資器材從瀋陽到達成都 拍攝：姜鳳祥
到達成都後，“殲9大隊”入駐原空軍028航校舊址——這便是成都所的前身。武侯祠旁，一朵“自立自強”之花落地生根。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自力更生的精神是當時成都所全體人員的“寶貴財富”。據親身經歷過建所初期那段艱苦歲月的老同志謝品回憶，當時為了改善生活，“大家種過水稻、油菜、紅薯……我們的豆腐和饅頭都做得很好，還去過北大荒的空軍農場勞動，給大家‘掙’糧食。房子也不夠住，大家還在老師傅的指導下自己蓋房子”。
與諸葛武侯做鄰居，“躬耕”與“結廬”也成了成都所的起點。
除了吃與住，當時的成都所還很缺乏工作設備。謝品回憶，當時他還曾帶着設計人員和工人跑到成都滑翔機廠去求助，共同製造風洞模型。
成都所武侯園區 攝影：張祖德
但艱苦的條件不會擊敗強者，只會令其更有鬥志。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時的成都所全體人員邊建設、邊生産、邊科研，積極地開展殲9的科研工作。
受當時種種實際因素影響，殲9項目最終沒能飛上藍天。但是，殲9飛機的研製還是為成都所、為我國航空工業留下了兩大寶貴財富。
第一個財富是“鴨式布局”。
在殲9飛機技戰術指標的變化過程中，面對當時的指標要求，成都所科研人員在反復討論技術布局後，提出了“在無尾飛機機翼的前面加一個小翼，以改善飛機升力特性”的方案，這便是“鴨式布局”。這一布局，不但在我國沒有先例，就是美蘇等航空技術先進國家也沒做過。談及此事，謝品笑稱：“當時國際上類似的設計只有瑞典的薩博-37，但它那個鴨翼是‘死’的，我們這個是獨創。”
後來，儘管殲9研製被迫終止，“鴨式布局”卻在殲10、殲20等型號上傳承下去，並將其優勢發揚光大。
第二個財富是“攔射武器系統”。
當時，美蘇等航空技術先進國家已經開始向“超視距空戰”轉變，但在中國，與殲9同時代的殲8在設計時仍然使用機炮作為主攻武器，導彈只是超載武器。但成都所團隊在研製殲9的過程中，則為其研發、配套了“攔射武器系統”，並以其為作戰的主要武器系統。謝品&&：“作為後發國家，這是我們後來探索‘超視距空戰’的重要一步”。
殲9研發工作現場
也是因為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宋文驄曾&&：“沒有殲9作為基石，就不會有殲7Ⅲ和後來的殲10！”
塑造：從殲7Ⅲ到殲10，“危急存亡之秋”的敢於擔當
1978年6月，當時的三機部決定要對殲7進行大改，確定由成都所與3個兄弟單位共同成立殲7飛機大改系統工程設計室，任命王南壽為第一總設計師，任務被正式命名為“殲7Ⅲ型飛機”。
然而不久後，就有人提出異議，要把“參照設計”的指導思想改為“全面測繪”，導致設計工作無法進行。1979年初，兄弟單位工作人員陸續撤回，12月，王南壽調往北京工作，殲7Ⅲ的研製陷入群龍無首的窘境——而當時，整個中國戰鬥機的研製工作，也同樣處在對國外同行“望塵莫及”的窘境中。
1981年10月，時任成都所副所長、總設計師的宋文驄被任命為殲7Ⅲ型號總設計師。“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臨危受命的宋文驄記得隔壁武侯祠墻上鐫刻的諸葛亮《出師表》中有這樣的句子。
宋文驄曾回憶過那段時間的心路歷程：“你們看過《考克斯報告》嗎？報告中説，你不要怕中國人，中國人還早呢！他們沒有先進工藝、先進材料，沒有大系統的綜合能力——知恥而後勇，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追，只能幹！再不追、再不幹，人家也不會來同情你、施捨你，在前面等着你呀！”
何以追趕？唯有自強！
接受任務後，宋文驄團隊在短短兩三個月裏，行程數千千米，調研走訪了8支空軍部隊和34個相關單位，明確了空軍所需的飛機戰術技術要求。之後，宋文驄等人又趕赴北京，向領導匯報了殲7Ⅲ飛機總體方案，為殲7Ⅲ飛機的自行研製定下了基調。
宋文驄後來曾説：“在搞這個型號時，我就意識到，我們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飛機，要趕上別人大量裝備的第二代飛機，這和過去有質的不同。既然是這樣，我就首先告誡自己，也告誡搞設計的同志們，全過程必須按自行設計進行。”
殲-7C飛機
1984年4月26日14時，殲7Ⅲ在成都首飛成功。1988年殲7Ⅲ設計定型並交付部隊使用，是成都所首架成功首飛並交付服役的戰機。
然而，彼時的宋文驄和設計研製團隊並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擔上了另一副千鈞重擔——研製殲10戰機。
殲10的故事，要從1982年的初春説起。
當時，宋文驄正在貴州的中國航空科研與生産基地，為殲7Ⅲ飛機的試製做技術交底工作，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要他赴北京參加新殲方案論證會。當時傳達的信息是，方案已經基本定了，只是叫成都所去幾個人，“參謀參謀，完善一下方案”。
