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5月4日到了，我們的國家呢？告訴我，巴勒斯坦國在哪？”前駐中東記者馬曉霖在《巴以生死場》一書中記錄了一位名叫穆哈默德·卡拉維的老人在1999年5月4日這天的游行中發出的質問。根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簽訂的《奧斯陸協議》，巴勒斯坦人本該在這一天結束為期5年的過渡自治，實現獨立，然而這一夢想始終難以實現。巴以雙方的最終地位談判一直裹足不前，和平進程似乎走入了“死胡同”。巴以雙方為何都如此難以作出讓步？其內部矛盾和競爭又如何為和談設下了道道阻礙？
“土地換和平”的奧斯陸和平進程名存實亡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組織”）成立於1964年，其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派別便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巴解組織曾以解放歷史上的整個巴勒斯坦為其戰略目標，然而隨着地區和國際形勢變化，以及前四次中東戰爭中的接連失利，該組織逐漸放棄這一目標，轉而謀求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並於1974年的阿拉伯首腦會議上被確認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1988年11月，巴解組織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獨立巴勒斯坦國，但與此同時也承認包括1947年聯合國分治決議在內的多項決議，間接承認了以色列存在的權利，接受通過“兩國方案”解決巴以衝突。然而，由於一輛猶太人的卡車在1987年12月闖入加沙地區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爆發第一次群眾投石起義，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等武裝組織在此期間創立。
當地時間3月31日，約旦河西岸阿爾拉姆，巴勒斯坦人爬過阿爾拉姆的隔離墻。（視覺中國）
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巴解組織和以色列政府於1993年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後又簽署了《加沙和傑裏科先行自治協議》《擴大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自治範圍的協議》等，解決巴以衝突的“奧斯陸模式”逐步形成。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以方承認巴解組織代表巴人民的權利，雙方開始了以“土地換和平”為核心原則的奧斯陸和平進程。
《奧斯陸協議》的簽訂曾在以色列和中東地區引發了一波樂觀情緒，推動了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關係的解凍，也在實現初步和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於1994年成立，作為臨時政府，分階段在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實施有限自治。以色列國防軍也撤出了大部分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地區。時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總理拉賓、以外交部長佩雷斯還因此共同獲得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許多巴勒斯坦人對《奧斯陸協議》並不滿意，因為他們認為協議給予他們的不是國家地位，而只是一個模糊的巴勒斯坦實體的分階段自治。而以色列右翼更是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為阻止和平進程，1994年2月，猶太極端分子在希伯倫殘殺巴勒斯坦人。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時任總理、左翼工黨領導人拉賓被猶太狂熱分子暗殺。有分析稱，拉賓是當時唯一有威望要求公眾支持和平進程的人物。但也有觀點認為，雖然以色列左翼同意巴勒斯坦建國，但他們主張的巴勒斯坦國與主權國家相距甚遠，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事治理。
巴以雙方進行最終地位談判的時間表早在《奧斯陸協議》中就已給出，但直到1999年9月巴以最終地位談判才正式啟動。由於談判涉及雙方民族、主權、安全、經濟以及宗教爭端等諸多複雜問題，想讓任何一方讓步都很困難，加上極端勢力的阻撓和政局多次變化，談判一直沒有進展。2000年7月，巴以戴維營談判失敗。僅2個月後，在巴以關係緊張之際，時任以色列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的沙龍強行訪問阿克薩清真寺，導致巴以大規模武裝衝突，巴勒斯坦民眾發起第二次“大起義”。此後和談屢次重啟，又屢次中斷，奧斯陸和平進程名存實亡。國際社會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議”“中東和平路線圖”等解決方案，但均未取得成果。
“綠線”和隔離墻之間住着2.5萬巴勒斯坦人
耶路撒冷作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地，在歷史上是一座命運多舛的城市。因其地位特殊，聯合國曾把耶路撒冷列為“在特殊國際政權下的單獨實體”，由聯合國管理。在1948年爆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耶路撒冷被一分為二，外約旦（現在的約旦）控制了包括老城在內的東耶路撒冷，以色列控制西耶路撒冷。而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東耶路撒冷也落入以色列手中。
至此，以色列已形成對阿拉伯陣營的戰略優勢，“大以色列觀”影響力逐漸擴大。巴以雙方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1980年，以色列立法認定耶路撒冷是該國“永遠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同年就被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否決，目前大部分國家駐以色列的使館均設在特拉維夫。為確保對東耶路撒冷的控制，以色列一方面在該地區推行“去阿拉伯化”政策，不斷消除該地區的阿拉伯元素，限制阿拉伯居民的居留權益；另一方面推動該地區的猶太定居點與隔離墻建設，塑造當地的猶太屬性。
土地是巴以雙方博弈的關鍵點，擴建猶太人定居點也是以色列佔領土地、分割巴領土、控制水資源、擴大防禦縱深的主要辦法。猶太人定居點是封閉的軍事區，巴勒斯坦人如無特別許可不得進入。在以色列各個猶太人定居點和城市之間，有現代化的道路交通網連接。這些道路一般繞過巴勒斯坦村鎮，其中很多道路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從而將巴控制區分割成一個個孤島，其中較大的兩塊區域便是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
佔領土地的同時，以色列還實施安全隔離墻計劃，該隔離墻高約8米，全長約700公里，由柵欄、溝渠、鐵絲網、電子監控系統、巡邏道路等構成。隔離墻原本計劃沿1967年停火線（即“綠線”）修築，將巴勒斯坦地區與以色列隔離開，但實際建設中隔離墻延伸進巴領土，將約旦河西岸9.4%的領土劃到以一側，近2.5萬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綠線”和隔離墻間的封閉區域。
在1996年的大選中, 出於對“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搞恐襲”的擔心和對工黨政府所倡導的和平進程的失望, 以色列民眾將選票投給了奉行強硬政策的利庫德集團。有巴勒斯坦人坦言：“我不相信利庫德和工黨誰比誰更好，只能説誰比誰更糟。”在利庫德集團執政時期，主張吞併約旦河西岸、反對巴獨立建國的思潮日益成為以色列的政治實踐。特別是內塔尼亞胡2009年重新執政以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更加強硬。2017年2月，以議會通過法案，將約旦河西岸所有未經政府批准的猶太人定居點合法化。
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是巴以最終地位談判中的又一難題。第一次中東戰爭後，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落他鄉，成為難民。最初的巴勒斯坦難民産生距今年代已很久遠，許多當初的難民甚至已有了第五代。巴勒斯坦難民主要分佈在以色列（1949年停火線範圍）、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以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周邊阿拉伯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到2016年，僅在聯合國登記的巴勒斯坦難民人數就已達590萬人。巴方認為，以色列應對難民問題承擔主要責任，並主張所有難民都有權回歸巴勒斯坦。而以色列否認這一説法。並且為保持國家的猶太特性，以方不承認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主張讓難民就地安置。以色列還控制着巴勒斯坦的邊境，甚至不允許難民進入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不給他們簽發入境簽證。
內部矛盾使巴勒斯坦無力應對以色列
除了巴以雙方在耶路撒冷地位、猶太人定居點、邊界劃分、巴勒斯坦難民等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外，巴勒斯坦內部還存在着以巴解組織為代表的世俗主義和以哈馬斯為代表的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激烈博弈。有分析認為，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受制於內部矛盾，無力應對以色列。
由於巴解組織號召力下降，哈馬斯贏得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員會選舉，獲得了自治政府的組閣權。在巴勒斯坦的國家性質、對以態度、內部權力分配等核心問題上，哈馬斯的立場都與巴解組織很不同。巴解組織致力於建立世俗、民主和多元的現代民族國家；哈馬斯的鬥爭目標是建立伊斯蘭國家。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主張通過和談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獨立國家；哈馬斯則拒絕承認任何猶太國家的合法性，反對和談，堅持通過武裝鬥爭消滅以色列，在從地中海到約旦河西岸的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國。
哈馬斯的崛起改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版圖。2007年，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加沙地帶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哈馬斯奪取了加沙地帶的控制權，巴勒斯坦分裂成法塔赫統治的約旦河西岸與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兩部分。哈馬斯堅持“抵抗和聖戰”才是巴勒斯坦實現解放獨立的唯一出路，並通過挖掘地道等途徑進入以色列，對平民發動襲擊，還多次向以境內發射火箭彈。針對平民的暴力行動成為巴以和平進程的嚴重阻礙，也使哈馬斯被美國、英國等國列為恐怖組織。
對於哈馬斯等的極端暴力行為，以色列還以報復性軍事打擊，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社會經濟，使加沙地帶遭受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基本淪為一所巨大的“監獄”。在嚴厲打擊哈馬斯的同時，以色列卻偶爾對法塔赫網開一面，使巴勒斯坦兩派更加不和。根據相關歷史書籍，不少以色列人無法接受哈馬斯獲得的新地位，以色列領導人責怪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沒能按照《奧斯陸協議》的規定制止哈馬斯，並不定期地關閉巴勒斯坦居民進入以色列領土的通道。一方面，這的確減少了暴力活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巴經濟嚴重惡化。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仇恨加劇，還遷怒於巴解組織，使哈馬斯“漁翁得利”。
除了法塔赫與哈馬斯的不和，巴解組織內部紛爭也是影響巴勒斯坦人團結的重要因素。巴以和平進程停滯、經濟和社會生活水平惡化及腐敗等問題，損害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和老一輩領導人的權威。巴勒斯坦民眾第二次“大起義”表明，巴解組織內年輕一代領導力量開始挑戰老一代領導人，圍繞接班人問題進行的權力鬥爭愈演愈烈。這種內鬥削弱了世俗民族主義陣營的力量，限制了巴領導人對局勢的控制及與以色列談判的能力，也為激進伊斯蘭勢力崛起創造了條件。（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姚惠娜）