1982年2月，新殲研製方案評審論證會在北京召開，成都所宋文驄、成志明、謝品和王子方應邀參會。
讓宋文驄有些措手不及的是，會議前的預備會之後，相關領導突然找到他們：“你們有沒有方案匯報？”
宋文驄有些詫異：“我們不是只參加方案評審嗎？”
領導答道：“這次會議各級單位都很重視，來了這麼多專家，你們所組建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畢竟也是戰鬥機研究所呀！既然來了，機會難得，正式會上，你們把對新殲研製的基本想法談一談吧。”
於是，宋文驄獲得了15分鐘的發言時間。謝品從兄弟單位借來了明膠片，幾個人連夜從帶來的資料裏，將鴨式布局飛機的圖形、基本數據重要性能曲線摘錄下來，謝品還徒手畫了新殲方案俯視圖和性能表。
宋文驄在傳記裏回憶道：“國家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拿出這麼大一筆錢搞新殲研製，實在是不容易啊！我們要搞，就要搞一架像樣的飛機，搞一架能在未來10年或20年都不落後於世界的飛機，我們要從學習模仿的傳統思維裏跳出來，搞一架真正由中國人自行設計的先進戰鬥機！”
這一思路，讓宋文驄的發言在正式會上獲得了熱烈的掌聲，新殲方案也從“基本定了”變成了“繼續論證”。
此後，新殲開啟了長達兩年的論證。直到1984年2月，在河北涿縣桃園賓館召開的新殲布局方案會議上，成都所的鴨式布局方案被最終確定為新殲方案！它，便是後來締造空中傳奇的殲10飛機。
涿縣，桃園，歷史往往充滿巧合，往事越千年，又一段花落成都的傳奇，從這裡啟航。
1986年7月14日，宋文驄被正式任命為新殲（殲10）總設計師。這一年，他已經56歲了。
當時，也有人問過宋文驄，“年齡不饒人哪，這架飛機能在你手裏最終定型嗎？”宋文驄笑着答道：“能不能在我手裏定型，我説了不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通過這架飛機的研製，中國一大批現代飛機設計研製的人才肯定會成長起來！”
後來，殲10工程團隊培育了大量的年輕人才，他們接過了老一輩航空人手中的接力棒，成為殲20等型號的研製骨幹。
殲10飛機－朱鵬攝
如今，已經從事飛機設計工作32年的成都所副總設計師任雲松，依然記得研製殲10的那段歲月。任雲松常説：“很幸運，1993年大學畢業後一參加工作，我就加入到了殲10團隊，參與了研製工作。那個時候條件雖然比建所時好很多，但和現在比仍然很艱苦。嚴寒酷暑，大家都在沒有空調的環境裏工作。從殲10開始部裝，我就到成飛配合生産，每天早上七點出發，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這畢竟是我國第一個自主研製的型號，面臨着很多問題，也有很多的壓力，所以1998年3月23日，殲10首飛成功的時候，我非常激動！儘管後來我經歷了更多首飛，但最讓我激動的還是那一次！”
殲10立項時確定下了三大目標：研製出適應2000年後作戰環境、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新一代飛機；建立第三代飛機研製、專業配套的先進殲擊機研製基地；培養一支素質高、技術精、作風硬的航空技術人才隊伍。
從殲10系列化及其後續型號的發展來看，這三大目標已經全部實現。
任雲松在談及此事時&&，而除此之外，殲10還有一大貢獻，就是為中國戰鬥機的生産打造了全供應鏈體系，牽引了國內成品廠、材料、元器件等領域的全面升級進步。
歷史不會忘記，成都所在中國戰機發展的“危急存亡之秋”，以自立自強之精神，做出了繼往開來的重要貢獻！
躍升：航空“隆中對”，讓中國戰機“會當凌絕頂”
遠見，是自立自強之眼。來到成都所，最直觀的感覺就是，無論是耄耋長者還是青年才俊，大家對“未來”都有着充沛的探索精神。如同諸葛亮未出隆中而早知未來天下大勢一樣，成都所自建所之初，就非常注重對未來發展的戰略探索。
成都所青年科研人員和宋文驄院士在一起
談及此事，謝品笑稱：“現在有句流行語叫“細節決定成敗”，我不是很贊成，我認為應該是“方向決定成敗，細節決定好壞”。因為方向的失誤幾乎無法挽回，而細節的失誤通過人的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在研製殲9時，我們搞出了‘攔射武器系統’，但是這套系統怎麼運用，我們並不清楚。所以，我就向所裏打了個報告，建議成立“戰術性能和遠景發展”專業小組，專門研究空中作戰和未來型號的發展。
這一建議獲得了時任成都所領導班子的支持。當時的副所長謝光回復道：“這項工作很重要，但是也很艱難。要知道，做這項工作意味着隱姓埋名，因為你們研究的是未來二、三十年的裝備，因此必須高度保密，等這型裝備立項成功了，你們就該去研究下一個項目了……這樣的情況你能接受嗎？”謝品笑着擺擺手，&&沒問題。
這樣的小組，其核心工作就是預研。而今，我們已經對“更新一代、研製一代、預研一代”的工作方針耳熟能詳，當時的成都所，則已經將這樣的作風壓實到了基層工作中。
殲9下馬後，宋文驄要求戰術性能和遠景發展小組廣開思路進行新方案探討，支持各種創新想法，要求每年都有幾個新殲設計方案，以便必要時選用。這些方案為後來殲10和殲20方案的確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殲-20飛機 攝影：朱鵬
預研，是合理的“搶跑”。在視野廣開、百花齊放的創新“東風”吹拂下，在預研小組的支持下，成都所的飛機研製事業，堪稱芝麻節節高——2011年1月11日，殲20首飛成功。其實，在殲20的預研工作啟動時，殲10甚至還沒有完成首飛。而著名的殲10C戰機，其首飛時間甚至更早于立項時間。進入新世紀後，成都所的這一優勢，也自然延伸到了無人機領域。
聶勇剛，2000年進入成都所工作，對此深有感觸：“近年來，無人機在軍事等領域大放異彩。其實早在1996年，成都所便已經開始了無人機領域的研究，根據當時的作戰需求開展論證，並提出了系列解決方案，這也為後來我們一系列無人機型號的涌現奠定了基礎。”
創新，是成都所的發展之本、立所之魂。
聶勇剛&&，“在我國軍用無人機領域的探索階段，前幾款大型無人機大多都由成都所承擔研製任務。作為航空裝備的新領域，當時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設計、研製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只能一個一個“石頭”去摸，一個一個“坑”去填……沒日沒夜地幹，最終摸索出了屬於我們自己的、一整套全新的大型無人機研發流程。”
攻擊-2 攝影：朱鵬
自立自強，就是要“蹚”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如任雲松所言：“2024年，亮相那一屆中國航展的殲20S，作為一款雙座機，走的是一條跟傳統雙座機不一樣的路線，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需求來進行設計的，這也證明了我們的軍機研製已經完全脫離了外國軍機的‘影子’。”
《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殲10、殲20等型號的研製成功，也讓成都所實現了“從望塵莫及到望其項背，再到並駕齊驅甚至創新超越”的重大跨越。今天，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探索一代、預研一代、研製一代、生産一代”的“四個一代”戰略指導下，成都所必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斷推出更多的國之利劍！
發揚：江山代有才人出，讓夢想突破大氣層的“小字輩”
青年，是未來，是希望。
成都所一路走來，正因為有着老一輩航空人篳路藍縷、百折不撓的精神奠基。那麼，成都所青年一代航空人能否繼承這種精神，繼續在“自立自強”之路上奔跑下去呢？
無偵-7 攝影：朱鵬
經常和年輕人一起工作的聶勇剛，或許能替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當我們開始探索無人機領域的初期，幾個型號總師常常帶着一幫年輕人攻關，我當時也是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員。事實上，在宋文驄等領導的倡導和帶領下，成都所一直非常鼓勵年輕人去闖、去幹，在經費和政策上都予以支持，很多後來非常成功的型號都是由此而來。”
聶勇剛這樣表達現在到未來，航空裝備領域創新的難度和重要性：“對於青年航空人來説，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體現在敢於並且能夠堅持持續不斷地創新上。如果説航空科技像一棵蘋果樹的話，現在讓我們伸手可摘的果子已經越來越少了，這就需要我們去研究到底去摘蘋果樹高處的哪顆果子，要怎樣搭梯子才能順利摘到。在前輩的基礎上，分析新的需求、研究技術解決途徑，不斷創新，持之以恒地堅持完成技術突破，最終摘到那顆最甜的‘蘋果’。”
大霧中工作的科研人員
至於年輕人還能不能吃苦、肯不肯奮鬥，聶勇剛是這樣回答的：“我們的無人機團隊裏有很多年輕人從事航空事業，我們試驗、試飛去的地方大多都是偏僻艱苦的，比如沙漠戈壁，白天熱得燙腳，晚上冷得發抖。項目節點緊張的時候，我們在試驗室和外場的工作計劃都按小時排，24小時連軸轉，人員輪休但設備不休，很多人都在試驗室、機庫打地鋪，睏了小憩一會，醒了接着幹……”
這樣的工作場景，充分詮釋了什麼是無私奉獻，什麼是熱血青春。
在環境的磨礪下，在氛圍的感召下，成都所新一代的航空人已經不滿足於將探索的腳步停留在大氣層內——“昊龍”貨運航天飛機的亮相，讓成都所向九重雲霄之上的太空發起了進軍。
“昊龍”貨運航天飛機
從武侯到青羊，這群航空人自立自強的輝煌之路仍在繼續，自立自強的輝煌之路必然成功！
我們也相信，自立自強不只是成都所的精神財富，也是幾代中國航空人的精神財富，是滋養中國航空工業磅礡奔涌、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激勵着全體航空人在新征程上繼續書寫強國強軍的歷史新篇。（王靜宇 彭文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